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究潮商商會組織的成因，對潮商商會組織的歷史演變軌跡進行梳理，並描述當前潮商商會組織的發展現狀，對其發展趨勢做出研判。
一、潮商商會組織的成因
明清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中國十大商幫出現，其中以晉商、徽商、潮商實力最強、影響力最大。這三個商幫都是依靠著販運貿易起家，但是其中晉商和徽商是陸販，而潮商是海販。晉商和徽商在國內的影響力巨大，但是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非常小，潮商是中國唯一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且不斷延續的商幫。形成潮商商幫的原因可以通過地緣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來討論。
（一）地緣因素
潮汕地區位於廣東省東北部，東北與福建省接壤，東南瀕臨南海與臺灣省隔海相望。潮汕地區自古便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俗稱“省尾國角”，指其位於國防門戶，又是遠離省城的東北邊陲。清人顧炎武概括為：“（潮州）府介閩粵之間，為門戶之地。負山帶海，川原饒沃，亦東南之雄郡也。”潮汕地區雖然位居廣東境內，但地理位置相對獨立，具有既封閉又開放的地理特徵，所以其文化體系與廣府文化並不相一致。潮汕地區土地相對肥沃，但人口密度極高，人多地少的殘酷現實使得潮汕人不得不墾山圍海，精耕細作，發展多種經濟作物。無奈資源短缺是不可調和的矛盾，潮汕人只能另覓求生之路，務工、仕進、經商、出洋都是潮汕人尋常活路，除了展現他們勤勞刻苦、精明靈巧的優點外，又有鋌而走險、投機取巧的一面。
潮汕地區擁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線，除了漁業資源豐富外，發展海上航運的潛力也很大。但是在海上貿易巨大利益之下，同時存在著與之相對應的風險。由於海上的環境變幻莫測，經常面臨著驚濤駭浪、颱風、甚至莫名的海獸襲擊，勞力與技術等硬件條件的限制，海上的貿易活動經常經歷的是生死的考驗。但是潮人培養和鍛煉出了各種適應能力和生存技能。在與大自然的較量之中他們形成了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和同舟共濟的團隊精神。潮商合資購買船隻以及海上作業的工具，或者合資購買貨物。大商人資本雄厚，他們往往與中小商人合作，有大商人出船或者出資供中小商人出海經營，賺取豐厚利潤，而中小商人也借船出海，賺取屬於自己的那份“經營之息”。這種共同承擔風險的盈利方式由於沒有具體的規章約束，依靠的是商人之間的合作和誠信，長期以來的誠信合作更加鞏固了潮商的團體互助意識。潮汕人所處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決定了他們特殊的生存方式，正是這樣的方式促使了潮商的團結，為商幫組織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文化因素
潮汕文化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系統，它的形成是本土文化與移民文化的多次影響、吸收和融合的長期過程，隨著歷史人文的變遷一直不斷髮展著。潮汕地區遠離中原腹地，故其本土文化基礎較為薄弱。儒家文化仍是潮汕文化的主要構成部分。儒家文化強調宗族、血緣、地緣觀念，潮汕商人尤其是在外地的潮商有強烈的自己人意識和排外性。有人說：
“在外地的潮汕人在一起，只要說潮汕話、吃潮汕菜、喝工夫茶，那簡直就是‘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潮商尋求內部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認同感、歸屬感的特徵相較於其他商幫團體尤為突出。有人說：“兩個潮汕人靠嗅覺就可以相互辨別，靠說同一種方言，就能將對方稱之為自己人。”這種濃厚的自己人情結，使得潮商能在外地容易立足。國際潮團聯誼會的會徽是兩手緊握形成的圓形，中心是地球經緯圖，上下一週是國際潮團聯誼年會的中英文文字，這是象徵潮人的大團結。同歷史上的晉商、徽商相比，潮商具有強烈的“戀親”情結，在它的發展壯大過程中宗親的力量一直都是其經濟模式的重要干預與影響力量。這種親緣的力量對於維繫凝聚力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潮商的發家路線基本上是以家族企業為基礎確立起來的。在“自己人”、親緣、宗族這樣的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下，潮汕人的經商思維就是團結一致、凝聚力量、互相幫襯。隨著商業活動規模和範圍擴大，以及商業競爭的加劇，潮商自己的商會組織就形成了。
（三）政治因素
封建集權的政府制度使得我國長期實施的是重農抑商政策，直到明清時期商人的數量和地位才有所提升。但明清兩代為了政治和地緣的安全，曾採取了“海禁”政策，這一政策致使沿海地區人民的生存受到威脅。潮汕人民為了生存，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迫於生計對抗朝廷的生意人，這也是較早形態的潮商。
清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亂後，政府順應時勢正式停止廣東地區海禁。政府的政策寬鬆了，下海不再是違背政策了，這一時期也出現了潮商的標誌性產物——紅頭船。在康熙年間潮州商人在蘇州成立的潮州會館，標誌著紅頭船商人的潮州幫已經有完善的商幫組織，代表潮商日趨成熟。國家管制的放鬆和政策的調整是商人結幫的歷史契機。潮商抓住了清康熙時期的海運開放時期，大肆發展、大膽投資，這一時期形成的潮商的特徵和品質是近代潮商特徵與品質的基礎。
