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坐卧着一座不太知名的山——武周山，但是在武周山南麓，有一段东西绵延1公里的山崖，山崖上矗立着252个窟龛，51000余尊精美的佛像，这些佛像高的能达到17米，小的仅有几厘米。它们姿态各异，或立、或卧，或微笑、或沉思。这里是中国第一个规模宏大的石窟群，是石窟艺术在中国走向全石化的起点，也是佛教艺术在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里，就是闻名中外的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合成中国四大石窟。
在这座流光溢彩的艺术殿堂前，无数的人被它恢宏的气势所震慑。那么是谁在那段山崖上建造起了如此巨大的石窟呢？又是为什么要建造这样一座石窟呢？
在公元398年，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越过长城，入主中原。而汉民族对于当时这个异族政权非常抵触，这十分不利于的北魏政权的统治。所以统治者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赢得汉民族的信任，同时，汉族也需要一个理由来宽容这个用武力征服他们的外来民族。这时候的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选择了佛教，他将佛教奉为国教，在全国统治范围内兴建佛寺，以此缓解民族矛盾。
在政权的支持下，佛教开始发展壮大，这个时候越来越的人为了逃避赋税而选择出家。很快，统治者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此下去，国家必将缺兵少粮，那么又如何能实现王朝的野心呢？如何能够统一全国呢？于是拓跋珪孙子、孝武帝拓跋焘，在公元438年下令和尚还俗，后来又在446年下诏灭佛，凡是和尚，全部杀死，凡是佛像，全部毁坏，后面再有提起佛教的人，一律满门抄斩。仅仅几个月，孝武帝便让数千座佛寺、数万名和尚消失了。这也是我国历史上佛教的第一次灭顶之灾。
然后拓跋焘此举却伤了老百姓的心，也让刚刚在长城里面站稳脚跟的北魏政权再次面临分裂的危险。到了拓跋焘孙子的拓跋俊继位的时候，为了重试民心，便开始重振佛教。而就在此时，拓跋俊遇到了一个叫昙曜的僧人，昙曜对孝武帝灭佛感到很是痛心，立志要重振佛教，所以他和拓跋俊的想法一拍即合。
公元460年，在拓跋俊的支持下，昙曜带领数千人在武周山南麓开山凿石。这数千人将武周山南麓削去了一半，在留下的一半上开凿石窟。当时拓跋俊提出了一个要求，雕刻出来的佛像上面必须要有北魏历代皇帝的影子。这无疑给本就困难的工程又增加了不少的难度，然而这并没有难道昙曜和他带领的工匠们。他们以印度佛为基础，在佛像的嘴角、眉宇间做了细心的修改、雕刻，使印度佛展现出了中国帝王的气派。
这种改变意义重大，因为这种风格非常符合中国人，尤其是汉族含蓄的审美取向，以及追求神似的特点，也使得佛的造像生活化了，这对佛像文化的形成以及流传有着积极的影响。所以通过那种改变，我们现在看到的云冈石窟的大的佛像，比如昙曜五窟的佛像，都是在北魏前面几个皇帝样貌的基础上雕刻的，每个皇帝都有一个象征自己的大佛雕像。
云冈石窟按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早期石窟以昙曜五窟（第16~20窟）为代表，这几个石窟的佛像都是帝王象征，这个时期的佛像在印度佛像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转折。
中期石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时期，当时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以前（471-494年），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进行雕刻。在强大国力的保证下，雕刻出了精美的佛像，并形成了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石窟艺术中国化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
晚期石窟主要是一些中小石窟，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494年），皇家支持的大规模的开凿结束，但是此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凿窟造像之风，尤其是中下层。所以皇家主导的雕刻结束后，后来人继续开凿，而这一时期恰逢孝文帝推动鲜卑族汉化，受此影响，石窟风格明显汉化，而其特征和洛阳龙门石窟有相似之处。这一时期的石窟开凿一直持续到了孝明帝正光五年，即公元524年。
云冈石窟形成了中国早期的石化佛像艺术风格，对后来的石窟艺术、佛像文化、佛教文化的形成以及汉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是中华艺术宝库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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