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民主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反對國民黨專制，要求實現民主，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逐漸成為各階層有識之士的共識。“不管國民黨或任何其他黨派、集團和個人如何設想，願意或不願意，自覺或不自覺，中國只能走這條路。這是一個歷史法則，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任何力量，都是扭轉不過來的。”形勢的發展促使一批民主人士認識到應該組織起來，形成集體的力量，為爭取和平民主和維護切身利益而鬥爭。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一批新的政黨組織先後宣告成立，完成了當時中國除國共兩黨之外政治勢力的整合。
在中華民族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大決戰的過程中，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走到一起，一道反對國民黨的內戰獨裁政策，爭取和平與民主，在團結合作的過程中結下了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的真摯友誼。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並打壓民主黨派的生存空間，民主黨派的組織被國民黨宣佈非法，一些民主黨派成員被國民黨政府殺害，使一些人走“第三條道路”、建立“中國型民主”的願望終成鏡花水月。同時，實力逐漸壯大的中國共產黨不斷對民主黨派及各方面人士伸出援助之手，並以自己先進的理論和實踐影響和團結各民主黨派。以民盟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民主黨派逐漸在政治上、實踐上走上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道路。
理清民主黨派這條歷史道路，還要從1945年說起。
重慶談判期間，民盟主席張瀾致函蔣介石和毛澤東，對國共兩黨談判表示關切，希望國共兩黨乘此時機，“全盤”“徹底”地解決國家問題，並提出“政治必須徹底民主”，軍隊應“採用全盤統籌”之計劃進行合理編遣等建議。得知正值談判期間，國民黨卻在上黨向解放區發動進攻，張瀾非常憤慨，對周恩來說，“公開打電報請你們來談判，又背地裡發動戰爭，絕對不能容許國民黨這麼顢頇！”9月15日，毛澤東赴特園看望張瀾，民盟就國共談判、如何與中共配合等問題與毛澤東交換了意見。張瀾提醒毛澤東說：“現在，你們同國民黨雙方關起門來談判。已經談攏了的，就應當把它公開出來，讓大家都知道，免得蔣介石今後不認賬。”為此，張瀾在重慶《新民報》和成都的《華西晚報》上刊出公開信，鄭重提出：“今日商談內容，似應隨時公諸國人，即能收集思廣益之效，更可得國人共商國是之實。”“吾人雖不獲事前參與，事後必須保留批評之自由，此應請諸公等留意。”黃炎培建議國共兩黨應一面繼續談判，一面就著手準備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參加的政治會議。柳亞子“以一箇中國民主同盟盟員的資格”發表《解決國是問題的最後方案》，專就國共談判中關於舉行各黨派政治協商會議問題，發表整套意見，完全贊成支持中共的原則立場。
剛剛建立起來的中國民主建國會，立即投入了政協鬥爭。1月10日政協開幕當天，民建舉行常務理事會，決定舉行政協促進演講會。11日晚，民建、救國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聯）和重慶文化界聯合發起政治協商會議協進會籌備會，並邀集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全國郵務總工會、中國婦女聯誼會、陪都青年聯誼會等23個團體的代表，在重慶江家巷1號遷川工廠聯合會開會，會議由胡厥文、章乃器、李公樸等主持。政協代表沈鈞儒向大會報告了兩天來政協會議進展情況。經過協商，會議決定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協商會議協進會”，選出章乃器、胡厥文、施復亮、孫起孟、陶行知、李公樸、李德全、茅盾等35人為理事。由民建捐款5萬元作為活動經費。會議鄭重提出，政治協商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協進會成立後做了大量工作，開展了一系列促進政協的活動。
民聯和九三學社籌備會除參加協進會活動外，還分別單獨發表對政協意見。九三學社籌備會於1月18日向政協會議提交了《意見》，要求實行民主，開放政權，切實保障人民各項自由權利，呼籲政協會議“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民聯於1月26日在《新華日報》發表了《對政治協商會議之意見》，對於會議“主要原則”、聯合政府問題、國民大會問題等提出了具體意見。同時還將“瞭解到大量的國民黨內部動態和各種意見的反映”及時提供給協進會。
