“三年不挪动，就要去活动。”这种在政治上找后台的“手段”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成了“向上攀升”的捷径。
近日，中纪委机关报刊文指出，搞“政治攀附”终将是条不折不扣的不归路。
据笔者梳理发现，“搞政治攀附”——这是2017年5月以来，中纪委通报落马高官的问题时，开始采用的新表述。那么，有哪些官员被指出“搞政治攀附”？
被“政治攀附”摔落在地的官员
第一个被指出“搞政治攀附”的“老虎”，是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中纪委通报陈树隆的问题时称“毫无政治信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政治上攀附、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
此后，“政治攀附”一词又相继出现在了中央纪委通报的其他多起官员违纪违法案例当中：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文科，“为自己提任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为搞攀附输送巨额利益，大肆卖官鬻爵”；
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为搞政治攀附，利用职权为他人及企业提供帮助”；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魏民洲，“搞政治投机和政治攀附，政治品行败坏”。
现实中，还有部分像陈树隆、姚刚这样热衷搞政治攀附的官员。这些官员挖空心思巴结领导，拉帮结派，寻靠山找后台，妄图结成利益共同体，谋求快速升迁。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与陈树隆、姚刚不同，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魏民洲在搞政治攀附时，更多是充当“被攀附”的对象。陕西省西安旅游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大有回忆为了“攀附”魏民洲，他掏空了心思。
为了酷爱面食的魏民洲出差在外能随时吃上一碗面，他安排大厨随行，带着工具和上好食材，以备魏民洲随时想吃就吃。很显然，他费尽心机，大搞攀附讨巧，瞄准的还是魏手中的权力。一名厨师、一碗面，看似简单的一件事，却让李大有实现了“捞取政治资本、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源”等目的。
“政治攀附”何以有市场？
所谓政治攀附，实质就是将自己的前途寄托在他人身上，希望通过他人的升迁来带动自己。但事实却一次次证明，搞政治攀附是条不折不扣的不归路。
搞“政治攀附”，说到底是“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的表现。事实上，一些搞“政治攀附”的人为了实现“攀附梦”，往往从“经济上贪婪”开始。他们知道，只有手中攥着足够的钱，才可能找到“攀附”的台阶；实现了“政治攀附”，则有希望弄到更多的钱。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政治攀附”之所以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总有更高层级的人喜欢“被攀附”。中国纪检监察报文中提到，徐才厚喜好被“攀附”，谷俊山就源源不断地“进贡”，最终成为政治上的“紧密联盟”。然而不管圈子有多大，“攀附”后台有多硬，不走正道最后还不是落了个“凄凉凉、悲惨惨”的下场。
在笔者看来，这些喜欢“被攀附”的领导干部，其实都有以下五大共性：
一是不能慎欲，这些领导干部无法驾驭利益诱惑下膨胀的权力，进而将手中的权力当成攫取私利的工具；
二是不能慎权，他们本着权大于法的心态，搞“一言堂”，以言代法，以权压法；
三是不能慎趣，这些领导干部或追求珠光宝气，或沉迷古玩字画，在个人兴趣爱好的培养上无法节制；
四是不能慎友，在喜欢“被攀附”的领导干部的朋友圈中，广泛充斥着各种公私不分的政商关系，择友时毫无选择；
五是不能慎微，官员在细节方面持有侥幸心理，抵挡不住层层递进的诱惑，直至信念动摇。
打碎“政治攀附”者的黄粱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阻断攀附现象蔓延，首先要铲除“政治攀附”的土壤。地方或单位“一把手”不仅自己要与潜规则划清界限，还要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坚决抵制地方或单位内部出现潜规则。
其次，要堵塞“政治攀附”的通道。加大对相关参与者的惩戒力度以断其“念想”。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完善相关立法，让“权力掮客”失去依附对象和生存空间。
最后，要摧毁“政治攀附”的市场。建立健全民主、科学、公开的选人用人制度，用官场“正淘汰”逼退官场“逆淘汰”，让潜规则不灵，让显规则盛行。对上一级领导干部而言，凡要求下级不做的，自己必须带头不做。只有压缩搞“政治攀附”的空间，“政治攀附”的市场才会渐渐消弭。
在此，笔者必须要给领导干部划个重点。官员与其攀附巴结领导，不如在老百姓身上多花些心思，在干实事、创实业上多下功夫，要知道老百姓才是永远倒不了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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