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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知識局——雲南老大變遷
NO.533-雲南老大變遷
提起雲南歷史文化名城，大理知名度不亞於昆明。兩城同為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在歷史上都當過雲南首府。
歷史上，雲南的統治中心，先是在今昆明市區，後移至曲靖，再到大理，最後又回到昆明。這一轉移過程，既是雲南融入祖國大家庭的過程，也是雲南地方政權與中原王朝，及周邊地方政權互相博弈的過程。
今天的這篇文章，主講雲南的統治中心在昆明和大理之間的變遷。
昆明拔得頭籌
先秦時期，雲南地域上生活著眾多互不統屬的民族部落，主要以氐羌、百濮、百越三大族群為主，其中就有“昆明人”、“滇人”。戰國末期，楚國將領莊蹻率軍征服滇池地區“滇人”，建立滇國，國祚續至漢初。
楚國已經是先秦諸國中最南方的大國
而云貴去在更西南方向
當時已經地跨川陝兩地的秦國
正在向東不斷攻伐楚國
楚國派莊蹻遠征後方的滇黔也是不得已之選
古滇國疆域僅限於雲南中東部地區，但其誕生，使昆明地區成為雲南當時最先進的地區之一。而在大理地區生活的多個民族部落，仍過著“無君長”的生活，政治、經濟發展水平不如滇池地區。
古滇與古夜郎的大致勢力範圍
（不過這種古國還遠不是一個嚴密的國家）
秦漢時期，中央王朝開始經略雲南。秦朝開鑿五尺道，連接巴蜀與雲南，使其對外交通不再封閉。漢武帝派兵擊敗滇東北部族，降服滇國，昆明地區也就成了中央王朝經略雲南的重心。
雖然在雲南修路極其困難
但四川至大理的通道（五尺道）還是避開了
最困難的幾條主要河流和橫斷山脈
漢武帝在雲南設益州郡，下轄24縣。郡治設在原滇國王都所在地——滇池縣（今昆明市晉寧區晉城鎮），這應是出於尊重滇王並延續滇國曆史傳統。晉城從古滇國時期到隋初，一直是昆明地區的統治中心。
位於帝國邊疆的益州郡
儘管已設郡縣並派官吏管理，但漢武帝授予滇王“滇王之印”，依靠古滇國王族勢力統治當地部族，足見雲南當時地方部族勢力仍強大。
到了漢武帝時期，在今大理核心地區設立葉榆縣（益州郡屬縣），以統治當地的昆明人等部族。而大理沒有設立高級管理機構，由昆明代理。在中華歷史早期的大理地區，政治地位顯然在昆明地區之下。
益州郡和益州不是一個概念
作為天下十三州之一的益州
益州郡只是其中一個郡
蜀漢的大理地區屬南中七郡中的雲南郡，而昆明地區屬南中的建寧郡，同在益州之下，不再是隸屬關係。此一時期，雲南郡治所設在今大理祥雲縣，建寧郡治所設在味縣（原益州郡屬縣，今雲南曲靖市內）。味縣在後來也成為了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寧州和建寧郡治所，可以認為是雲南大部的首府。
後來這兩個治所又曾一度移至同樂縣（今曲靖陸良縣）。曲靖於是成為了昆明之後雲南的第二代治所。
蜀漢的南中七郡
曲靖之所以取代昆明，成為兩晉南北朝時期雲南的統治中心，其一，古滇國衰落使昆明地區的政治地位下降；其二，蜀漢政權的促成。
諸葛亮南征後，吸取南中叛亂教訓，更加重視治理南中，儘管仍重用當地權勢人物，但已不再像西漢那樣，讓當地權貴“復長其民”，而是撤益州郡，設建寧郡，並將郡治移至味縣。味縣不僅比晉城更靠近蜀漢都城，而且控扼巴蜀至雲南交通要道，這便於蜀漢政權統治雲南。
本來雲南適合農耕的壩子也沒幾個
曲靖這個靠近四川的交通樞紐
顯然是控制當地的不錯選擇
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央王朝因襲蜀漢派遣官員治理，但混亂的中央政權無法控制邊遠的雲南，地方上仍免不了出現地方豪族割據。此一時期，中原王朝長期處於分裂乃至混戰狀態，寧州政權一直到唐中期，一直被南中大姓爨氏所掌控。
南詔大理崛起
歷經兩晉南北朝長達四百餘年的地方割據之後，雲南的政治地理格局，終於在唐宋時期迎來鉅變，那便是大理的崛起，及晉城和味縣的衰落。
首先，昆明地區的統治中心，從滇池南岸移至滇池北岸。隋唐的中央王朝，在滇池北岸置昆州，下轄益寧（今昆明主城區）、晉寧等縣。昆州城就設在滇池北岸的今昆明主城區一帶，晉城降為縣治所在地。
雖然滇池是這個湖不太大
但是江湖卻不小
這背後有著地理條件變化的考量。那時，南岸的滇國早已消亡，而滇池水位下降，加上河流沖積，滇池北岸平壩面積不斷擴大，農業、交通條件均優於空間相對狹小的南岸。這個局勢一直維持到了今天，昆明在滇池北岸的城區遠比南岸郊縣發達。