在中共的努力和各民主黨派的積極配合下，國共兩黨經過43天談判，最後形成《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在重慶期間，通過與毛澤東、周恩來等的廣泛接觸，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共的瞭解，對於中共參與和談的誠意，表示同情和支持。可以說，中共在重慶談判所取得的成果，是與民主黨派的密切配合和支持分不開的。而這期間中共領導人與各民主黨派領袖的頻繁交往懇談，互相支持，是中共與民主黨派合作史上光輝的一頁。
然而，“雙十協定”墨跡未乾，國民黨就挑起了武裝衝突。為了制止內戰，民盟立即發動各界人士掀起了大規模的反內戰運動，並要求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國家各項重大問題。
11月中旬，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發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19日，“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在重慶舉行反內戰大會，呼籲和平，反對內戰，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並倡議在全國各地分別成立由各界人士參加的反內戰聯合會，制止內戰，以奠定國內的永久和平。在此期間，民盟總部和地方組織積極支持各地反內戰的學生運動。
1945年12月6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政協代表團到達重慶，提出“在政協開幕之前，國民黨必須停止軍事進攻，實行無條件停戰”，並專程拜訪張瀾，交換了意見。12月29日，沈鈞儒、陶行知、梁漱溟、張東蓀、張申府等以重慶反內戰聯合會名義致函蔣介石，要求國民黨政府明令“停止武裝衝突，使和平建國大業，早日順暢推行”。
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黨被迫於1946年1月10日簽訂了《停戰協定》，同一天在重慶召開由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停戰協定》的簽訂和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是以民盟為代表的各民主黨派配合中國共產黨共同鬥爭所取得的。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舉行。中國民主同盟代表張瀾、沈鈞儒等9人出席了會議。蔣介石、周恩來、張瀾分別在開幕式上致詞。張瀾在致詞中表示：民盟要和各黨派代表共同努力，“奠定國家永久和平，建立國家真實民主的基礎”。
政協會議召開期間，會場外的各民主黨派紛紛行動起來，用集會、發函以及組織座談會、協進會等各種方式向政協建議，開展了一系列促進政協會議成功的活動，形成了會內、會外相互呼應又緊密配合的兩個戰場，對會議進行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最終，在中國共產黨和民盟等各方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關於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和平建國綱領》《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關於憲法草案問題的協議》《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五項協議。五項協議實質上否定了國民黨的封建法西斯訓政的法統，否定了國民黨的內戰政策和專制獨裁。
政協會議閉幕後，各民主黨派同中國共產黨一道為維護政協協議、實現和平民主而團結奮鬥，尤其在抵抗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的過程中越加團結在一起。
上海人民反內戰代表團上火車前留影
