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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近新世紀，我們的主流媒體和權威衙門，忽然爭相封賞“大師”，甚至輿論愈非議而表彰更過分。箇中緣由很複雜，有一點是無疑的，即將不擇手段揚名立萬，看做“大師”的表徵。
一、“大師”的界說
上世紀中葉以後，有幾十年，“學術大師”變成惡名，被指為“封資修反動權威”。直到“文革”鬧得民窮財盡，這才承認“知識就是力量”。先是工藝學家和科學家，繼而社會的人文的各學科的大師，都很艱辛地恢復名譽。
所謂利必有弊吧。時近新世紀，我們的主流媒體和權威衙門，忽然爭相封賞“大師”，甚至輿論愈非議而表彰更過分。箇中緣由很複雜，有一點是無疑的，即將不擇手段揚名立萬，看做“大師”的表徵。
國學大師章太炎
其實“大師”稱謂，起初出現在漢初，並非了不起的名目。在秦始皇燒書以後，有機會聽到秦博士伏勝念過燒剩的《尚書》殘篇，而後跟著講點殘篇大意的山東儒生，無不稱做“大師”。歷經兩漢三國南北朝隋唐，直到宋元明清，文化日趨普及，人們對傳統的認知日趨專精，“大師”也成了對在經史諸子的特定領域真能繼往開來人物的尊稱。比如清末民初，梁啟超在輿論界執牛耳達二十年，可謂著作等身，卻沒人稱他為大師。所以者何?因為前有康有為、章太炎，繼有王國維、陳寅恪等，都在思想文化界堪稱創業垂統的大師，儘管王、陳等生前名氣遠不如梁。
難道大師的學識都勝過梁啟超嗎?不盡然，有的至今尚有爭議，如馬一浮。不過隨著現代化日進，學術分工越來越專門，誰能在專門領域做出獨特貢獻，並被歷史證明沒有他的貢獻，人文教育和科學衛生等構成的總體文明史，便如缺了一角。這樣的杰特之士，當然可稱大師。
誰都知道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如恩格斯所形容的，是一個需要巨人併產生了巨人的時代，“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恩格斯對引導歐洲走出中世紀的巨人即大師的謳歌，直到1925年才隨著《自然辯證法》的問世而公表，被譯成漢語的時間更晚。
陳寅恪先生
然而，不過數年，1934年夏季，陳寅恪寫作《王靜安先生遺書序》，就出現了這樣的說法：
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賢將墜之業，為其託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
誰都知道，陳寅恪晚年曾反對當局強制研究機構學馬列，卻並不意味他拒絕瞭解馬克思主義學說。相傳他早年留德時讀過馬克思著作，又曾在瑞士聽過列寧演講。因而他的歷史見解出現與馬克思、恩格斯類似說法，可謂所見略同，也表明他沒有“凡是敵人所是必以為非”的荒唐心態。比如關於大師鉅子的歷史界定，就令我每讀總想起恩格斯對達·芬奇、馬基雅弗利以及馬丁·路德等人的讚揚，也不由得越發憎惡斯大林的假冒歷史唯物主義。
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因此，陳寅恪關於大師的界定，即學術實踐能夠繼往開來，尤其善於創新，非但開拓學術新領域，而且指明學術的發展方向與方法，都是“大師”概念的題中應有之意。但他以為大師的事業 “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則未免陳義過高，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下的社會政治環境。即如他說話的時代，自稱孫中山信徒的蔣介石，已在用“軍政”實現所謂“訓政”，以至陳寅恪要藉紀念王國維之死，呼喊學者必須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過二十年，他重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自己的追求，必須“以生死爭之”，更說明他所說大師著作可以轉移時代風氣，在中國尚止於理想，跡近浪漫主義，最終被“文革”的冷酷現實所破碎。但理想的破碎不等於界定的錯誤。
二、現代大師的個性
主要活動時間都在上個世紀的大師們，多數人經歷過由帝國、民國到共和國的時代鉅變。他們都關注中國與世界的命運。他們都瞭解仍在中國活著的文化傳統，多半都曾思考中國與世界的歷史相關度。他們未必贊同顛覆現狀，卻無不認同現狀需要改革，乃至提倡社會政治改革。他們大多數人還有一個共同的遭際，就是生前被曲解被毀謗被誣陷，卻總是恪守自己的理念，即使置身煉獄，也不放棄期盼中國現代化的追求。
