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學120週年校慶之際，中華書局整理編制的“西南聯大訪談數據庫”，公開上線。這喚起了很多人對“西南聯大”及抗戰大後方昆明的記憶。這個數據庫裡的很多珍貴史料，是出生在昆明的作家張曼菱對“西南聯大”往事進行“搶救性挖掘”時留存下來的。多年來，張曼菱一直致力於西南聯大歷史資源的搶救、整理與傳播工作。她做了大量的聯大校友訪談工作，掌握了大量一手資料。今天，今日君就帶你通過下面這篇文章，去一窺那個時代學人們的精神。

丨1937年7月7日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盧溝橋事變後，在抗日救國的吶喊聲與殺敵聲中，有另一股隱忍強勁的大潮在集結行動。

一批批的青年與導師們衝出淪陷區，去建造戰火紛飛下的另一座校園。這是一部中華民族在危亡關頭用文化武器進行拼搏的歷史，裡面的人、學校、思想、言行、著作都閃耀出迷人的風采與巨大的光芒。

丨國學大師季羨林（左）與本文作者張曼菱（右）

1998年秋，我在北大朗潤園與季羨林先生談起“西南聯大”的往事。先生說出一番話來：“本來讀書需要安靜，可是西南聯大在戰爭環境裡，書卻讀得那麼好，出了很多人才，民主運動也轟轟烈烈。這個，值得研究。”

季羨林沒有經歷中國的抗戰，當時他在德國的燈火管制之夜裡留學。他對中國焦土上有這樣的戰時大學感到驚訝。這位世紀老學人用質疑的聲音，追索一份失落已久的歷史檔案。

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十一月四日星期四，陰，大霧，晨8：00後，即獨至東車站，紫禁城為濃霧所蔽，街上行人尚少。

——《吳宓日記》

1937年吳宓悽然告別北平。列車上的日本軍人對中國乘客不屑一顧。可這個文弱的教授卻說自己是“上征途”。

當陳三立絕食殉國後，著名世家出身的學者陳寅恪在父喪未舉之際，秘密離開了北京。王國維死後，人們期待陳寅恪成為“一代文化託命人”。他深知自己肩負的使命，決不願意落入日寇之手。他攜帶著珍貴的佛家經典隨學校南遷，因為“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學問為根基”。

丨吳宓（1894-1978）國學大師，清華大學國學院創辦人之一，被稱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

象牙塔在戰火中倒塌，象牙塔裡的人們走了出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奉教育部之命轉移長沙，組成“臨時大學”。數學家江澤涵對家人說：“奉召而去”，隻身趕往長沙。朱自清說：“文人至此，唯有‘弦誦不絕’報國”。陳省身回憶：“1937年抗戰開始，清華要我回來，在數學系做教授，所以我離開巴黎，先到美國，然後1937年8月到上海。”“我們那個時候都痛心於祖國的弱啊！恨日本侵略啊。但是一個唸書的學生，也沒有什麼很具體的辦法。所以先回來再說了。”

當“長沙臨時大學”再次轉移遷滇，以李繼侗、曾昭掄、聞一多等教員為首的師生們組成了一個“湘黔滇旅行團”，步行到昆明。

丨“湘黔滇旅行團”在行進途中

“七七事變”不久，中國大地就出現了一批批的戰時大學，戰時中學和小學。危急關頭，為了保全血脈，中國的家庭自願分散。

許倬雲先生寫道：“當學校的隊伍，列隊走過家門口時，每一個年輕的孩子，身穿制服，就像行軍的軍人一樣，背一個揹包和口糧，兩雙草鞋，列隊行進。祖母看見二哥在隊伍之中，實在捨不得，哭著要我的母親，將二哥從隊伍中撤出來。母親答道：‘我們的孩子，能留一個，就是一個。國家快亡了，這些留下的種子，也許可以為我們再造中國，扳回自由和獨立，不做日本人的奴隸。’”

丨1938年4月16日，旅行團抵達貴州盤縣，當地小學生列隊敬禮歡迎

隨著日寇的入侵，一些在南方的大學和中學，也紛紛內遷。每一個省的教育廳，都在各地設立臨時的聯合中學，沿途收納逃難的青年。在內移的過程中，學校教育沒有中斷。這些學校各自落腳在內地的偏僻地方，恢復正常的課業。