1946年6月，上海人民反內戰代表團馬敘倫等人赴南京請願，在下關遭到暴徒圍毆，馬敘倫等身受重傷。下關慘案發生後，全國出現了一個抗議國民黨暴行、堅決反對內戰的新浪潮。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等立即給民主黨派發來電報表示慰問，並派周恩來等前往探望。身負重傷的馬敘倫躺在病床上，緊握著前來看望的周恩來的手說：“中國的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了！”還有民主黨派領導人更是直言不諱地對中共領導人說，我們過去總勸你們少要些兵，少要些槍。現在我說你們的戰士不能少一個，槍不能少一支，子彈也不能少一粒。民盟政協代表團於6月25日發出《為下關慘案致國民黨代表函》，分析了事件的經過，指出事件“實出於一種特務活動，人所共見，不容否認。”並強烈要求“取消特務機關”，保障民權。沈鈞儒、陶行知、沙千里、徐伯昕、孫曉村、史良等聯名發出慰問通電，指出：“聞悉之下，不勝悲憤！”“鈞儒等一息尚存，誓必為先生等後盾，不達永久和平不止！”陶行知還單獨發一通電，謂：“弟未能奉陪晉京，分受光榮之傷，深以為終身之憾！”九三學社發出慰問電，指出，和平代表下關遭兇毆，“實堪憤慨，尚望加意調養，早復健康，繼續為和平民主運動努力奮鬥，本社同人誓作後盾。”
然而，國民黨不顧民意，於6月26日悍然向中原解放區大舉進攻，發動了全面內戰。國民黨在發動全面內戰的同時，加強對國統區的法西斯統治，血腥鎮壓民主運動，又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李公樸、聞一多血案。李、聞被殺害的消息傳出後，立即引起了國內外強烈的反應，全國各地及海外僑胞隆重集會悼念李、聞兩位烈士。史良、鮮特生等在重慶發起組織“李、聞案件後援會”，陪都各界人士及50餘社團參加，要求當局徹查李、聞血案，切實保障人身自由。成都各界人士舉行追悼會，張瀾在會上憤怒斥責國民黨特務的法西斯暴行，追悼會後，張瀾遭國民黨特務毆傷。民盟新加坡辦事處舉行追悼李、聞大會，有100餘華僑團體，代表了兩萬餘僑胞參加。全國人民和海外僑胞隆重追悼李、聞兩位烈士，形成了一個控訴國民黨堅持內戰、獨裁和賣國罪行的群眾運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血的事實，使國民黨統治區廣大人民和民主人士進一步提高了認識，更加勇敢地投入反內戰、反獨裁的民主鬥爭。
各民主黨派在偽國大召開的關鍵時刻，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在國民黨的威脅利誘面前，堅持了和平民主的原則立場，保持了與中共的團結合作，堅決拒絕參加偽國大，否認偽憲法，使得國民黨更加孤立。民盟因其正義的行為在全國人民面前贏得了讚揚和信譽，擴大了在民主運動中的政治影響。開除參加偽國大投靠國民黨的青年黨、民社黨，純潔了民盟的隊伍，增強了民盟的戰鬥力。
北平學生在天安門前舉行“反飢餓、反內戰”示威遊行，得到了許多民主黨派人士的響應
李濟深、馮玉祥等隨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後，即與中共及各方面人士聯絡開展反內戰運動，他們不僅宣傳反內戰，而且還利用各種關係策動國民黨軍界人士進行實際的反內戰和反蔣鬥爭。
民主黨派是國統區民主運動的一支重要生力軍，他們的鬥爭是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深刻揭露和沉重打擊，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掀起了全國反對蔣介石發動的內戰的高潮。
在反帝愛國和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爭中，民主黨派以愛國、民主、反帝反封建為主導，與國民黨政府展開不屈不撓的艱苦鬥爭。不可否認，具有階級聯盟性質的民主黨派內部，一些人士又對美國和國民黨存在某種幻想，對共產黨能否最終領導人民戰勝國內外敵人心存疑慮。特別是1946年舊政協會議的機緣，使民主黨派一時處於國共之間“第三者”的地位，一些人更加產生了走“中間路線”的幻想。
毛澤東曾深刻指出，對民主黨派一些人走“中間路線”“不必諱言”。在國共兩黨嚴重對立鬥爭時，很自然會產生“中間路線”，如果那時民主黨派一些人不走，另外也會有人出來走的，歷史告訴我們是這樣的。不過時勢演變起來，“中間路線”會分化，一部分走向反動那邊去，一部分走向革命這邊來。事實正是像毛澤東所言，當國民黨違反政協協議召開偽國民大會，制定偽憲法時，民主黨派內部發生了分化，青年黨、民社黨追隨國民黨參加偽國大，實質上選擇了接受國民黨反動領導，與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為敵，自絕於民主黨派，最終成為國民黨反動統治覆滅的殉葬品。而真正愛國、反對獨裁、追求民主的各民主黨派，則同共產黨密切合作，相互支持，共同走上了一條充滿光明和希望的道路。