近三百年的中國史表明，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阻力，並非經濟落後，而是明清以來的政治體制陳腐。據說清代的“康乾盛世”是傳統中國的頂峰，至今仍有自詡“大師”者，指斥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是大錯，宣稱“告別革命”。清末官場甚囂塵上的“開明專制論”，所謂“與上言仁政，與下言服從”，也被當做百年來“訓政”在中國不絕如縷的實際理論核心。
盛世王朝
眾所周知，十四世紀以後，中國的專制主義，愈來愈以權力獨裁為表徵。無論帝國還是民國，元首稱皇帝、總統、主席還是別的什麼。唯有一人可稱“今聖”。等而下之，官府無論大小，總是所謂一把手控制實權。章太炎在清末曾說中國人人都有皇帝思想，於實相雖不中，也不遠。
權力至上必定導致所謂新權威主義主宰政壇。從蔣介石到毛澤東，都認同孫中山的“訓政”論。在民國初年，孫中山說是反袁世凱戰爭失敗，是由於革命黨人都不聽他的話，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人民的程度太低，必須在武裝奪權後實行“訓政”，用他的孫文學說狠狠教訓百姓若干年，然後賞給他們一部憲法，實行“憲政”。蔣介石上臺便照計而行，效應就是“訓政”數年，訓出了日本侵佔半個中國，也訓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其後的紅色政權。等到蔣介石被毛澤東打敗，想到以“憲政”救命，但被欽定國民大會選成總統不過年餘，便滾到臺灣再度“訓政”去了。
民國憲政
毛澤東反蔣曾受眾多民主人士的擁護，只是不久便對這班人士和知識分子好對他的決策說三道四，感到不耐煩，由肅反、思想改造到批二胡(胡適、胡風)，再以百家爭鳴“釣魚”，接著就是那場把55萬高中級知識分子打成階級敵人的“反右鬥爭”。由“文革”史表明，毛澤東至死仍在堅持“訓政”。他去世後，情形有改變，眾多已故或在世的大師，被平反昭雪。
據我的瞭解，雖有個別學者以“應帝王”為己任，但大半都認同人類社會應有普世價值。因此他們無不是堅定的愛國者，中華文化的捍衛者，而罕有人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都在各自的領域，為促使中國超越現狀而走向世界前列，盡心盡力。
三、大師的實例
例如馬相伯、蔡元培和陳寅恪三位。他們的信仰和追求，理念和學說，自我定位和社會評價，都有很大差異，卻都是蓋棺可以論定的大師。
馬相伯即馬良馬建常，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在信仰上與滿清到民國曆屆政府不斷強調的尊孔讀經，格格不入。但他是現代教育的實踐家，震旦、復旦、輔仁三所名校的創辦者。他在清末就提倡的“讀書不忘愛國，愛國不忘讀書”，不僅為張之洞激賞，還在民初成為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的理念。他在教會內部反對梵蒂岡任命的洋主教剝奪華人自主傳教的謬論，但在民初又堅持反對康有為、陳煥章要以孔教為國教的言行。正是他堅持信仰自由、教育自主以及對於袁世凱、蔣介石的文化專制都挺身批判，才使他得到舉國敬重的百歲哀榮。
馬相伯先生
蔡元培以清末進士並點翰林，卻成為民間辦學的楷模，同盟會前身之一光復會的創始人。辛亥革命伊始，他就成為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立下的不朽業績，便是廢止全國學校的尊孔讀經。後來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恪守“兼容幷包”的學術自由理念，將官僚養成所的北京大學，轉型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以後他宦海浮沉，也曾列名國民黨右派的“清共”提案。但他隨即贊成宋慶齡發起的保衛民主大同盟，並在國民政府體制內，創辦大學院、中央研究院，力求給教科文諸領域的學者，開拓自由研究而激勵創新的生態園地，證明他確實無愧於教育現代化的大師稱號。
蔡元培先生（前排）