而與位於滇池南岸的晉城相比，位於滇池東北100公里處的味縣，比滇池地區要更靠近繁庶的四川地區，去中原地區也更為方便。但是有一個明顯的劣勢，味縣在滇東北，前往滇西等偏遠地帶不方便。
離四川近則離大理遠
離大理近則離四川遠
位於相對中間的滇池-昆明確實比較合適
隋初至唐中期，當滇西部族逐漸強大時，根據地在曲靖的夔氏，因中央王朝打擊和內部爭鬥，逐漸走向衰敗，繼續在味縣設立治所不利於對整個雲南的治理。不過隋唐中央政府也不要求對雲南地區有絕對的控制力，把治所西遷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監視性的控制。
唐朝在雲南地區推行羈縻政策，一方面承認地方部族勢力及其歷史傳統，任命部族首領充當州府長官，使其繼續統領部族，但也受上級政府監督；另一方面則不要求部族承擔賦稅，而是定期向朝廷納貢。
當時在西南地區，一個重要的地緣政治背景是，吐蕃崛起並威脅唐朝邊境安全。唐朝需要一股足夠強的力量來牽制吐蕃，以減輕邊防壓力。能夠提供這一層作用的地方勢力就能得到中央王朝的扶持，獲得更大的合法性和經濟優勢。
而在洱海地區力量最強大的六詔中，有五詔迫於吐蕃威勢不得不歸附。位於洱海南邊今巍山一帶的南詔，歸附並交好唐王朝，並藉助唐王朝的支持，吞併其他五詔，統一洱海地區，同時消滅夔氏勢力。
到唐朝天寶年間，南詔已崛起為雲南地域上最強大的王國，其新設在洱海西岸的都城太和城，也由此取代曲靖味縣，成為雲南的統治中心。
南詔並不滿足於統治洱海地區，而是想擴大疆域，控制雲南全境。但唐朝只想讓南詔牽制吐蕃，南詔擴張統一雲南於唐不利，因而想辦法壓制和削弱南詔。雙方矛盾最終爆發，唐朝發兵討伐南詔，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天寶戰爭”，耗時5年，南詔聯合吐蕃，兩敗唐軍。
天寶末年，唐朝又發生安史之亂，無暇顧及西南，南詔趁機加快擴張。
擴張至雲南中部地區時，南詔於唐永泰元年（765年），在滇池北岸修建了拓東城，寓意南詔開拓東境。且定為東都，由太子坐鎮。至此，太和城成為雲南統治中心，而拓東城則成為副中心。
902年南詔滅亡後，繼之而起的大理國，仍定都於原南詔國都羊苴咩城（原太和城），該城亦因大理國名而得名“大理”。與進取的南詔相反，大理國安於現狀。國王和臣民大多尊崇佛教，史載大理國“人不以老壯，手不釋珠”，“喜聽法鼓明心，不聞塵囂聒耳”。國內到處修建寺廟，十位國王禪位為僧，因而被稱為“妙香佛國”。這個國家和中原宋朝的關係也非常良好，由此保障了綿長的國祚。
昆明再度崛起
在宋元戰爭中，蒙古大汗蒙哥為了迂迴夾擊南宋，於1252年命令忽必烈率軍十萬征伐大理。雖然大理國最後一代國主段興智抗戰拒降，但因為大理國軍隊戰鬥力遠在蒙古軍之下，三年時間就戰敗亡國。
大理滅亡後的20年間，雲南的統治中心仍設在大理，直到1274年忽必烈派回回人賽典赤治理雲南。賽典赤建立雲南行省，將統治中心從大理遷到當時是中慶路治所的昆明。昆明自此成為雲南省會，也是省、路、縣三級治所所在地，雲集數十個衙門，成為一個由權力支配的城市。
巨大的雲南行省
賽典赤棄大理擇昆明為雲南首府，大致原因有三：
一是增強控制力。元朝在大理設大理總管，並由大理國主後裔世襲，以便統管大理地區的臣民，因此大理還保留有前朝勢力；與之相反，昆明的前朝勢力弱得多。與西漢不同，元朝和蜀漢一樣，想真正掌控雲南政權，擺脫前朝勢力。
其二，昆明交通區位更佳。古代交通不便，“居中而治”是對一定區域實現有效治理的正道，在雲南範圍內居中的昆明也就更容易得到青睞。同時，昆明比大理更靠近中原，與元大都往來更方便，利於中央政府統治。
其三，昆明壩子比大理壩子更大，昆明的水利灌溉條件也更好。在農業時代，省城乃至首都是耗糧大戶，周邊比較好的灌溉條件對於維持城市的正常運轉有很重要的價值。
所以從元朝開始，大理正式降為府城，仍然保留著滇西重鎮的地位。隱藏其中的大理國舊勢力還時不時能對外派而來的統治機構造成一些威脅。
但這一情況，到了明清兩朝推行改土歸流後完全被改變了。明清時期，為了增強中央王朝對西南邊陲的控制，大量外省人口移民至滇中一帶，雲南與發達省份經濟聯繫日益密切，作為雲南省城和交通樞紐的昆明，在經濟上更顯優勢。而地處偏西的大理則沒有得到來自中央的政策扶持，地位不斷下跌。
此後歷經近代一系列事件，昆明在雲南更是獨佔鰲頭，在政治、經濟、文化上一城獨大，成為典型的行政型城市。大理再無力與之競爭。
不過，從大理國時期承襲下來的淡泊名利、與世無爭的佛系精神，使大理演變為可滿足都市白領像前人“不聞塵囂聒耳”的療養勝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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