所謂“中間路線”問題，是由民建常務理事施復亮首先提出來的。1946年12月24日，他發表《中立、調和與中間派》的文章，回答《文匯報》社評提出的問題。施復亮在文章中說，中間派應堅持自己的立場，這就是“以擁護政協決議為當前的最高任務”。緊接著施復亮於1947年3月14日在《時與文》創刊號上又發表了《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一文，他提出，政協的路線“在本質上，卻是一種中間性的或中間派的政治路線”。這條路線就是“企圖用和平合作的方式來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經濟工業化”，“而其鬥爭的方法和態度又是和平的、漸進的、在本質上而且是改良的。”他說，可惜這條路今天已被“國共兩黨一致拋開”，“繼續利用武力”，這個責任全在國民黨，是國民黨“逼迫共產黨採取革命的政治路線”；如果國民黨不改變政策，也“會逼迫中間階層的群眾逐漸走向革命的政治路線”。為實現這一目標，他希望中間階層及中間黨派結成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在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共產黨之間造成舉足輕重的地位”。施復亮上述兩篇文章，對國民黨有尖銳的揭露和批判，但是在挽救時局的主張上是脫離實際的。因此，此文一發表便引發了爭論。
討論雙方對壘分明。施復亮、張東蓀等人認為政協路線即是所謂“第三方面的中間路線”，國共兩黨都離開了政協路線，內戰大打，但是誰也消滅不了誰，因此只有堅持恢復政協路線即所謂“中間路線”，才能挽救時局。而馬敘倫、鄧初民、李平心等人認為，政協路線不是所謂“第三方面的中間路線”，因為共產黨也贊成政協路線，政協是兩條路線對立，沒有第三條路線。現在政協路線已被國民黨譭棄了，第三方面只有贊成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路線，繼續與中共親密合作才是出路。這場討論涉及面很廣，參加討論的有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如張申府、章乃器、孫寶毅等，有的民主黨派還在黨內展開討論，如民盟、民進、民建等，也有中間階層的民主人士參加了討論。討論的雙方都以“民主的精神和民主的風度”，以“真正的團結合作”為目的，展開了認真的討論和“善意的批評”。
民進常務理事馬敘倫發表《論第三方面與民主陣線》的文章，對所謂“第三方面”進行了分析。馬敘倫認為，“第三方面”在本質上是不存在的。在過去的政協會上民盟“和共產黨是站在一條戰線上和執政黨交戰的，所以不能稱他做第三方面，因為沒有第二方面。”政協後民盟、青年黨、民社黨等以“媒人團的姿態”出現，“苦心孤詣地調停國共兩方面，似乎側重到這種任務上去，而輿論上就渲染出一個第三方面。”結果“這個媒人團卻被第一方面拆散了”，青年黨、民社黨被第一方面拉去了，民盟被“剝皮抽筋”，第三方面事實上不存在了。現實的鬥爭中“只有反民主的政府和民主的民眾兩方面，不能有第三方面的。”
張東蓀、施復亮先後發表《一箇中間性的政治路線》《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等文章，互相支持對方的觀點，他們認為，共產黨與國民黨誰也消滅不了誰，因此只有回到政協路線，對內主張“調和國共”，對外主張“兼親美蘇”，政協路線就是這樣的一條中間路線。但是，在各方面的尖銳批評下，加上形勢的惡化，施復亮在闡述中間路線的同時，也有所變化，強調他的立場是“中間偏左”的。他對國民黨的揭露是尖銳的，並且表示同情中共的武裝鬥爭。
“第三方面中間路線”的政治幻夢很快就被國民黨政府粉碎。1947年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內政部發言人發表《國民政府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對民盟“嚴加取締，以遏亂萌”。關於“中間路線”的討論，事實上已無法也沒有必要再進行下去了。國民黨政府宣佈民盟非法，實際已為這場討論作了結論。在嚴酷事實的教育下，施復亮等宣傳“中間路線”的人，按照自己的諾言，由“中間偏左”轉向“中共革命路線一邊倒”。
這場廣泛深入的討論，從1946年12月發端，到1947年5月國民黨開始發出打擊民盟的信號，持續了半年多時間，牽涉各民主黨派及廣大中間階層，具有深刻的影響。
首先，參加討論的各民主黨派人士都以切身的經驗教訓和體會，通過善意的討論和批評，認清了國共兩黨政治路線的階級實質，明確了只有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才是代表中國人民包括各民主黨派的根本利益的路線，是唯一能挽救時局、拯救中國的路線。民主黨派的主流在國內形勢急劇轉變的關頭，排除了所謂“中間路線”的干擾和影響，進一步釐清了是非，明確了方向，從而也為各民主黨派實現政治路線及鬥爭方式的根本轉變，實現與中共全面公開的合作作了必要而充分的思想準備。
其次，通過討論、比較、鑑別，經過思想交鋒，澄清了民主黨派內部存在的一些糊塗乃至錯誤的思想認識，尤其使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受到了普遍教育，進一步統一了認識，提高了覺悟，加強了在贊同中國共產黨革命路線基礎上的團結，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這場討論是民主黨派內部左中右不同政治分野的一次交鋒，左翼取得了勝利，中間受到了教育並轉向了左翼，右翼發生了分化，其多數也向左轉，從而使各民主黨派追隨時代的潮流，大踏步地前進了。
