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韓國電影總有改變國家的電影?

為什麼韓國電影總有改變國家的電影?

對比近些年的中韓兩國的電影會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發現,兩國的本土電影都在崛起,但是崛起的方式大不相同。韓國電影主要還是以類型電影為主,把自己擅長的電影類型發揮到了極致。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韓國電影並不畏懼同時期上映的好萊塢大片,大多數的本土電影都能取得很好的口碑和觀影人次,這種本土電影的自信不僅是源自電影人逐漸提升的實力,更多還是因為一個民族日益強大而包容的胸懷。韓國一直都在輸出自己的流行文化,無論是韓劇,還是韓國電影,甚至泡菜都可以在世界佔據一席之地,這種文化的自信當然並非一朝一夕猝然而成。在我看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有著直面黑暗歷史的勇氣。

2013年年底,當我們呼朋引伴去看《私人定製》時,韓國電影《辯護人》上映了:這個日期當然是一種巧合,但是這種巧合卻在豆瓣上催生了一句最佳評論:我們有改變電影的國家,他們有改變國家的電影。這部根據已故韓國總統盧武鉉早年真實經歷改編,以1981年全斗煥軍事獨裁政權執政時期為背景,以當時震驚韓國的“釜林事件”為素材拍攝的電影,公映後頓時引發了新一輪的觀影狂潮,觀影人次高達1136萬,是去年的年度票房亞軍,而且口碑之好,在同類政治素材電影中並不多見。

為什麼韓國電影總有改變國家的電影?

之所以這部電影能夠成為一種年度現象級作品,與這部電影對歷史的敏感程度是有直接的關係。所謂“釜林事件”即全斗煥政府對釜山地區的大學生及大學出身的活動家,以傳閱危險書籍,進行非法集會,涉嫌違反《國家安全法》等理由進行拘留刑訊的事件。當時還是一位平凡稅務律師的盧武鉉在結識了受害學生後受到震動,併為學生們進行辯護,從此走上“人權辯護”的道路。影片開頭時打出字幕說,本片“以真實人物為背景,但內容是虛構的”,著重點出了電影與歷史之間微妙的關係。也讓我們意識到影像與歷史,娛樂與政治如何取得一種合理的平衡。至少在這部影片中,電影成為了大於電影的藝術,超越電影本身的存在,承載了很多不堪重負的歷史。

導演好像覺得歷史太沉重,反而在影片前半個小時故意製造出了一種輕喜劇的風格的假象,無論是配樂、節奏和風格,最主要的當然是宋康昊飾演的窮苦出身的小律師宋佑碩,他的表演也給人制造了一種輕喜劇的幻覺,這種選擇跟後面的風格轉變形成強烈的對比,反而更加凸顯出了一種強烈的歷史宿命感。建築工出身的宋佑碩,在兒子出生那晚,在自己建造的樓房上寫下了“絕對不要放棄”;那一晚,他在附近的一家飯店吃過飯,因為沒法付賬,偷偷跑掉;那一晚,他用手中僅有的零錢,買下了舊書店的一摞法律圖書;那一晚,他痛下決心,決不放棄……七年之後,他通過了司法考試,拿到了律師就業證書,回到釜山開辦自己的律師稅務所。前半個小時的時間,我們看著宋佑碩一步步崛起,在閃回的圖像中回顧他過去的落魄與灰暗,他有了錢買了那套他親手建造的房子,他回去那個小飯館,給大嬸和她的兒子樸鎮宇送去遲來七年的飯錢,跟他們一家接下了緣分。

為什麼韓國電影總有改變國家的電影?

我們完全意識不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就如同我們觀看很多韓國電影最常見的一種生活喜劇類型的影片一樣,我們跟隨著宋佑碩一點點看他成長。他是個小人物,有點急功近利,有點貪錢,是因為小時候受苦太多,他有了錢會一點點報恩,養家,享受天倫之樂。他知道別人都議論他,嫉妒他的成功,他還天真地想著為國家作出點貢獻,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這部電影中,所採用的角色設置讓我們很容易引起認同感,是因為這正是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狀態。他不關心外面發生了什麼,他相信政府,相信媒體,相信新聞聯播的真實性,相信電視和報紙說的都是真的。所以當他看到大學生示威時,他會自然認為這些大學生都被慣壞了,不好好學習,就知道胡鬧。他嘲笑那些讀大學生的做法:“通過示威改變世界,做夢去吧。”

劇情接下來急轉直下,暴風驟雨般撲面而來。他熟悉的飯店大嬸的兒子樸鎮宇,因為參加一個讀書會被秘密逮捕,扣押在拘留所。宋佑碩“不得不”幫助大嬸成為她兒子的辯護律師——所謂“不得不”在我看來,宋佑碩是僅僅出於一種本能伸出援助之手,報恩也好,幫助窮人也好,這些在他看來都是好人的人不應該是罪犯。他開始並無從一個律師的角度認識到辯護人的存在,他只是從人性的角度知道,那個善良羞澀的高中生不可能是一個赤色分子,一個叛國者。他是被動著去了解發生在這個國家的一切,試著觀望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什麼。

為什麼韓國電影總有改變國家的電影?

這其實也是原型人物盧武鉉的真實寫照。當時釜山的22名學生因所謂“左傾學習”被捕,盧武鉉陰差陽錯地作為他人替補進入了辯護律師團,因此成就了他的第一次時局事件辯護。在他的回憶錄中,他說去探望學生時,他受到了難以言表的心靈衝擊。盧武鉉寫道:“學生們渾身傷痕累累,他們甚至無法相信作為律師的我,用恐懼的雙眼一聲不響地看我……世界上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由於氣憤,我的頭腦一片混亂,血液沸騰。”當天夜裡,盧武鉉對妻子說:“慘不忍睹,慘不忍睹啊!我們的兒子也將進入大學,這種社會絕對不應該存在。”自此,我們可以說,宋佑碩完成了思想上的一個從消極自由到積極自由的轉變,完成了從一個稅務律師到人權辯護律師的轉變:如果我們的孩子生活在這樣的社會,我們該如何面對他們的未來?這是一個自私的理由,卻是一個更加令人信服的理由,如果我們自己的孩子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中,我們該如何面對他們的成長?

影片中有一場法庭辯論的戲份註定會在電影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這場戲的精彩程度堪比《殺死一隻知更鳥》中格里高利·派克飾演的白人律師為黑人辯護的場景。同樣為尋求正義,後者是為了批判奴隸制,而前者直接把矛頭指向了那個不義的化身,國家的最高存在。那才是不義的根源,以國家的名義統治人民,以叛國者的名義逮捕人民,同樣以愛國者的名義要求人民相信他們的殘暴統治是合法的。一個政權的荒唐也不過如此。當那位忠心耿耿的警察相信他所有的拷打和刑訊逼供都是為了這個國家的美好服務時,我們意識到愛國主義才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流氓統治著國家,人民如螞蟻,人權律師宋佑碩這樣的公民只能成為叛國者。而關於叛國者最好的臺詞源自好萊塢電影《石破天驚》:“數百年前,華盛頓、傑弗遜等建國者,也被英國視為叛國者,現在他們卻被視為愛國者。歷史將還我們清白。”

影片最終留下了一個希望性的結局,當宋佑碩被看作叛國者逮捕後,釜山的144名律師有99名來為他辯護。這是電影的希望,不是人民的希望。至少,現實中的正義總是姍姍來遲,因為這部電影上映後,釜山地方法院2014年2月13日對“釜林事件”進行了二審宣判,判決當年的5名被告人無罪,距離一審判決已經時隔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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