陳寅恪則以純學者而名垂青史。他於清末民初在日本歐美長期留學。他不在乎學位，卻在乎追求新知，因而成為在瑞士聽過列寧演講的第一個中國人。他對古今語言文字掌握多達十七八種，他對中西社會歷史的認知，在同輩中幾乎無人能及，以致他沒有學位沒有論著，被新成立的清華研究院聘為導師，而經他指導或聽講的研究生，以後多半成為名聞遐邇的大學者，並終身以曾名列陳氏門牆為榮。陳寅恪的歷史論著不算多，但大都成為文史研究新門類的開山名作。然而作為文史大師，他留下的最大遺訓，莫過於作為學者，必須具有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說到做到。曾拒絕蔣介石的拉攏，不像馮友蘭、顧頡剛那樣熱衷於躋身“國師公”。也曾拒絕出任中國科學院歷史二所所長，明知那是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指名，卻堅持如果就任，所內研究不可跟著意識形態轉悠。他在解放初拒赴海外，甚至拒赴香港，證明他是真誠的愛國主義者。但他恪守學者的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也使他付出了巨大代價。這位國寶級大師，竟沒逃脫左禍，“文革”開始，年已八旬，仍被紅衛兵惡鬥致死。
四、真大師的群體意義
大師中的悲劇人物，常常體現堅持真理或者恪守真知，反而被指斥為悖時逆說乃至心懷叵測。郭沫若對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的政治批判，便是顯例。於是，略說在新世紀的開端，向觀眾更其是青少年學生介紹教科文衛諸領域大師的必要，似乎不算辭費。那必要，在我看來至少有這樣五點。
第一，中國人決不缺乏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非但在科學技術領域，眾多大師堪稱本專業的第一流專家，其成就往往前無古人，也置身於世界前列。即如深受權力疑忌干擾的人文社會學科，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當做治學準則的，也所在多有，代不乏人。除王國維、陳寅恪外，費孝通的社會人類學、周予同的中國經學史、譚其驤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等，都是前現代沒有的或僅見雛形的新學科。問題是中國的社會政治環境，雖然今昔不同，卻未必有利於自然科學、人文社會學科的創新。毛澤東提倡“革命的實用主義”，晚年更要對自然科學家劃階級，因而理論的自然科學難以昌明，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諸學科只能變成當前政策的註腳，而文史哲研究更時時要提防棍棒。這樣的威脅沒有消失，而“見利忘義”又已瀰漫教科文衛的每個行業。人們追根溯源，歸因於中世紀式的權力機制，並未跟著“文革”而被徹底否定。百年來大師多悲劇人物，豈非明證。
第二，我們民族的文明進程，以大師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是主要的動力。無論主流輿論如何否定，什麼“知識分子最無知識”、“高貴者最愚蠢”、“書讀得越多越蠢”之類，都不能改變百餘年來，中國的每一變動，促進者都是學者文士。即使反變革方面，欺世盜名或助紂為虐的主角，也必是知識分子。上世紀中葉在中國愈演愈烈的反智主義運動，恰好反證知識分子對於公開的變相的專制主義，都是難以克服的障礙。
第三，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如王元化所說，需要有學問的思想家，有思想的學問家。這正是教科文衛各領域內大師的寫照。古稱覺悟未知的事理曰學，有所不知待人解答曰問。因而大師作為學問家，必定好學不倦，不會不懂裝懂，但他們做學問，必定用自己的頭腦思維，不會人云亦云，從而形成自己的認知體系。在這一點上，真大師體現的共性，令人印象深刻。
第四，為青年學人樹立榜樣。上世紀中葉以來，學風文風陋劣，教育領域弊病尤甚。無論大中小學，總視有學問有思想的教師為異己，當做改造乃至革命的對象。相反，曲學阿世或者不學有術之徒，常可名利雙收，成為學界的不倒翁。這在年輕學生看來，與時俯仰最保險，堅持真知很可怕，追逐權力才有利，那效應就是置公共利益於不顧。各行各業的杰特人士的成長過程，讓青年學人開始瞭解怎樣做一個真正的有出息的人。
第五，向現行的學術文化政策提出了問題。比如說對知識分子以左中右劃線，把“聽話”、“緊跟”、會揣摩、善附會等，當做人文社會學科是否為己服務的尺度，賞以高位，歆以重利，以致欺世盜名的假大師層出不窮。我們的教科文衛當局，普遍面臨誠信的缺失，而表彰假大師，阻遏人們對學術騙子、文化流氓的揭露批評，無疑是一大原因。但願官位與智商背逆的某些教育文化決策者，能悟出一點什麼。
文化中國
朱維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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