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讀司馬光的《訓儉示康》，對“廳事前僅容旋馬”一句，印象深刻，這篇文章可以視為司馬光的家訓，文字很樸實，一看就是“君實相公”手筆。
文章是他寫給兒子司馬康的，補充一句，司馬康其實是司馬光的親侄子，司馬光兩個兒子先後夭折，於是將兄長司馬旦的孩子要了過來，過繼為兒子。在司馬光教導之下，司馬康勤勉好學，孝敬父母，很得時人認可。
在中國古代，孝悌是立身之本，孔子對孝的定義是“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所以司馬康無論學問還是做人，都對其父亦步亦趨，這叫“有乃父之風”。
哲宗皇帝
元祐年間，年近四十的司馬康擔任皇帝的侍講，在邇英閣給十歲出頭的哲宗皇帝講課時，他勸小皇帝認真讀讀《孟子》，稱“孟子的書最醇正，講述王道特別明白，很適合讀一讀。”
小皇帝反應也快，表示最近在讀這本書，然後讓講官將其列為必講科目。
邇英閣進講，是皇帝親近文臣的重要途徑之一，形式大於內容，在司馬康推薦下，《孟子》成為小皇帝的法定教材，才是此次君臣互動的意義所在。
蹊蹺也就蹊蹺在這裡。司馬康怎麼會給皇帝推薦《孟子》呢？早在幾年前，他的父親司馬光，還寫過一冊挑戰孟子的著作：《疑孟》。於情於理，跟皇帝講孟子，都不該是司馬康出面來做的事。
溫國文正司馬公
司馬光的《疑孟》現存十來篇，每篇幾百字不等，從元豐五年到元豐八年，司馬光陸陸續續寫了三四年，語言雖然有著士大夫慣有的委婉，但也不乏“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這樣的話，直言孟子主張為了混口飯吃而做官出仕，認定孟子性善論說錯了，還質疑孟子有些話不但不能勸諫君王，反而會被拿來作為篡逆的理論根據。
以司馬光平實無奇的作文習慣，這已經是在吊打孟子了。
明代仇英根據司馬光散文所畫獨樂園
司馬光對孟子的態度，不止於這些著作，他的散文名篇《獨樂園記》，一開始就跟孟子劃清了界限：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若與眾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所及也。
身居高位的司馬光在旁人眼中，自然也算王公大人，但他將花園取名獨樂園，僅僅只在孟子那裡借了個名字，實際上表達的，是和孟子截然不同的快樂觀。
開心都開心不到一起去，司馬光這樣不待見孟子，總得有個緣由。
這裡岔開一下，先說說孟子的歷史地位是如何變化的。
《四書圖說之孟子》
孟子在後世被視為“亞聖”，堂而皇之在文廟裡陪著孔子享受祭祀，這份殊榮可不是一開始就有的。直到北宋中期為止，孟子都和戰國時期的諸子一樣，沒什麼特殊地位，不入文廟，子孫後代也沒有特別封賞，《孟子》一書不算儒家核心經典，也不列入考試範圍。
有個小故事很能體現孟子在當時的地位。據說宋仁宗年間選拔人才，題目裡有一道出自《孟子》，在民間很有聲望的學者李覯不會做，他氣憤不過，說道：“我平生無書不讀，就是不喜歡孟子，這道題肯定出自《孟子》。”
這個故事多半出自虛構，李覯屢試不中，獲范仲淹推薦，才做了國子監的教官，范仲淹在推薦信裡表揚李覯有孟軻、揚雄之風，也沒見李覯甩臉色不去上班。
不過，李覯確實是北宋時批評孟子最激烈的學者之一，能拿出來公開批評，孟子就遠遠沒有達到權威的地位。
有人批孟子，自然就有人捧孟子。隨著北宋社會經濟水平日益提升，文化建設也不能滯後，正如《天龍八部》裡總結的那樣，大宋北有遼國，南有大理，西有吐蕃，西北還有個夏國。跟周邊地區相比，大宋本來就是文化高地，要想自我提升，只能向傳統文化要資源，走內涵式發展的道路。
孟子就是這樣進入了學者們的視野，一時間，從官員到學者，探討孟子成為風氣，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正是司馬光一生的好友兼政敵王安石。
王荊公的帽子很fashion
王安石特別推崇孟子，他曾經為孟子寫了首詩：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
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王安石視孟子為聖人，他存世不多的書信裡，但凡引經據典，差不多都會談到孟子。王安石對孟子的重視，既有情感的共鳴，也有現實的需要。北宋特重“祖宗之法”，仁宗時期的慶曆新政也好，還是其他規模小一點的變革也好，反對者都會抬出祖宗之法作為依據，大帽子一蓋，新政往往就不了了之。
連環畫《王安石變法》
年深月久，國弊叢生，年輕的神宗皇帝想要有一場很大的Change，他與王安石君臣相得，一拍即合，開啟了北宋歷史上最重要的變法，在變法中，王安石一度居於主導地位，搶光了皇帝的戲份，所以教材上甚至稱之為“王安石變法”。
變法需要理論作支撐，王安石挑中了孟子，他搬出孟子的話說，“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然後提出自己的理論架構，那就是應當效法先王為政的本意，而不是執著於已經過時的政策。
孟子學說既然成為王安石的理論依據，拔高孟子的歷史地位勢在必行。王安石的操作很符合當時的政治規矩，神宗熙寧四年，王安石擔任宰相之後不久，實行科舉改革，《論語》、《孟子》列入科舉考試範圍，從此，《孟子》成了歷代考生“五年高考三年模擬”的指定書目。
等到變法後期，神宗皇帝與王安石之間的分歧日漸加大，王安石辭去相位，朝政慢慢回到神宗本人手中。這時候，將孟子扶上神壇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
從鄒國公起步，元朝時，孟子終於成為了亞聖公
元豐六年，孟子被神宗追封為鄒國公，正式享有了現實的政治地位，元豐七年，孟子配享孔廟，國子監和天下文廟塑孟子像，享受的政治待遇和顏回並列。
就在朝廷尊孟基調一步步拔高的同時，閒居洛陽的司馬光陸陸續續寫出了那冊不太為人所知的《疑孟》，寂寞地和時代唱著對臺戲。
元豐八年，神宗駕崩，年幼的哲宗皇帝即位，六十七歲的司馬光回到朝堂當上宰相，一口氣廢除了王安石施行的諸多新法。老成謀國的宰相司馬光，沒有對孟子的地位提出什麼質疑，也許是覺得沒必要，也許是來不及，也許，他對孟子的質疑，只是變著法子出口氣。不然，以孝順著稱的司馬康，怎麼會選擇性遺忘父親那本著作，公開向皇帝推薦《孟子》呢。
支持孟子也好，反對孟子也好，跟古人置氣，最後變成古人，是每一個歷史人物的宿命。正如王羲之說的那樣，“後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
小皇帝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司馬光先後離開人世，他們兩人之間的政治糾葛，繼續影響著後來的政局，直到北宋滅亡，餘波反覆泛起，始終未能平息。
王安石《過從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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