當歷史的車輪走到1948年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標誌民主黨派歷史選擇的重要事件，那就是民盟在香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
作為一個政黨在敵人的槍彈和刺刀的威脅下宣佈解散，“在盟的歷史上自然是一個大的挫折”，但是民盟並沒有在這個挫折中消沉，由“總部宣告解散”而保存下來的總部核心領導力量迅速轉入地下鬥爭，並且在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的幫助支持下，很快即恢復了總部，總結了經驗教訓，積極著手籌備召開三中全會，確定新的路線。
1948年1月5日至19日，中國民主同盟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香港開幕。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有沈鈞儒等29人。沈鈞儒被推為大會主席，並致開幕詞。沈鈞儒在開幕詞中說：“今天舉行三中全會，主要任務是建立總部，適應目前形勢的需要，確定新的政策方針。”“國民黨對待國內各地同志已和對待共產黨員一樣，隨時可以加害。”“今天國內形勢，民主與反民主已壁壘分明”，“民盟堅決地站在人民的立場，堅決地站在人民方面奮鬥，這個信念是始終不渝的。”大會聽取了《政治報告》，並進行了討論。討論非常熱烈，“原子彈爆炸一樣”，代表們都認為“南京總部的‘解散’出於被迫，沒有予以承認的理由。”本盟要“為徹底摧毀南京反動政府，為徹底實現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新中國而奮鬥到底！”
《政治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1947年二中全會以來的一年是“由舊階段進入新階段的一年”，其基本特點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高潮，“像狂潮一般前仆後繼地起來”，尤其人民解放軍的全面反攻，“迫使蔣軍節節失敗”，土地革命“使幾千年來受封建壓迫的農民獲得徹底的解放”。在分析形勢的基礎上，《政治報告》具體闡明瞭民盟在新形勢下的出路及具體鬥爭目標。指出，民盟與國民黨政府“實已到了無法並存的境地了”。民盟以及中國人民唯一的出路就是“站起來為消滅獨裁集團而鬥爭”。我們要揭破一切“換湯不換藥的‘和平’把戲或‘民主’把戲”，將鬥爭進行到底。”“我們也應該為徹底驅逐美帝國主義出中國而鬥爭。對美帝國主義的任何幻想，都必須徹底肅清。”
《政治報告》是民盟在中國的民主與反民主、革命與反革命的最後決戰時期提出的一個新的偉大的鬥爭綱領。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是民盟歷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歷史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會上制定的新的政治路線與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是一致的，這表明民盟經過認真回顧總結，在形勢的推動下，使民盟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更光輝的歷史時期。在民主革命時期，民盟的政治立場的轉變，具有更加重大的歷史意義，這就是各民主黨派都將走上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歷史道路。
所以，到了1948年的時候，中國的政治局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政治上，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失盡人心，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得到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內的中國有識之士的廣泛認同。經濟上，國統區一片凋敝，民不聊生，國民黨的達官貴人們卻日夜笙歌，腐敗斂財。軍事上，國民黨的敗亡和共產黨的勝利已經指日可待。在這種情況下，各民主黨派熱切地希望著中國共產黨振臂一呼，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一道共同建設新中國已經成為近在眼前的美好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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