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維新變法、維新運動，是晚清時期維新派人士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
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雖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質的運動，但是，它們各自所擁有的力量，和作為其對立面的力量，卻有很大的不同。戊戌變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為，他是這場變法的精神教主。而政治上的權威或旗幟，則是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應該說，在思想理論的準備和宣傳上，都作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為這個運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雖然變法失敗，歷史課本上的康有為的形象還是比較正面的。戊戌變法後，康有為逃亡日本、美國，晚年如此瀟灑，自毀形象。
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光緒十七年（1891年）後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1898年那個充滿著肅殺和血腥之氣的初秋，9月21日（農曆八月初六），忠於慈禧的軍隊開進城，才推行不久的新政即告夭折。康有為得到友人密報，於前一日倉皇出逃。之後梁啟超為中國的革命事業持續奮鬥，康復為卻享受起了人生的美好。此後20多年一直在日本、美國不敢歸國。我們對康有為的個人生活了解的不深入，其實康有為在國外，憑藉自己獨有的身份，過的比較瀟灑。
辛亥革命後，曾回國的康有為卻提出“保皇”思想，被社會潮流所摒棄。康有為倡議“一夫一妻制”，但他自己前後卻納娶了六位夫人，六位夫人一位比一位年輕，而一個比一個悲慘令人唏噓不已，皆不善終。更為不堪的是，他專門挑選未成年，其中還有一個是日本女子。
第一任妻子：19歲娶大夫人張雲珠
張雲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賢內助。她以一種隱忍的姿態詮釋了對康有為絕對的愛，即對家庭的完全承擔和對丈夫事業的堅決支持。康有為不給女兒同薇裹足，引起全族人的不滿，獨有她極力贊同。變法失敗後，一家人以為康有為已遇難，還是她強忍悲痛，處變不驚，組織一家大小連夜搬家。
張去世後，康有為親為亡妻執拂送喪，悉如古禮。在給亡妻的祭文中，他寫道：“四十七載同糟糠而共患難兮，悼傷逝於千秋。”她與康有為生下四女一男。
第二任妻子：32歲娶17歲的梁隨覺
1897年嫁給康有為，嫁給康有為時年僅17歲，婚後不久，變法失敗，康便帶上這位年輕妻子踏上了漫長的流亡之路。而梁隨覺也成為近代中國女界見識最廣、遊歷國家最多的人之一，亞、歐、美主要國家和地方都留下她的身影。在偏僻閉塞的印度大吉嶺，生活極為清苦，在痛失幼子的巨大打擊下，梁夫人強忍悲痛，精心安排一切，康有為才得以安心潛入他的理想王國，完成《大同書》。
第三任妻子：51歲時娶17歲的何旃理
何旃理生於美國非士那一個華僑家庭，1907年，50歲的康有為在美國巡迴演講，17歲的何在臺下專注聆聽，深為演講者的儒雅風度、深邃思想和淵博學識所折服。何旃理是與康有為共處時間最短的一個，也是最讓康有為刻骨銘心的一個。
第四任妻子：55歲娶16歲的市岡鶴子，日本人
1911年，康有為流亡日本，僱了一個16歲女傭人市岡鶴子，康對她很好，日久生情，就把她娶為四太太，帶回上海。可鶴子後來卻與年齡相當的康有為兒子有了感情，並懷了他的孩子，覺得無顏相見康有為，就偷偷跑回日本，將孩子生了下來。鶴子始終沒有回來過，也沒有與康有為及其家人取得任何聯繫，隱名埋姓了五十年。直到鶴子臨死前才向世人宣告她與康有為以及兒子之間的愛情故事。1974年2月19日，鶴子在日本臥軌自殺身亡，後來，鶴子的孩子凌子，根據母親留下的信物找到了康有為的家人，並與其家人取得了聯繫。
第五任妻子：60歲娶廖定徵
1914年康有為的第三個妻子何旃理不幸得病去世，康有為悲痛欲絕，同年為了給康家沖喜，康有為就娶年輕的女傭廖定徵為妾。廖定徵為康有為生了一個女兒，但是在康有為去世沒幾天後就得肺炎去世，年僅12歲。
第六任妻子：62歲娶19歲的張光
先說一下康有為的出身，他是一箇中產家庭的兒子，祖父和父親都是廣東當地的小官員，不用為吃喝發愁。這也成為了他能夠到香港學習，以及有機會研究資產階級思想的充分條件。出生於這樣的家庭，按照傳統，定親是避免不了的。定親的對象叫張雲珠，康有為比張雲珠小3歲，雖說女大三抱金磚，但是康有為夫妻的感情非常一般，雖然女方受封建思想影響，本本分分的支持男人的事業。但是兩人只停留在相互尊重階段。
康有為的一生，當時與後世皆褒貶不一。
頌之者稱他是改革家，“廣廈長素究為誰？南海先生康有為。治學公羊張三世，上書清帝凡七回。論性勸學長興記，萬木草堂立學規。人類公理大同書，不忍為仁孟子微。”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和領導戊戌變法時，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
貶之者稱其為保皇黨，章炳麟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對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沒有和譚嗣同一樣選擇殺身成仁，而選擇了逃亡。當他在民國初年為尊孔復古思潮推波助瀾，與袁世凱同流合汙，充當帝制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時，就站到了歷史的對立面，從政治巨人蛻變為現實的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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