1858年潮州被迫開放，隨之汕頭港開埠。這個時期潮商的市場和貿易產品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但是總量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康熙年間成立的蘇州會館帶領潮商與洋人勢力競爭，潮商獨特海外元素與外來勢力競爭，融資能力，愛國情懷等逐漸形成。以商會為形式的商人組織在海內外更加成熟了，同時規模也更大了。國家的政治因素使得潮商個體在發展的基礎之上，同時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潮商組織（會館）的發展，為發展為潮商商會奠定了基礎。
二、潮商商會的組織演化
潮州會館是潮商最早的商會組織形式。會館是明清時期政治、經濟、社會變遷下的特定產物。明清時期，潮州商人旅外謀生經商，足跡遍佈海內外，為紮根異地，求取發展，經由對方聯絡和眾人力量的彙集，潮商們在各地成立自己的會館。早期潮州會館的成員主要有海陽、潮陽、揭陽三縣。明末清初，潮州會館組織濫觴於吳越地域。潮州會館的形成既與潮州的群體為本位、以家庭為中心、人際關係重倫理、重情誼的文化關係有關，也與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海外移民有密切關係。近現代國內外政治、經濟發生重大變化，潮人為求生存、謀發展，向國內、國外各地開拓進取，因而海內外的血緣性、地緣性、業緣性的潮州會館不斷湧現。
會館、公所、公館，是歷史的產物，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後，都接受了政府的統一改編和領導，改名為中國工商聯合會。在市場經濟中，商會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許多市場秩序是由商會或行業協會來制定和逐步規範的，同時，商會組織也要按照市場規律來進行自律和自我保護。例如，我國加入WTO後，遇到了一些貿易國設置的貿易壁壘和反傾銷制裁等問題，通過行業商會組織對他們進行交涉、提出要求，甚至通過打官司等途徑來維護本商會組織和投資者的利益，這種作用是政府無法替代的。所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商會組織發展迅猛並真正地發揮起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作用。與此同時，潮商商會組織也迎來自己新的發展繁榮期，不過與溫州商會、寧波商會不同，潮商商會並沒有統一的組織名稱，潮人商會社團的名稱顯得多樣化，有遍佈全球的潮人海外聯誼會、潮人商會、潮汕商會、潮人投資促進會、潮人海外促進會等等，其中又以潮人海外聯誼會的名稱為最多。
早期的潮商社團居多是一些同鄉會、聯誼會等，主要是是本著加強宗親之間的聯繫，增進友誼，發揮各自的優勢和作用，相互合作，共謀發展的宗旨而成立的。定期開展各種宗族活動，
通過建祠堂，聚會等一系列的形式來加強宗親們的聯繫、交流。但是隨著潮人社團的發展，潮汕人地緣性社團的組織系統類型以“城市-州-全國-全球” 方言群地緣性縱向發展，規模逐級擴大。部分潮商的社團組織由非正式結構逐漸發展成為正式的組織結構，有著明確的組織目標和宗旨、組織架構、組織運營模式。下面以深圳潮商商會為例。深圳市潮汕商會的前身是2006年12月成立的深圳潮人海外經濟促進會潮商工作委員會和2008年6月成立的深圳市總商會潮汕商會。深圳市潮汕商會正式成立於2010年1月,是代表潮汕四市在深圳的企業家的集團式商會，是深圳市5A級社會組織。深圳潮商商會現有5家獨立法人團體會員單位和1家二級分支機構近4000家會員企業。在房地產開發、建築安裝、金融投資、教育文化、電子信息、商業物流、黃金珠寶等多個行業和領域佔有較大比重和影響力。以大服務推動大發展，設立法工委、財金委、投資委等10個專業委員會，成為潮商的精神之家和堅強後盾。圍繞“打造投資合作平臺、構建潮商財團”的戰略思路，走經濟實體化道路，先後註冊成立潮商小額貸款公司、潮商集團、潮商基金和深圳潮商一帶一路控股有限公司等經濟實體，成功開創新形勢下獨具國際化背景的商會運營新模式。力倡公益慈善事業，發起設立廣東省潮商公益基金，組織會員積極參與慈善公益捐助和扶貧濟困活動。創建深圳市第一家異地商會黨委，黨建工作成效顯著，是市非公黨委黨建工作9個示範點之一，並榮獲2016年度“先進基層黨組織”的稱號。商會先後與全球200多個潮屬兄弟社團和華人華僑組織建立友好往來，發起並推動成立國際潮商經濟合作組織。
潮人商會不僅建立了完善的組織章程，甚至還走向了上市的道路。潮商上市公司會員企業為主體，整合資源與跨界資本為紐帶，推動與所在國家政府、商會、企業建立資本運作和項目對接為核心的資源性高端投資合作平臺。伴隨著全球市場的加速開放，資本正在世界範圍內急速擴張，上演愈演愈烈的投資併購熱潮。不論是產業資本還是金融資本，都呈現出加速滲透融合的趨勢。資本已經成為了全球產業整合併購的幕後推手。面對全球資本市場的風起雲湧，掌控著巨量資產和市值的全球潮商，如何通過資本力量的有效整合，實現產業和資本的高效對接，從而助推經濟轉型升級，成為了新時期潮商發展的重要議題。全球潮商上市公司聯盟的成立，對於推動全球潮商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具有積極而深遠的意義。
作者單位：汕頭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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