除了這些有組織的遷移，淪陷區還有無數的青少年不願受日本教育，紛紛逃到後方，有的投靠親友，有的流落各方。

王鼎鈞先生寫道，陳立夫當時主張收容教育淪陷區青年：“當年他有一句話遍告政要：‘孩子進流亡學校，至少他的父母不會去當漢奸。’他也一向反對把學生編進隊伍當兵，又有一句話遍告政要：‘現在還沒到送學生上前線的時候。’他這兩句名言作用很大，成全了千萬矢志向學的下一代，功德無量。”

丨1938年4月25日，西南聯大湘黔滇旅行團抵達昆明

1994年，陳立夫出版回憶錄《成敗之鑑》，把這一段政績說個詳細。他“不顧當時行政院政務處和財政部內部人員反對”，批准了救濟戰區（淪陷區）青年的方案，淪陷區青年在後方中等以上學校讀書，由國庫支給貸金。書中說“這一筆龐大的費用，在國家財務支出上僅次於軍費”。

事實上，得到“貸金”救助的不止是淪陷區學生。在我所採訪過的西南聯大校友中，如當時從緬甸回來的華僑學生王漢斌以及雲南本地白族子弟王希季等，他們都說，自己是靠著“貸金”度過讀書歲月的。

弦誦不絕 英才雲集

丨張伯苓（1876-1951），著名教育家，被尊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

齊邦媛說，當時的老師們有一股“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氣概。“自離開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靜寧寺，整整一年。顛沛流離有說不盡的苦難，但是不論什麼時候，戶內戶外，能容下數十人之處，就是老師上課的地方。學校永遠帶著足夠的各科教科書、儀器和基本設備隨行。”“在戰火延燒的歲月，師長們聯手守護這一方學習的淨土，堅毅、勤勉，把我們從稚氣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惡劣的環境裡端正地成長，就像張伯苓校長說過：‘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讓人看出你是南開的。’”

張校長對南開學生們的警句是：“中國不會亡，有我！”

丨長沙臨時大學租借湖南聖經書院作為教學樓

1937年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正式上課。蔣夢麟說：“雖然設備簡陋，學校大致還差強人意，師生精神極佳，圖書館雖然有限，閱讀室卻座無虛席。”

在長沙臨時大學，學生們發生過“是讀書還是參軍”的爭論。最後大家認為：因為抗戰不是三五天的事，所以學業不能中斷。

錢穆教授說：“如果我們把到後方來讀書當作是苟安，不如上前線去作戰的好。我們既然到了這裡，就要用上前線的激情來讀書，才對得起國家和前方將士。”任繼愈回憶，到昆明後，“錢穆的《國史大綱》出版的扉頁上寫著‘謹以此書獻給抗戰的百萬將士’。這部中國通史成為各大學首先選用的教材。”

丨西南聯大部分教授合影

百家爭鳴的學風在西南聯大盛行。“羅庸講‘唐詩’，第二年聞一多也開‘唐詩’。聞一多講‘楚辭’，第二年羅庸也開‘楚辭’。兩人的風格、內容各異，同學受益很多。沈有鼎為哲學系開‘周易’課，只有三五個學生來聽講，聞一多也坐在學生中聽講。鄭昕開‘康德哲學’課，數學系程毓淮也來聽課。陳寅恪講‘佛典翻譯文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的助教、講師多來聽課，本科生不多，遂有‘教授的教授’的稱號。”

丨西南聯大的鐵皮屋頂教室。為籌措辦學資金，學校後來賣掉了這些鐵皮，變成了茅草屋頂

學生中跨系聽課蔚然成風。聯大工學院的學生有的走好幾里路到校本部聽文科的課。

“聯大老師講課是絕對自由，講什麼，怎麼講，全由教師自己掌握。”“大學入學考試也沒有標準一說。”何兆武先生回顧當時的教育說。

梅貽琦的名言道出了中華獨有的大學理念。“所謂大學，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它與《陋室銘》的優秀傳統遙相呼應，在這個學術與教育流亡的戰爭年代裡，更顯示出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力。

一批由著名建築家梁思成夫婦設計的土坯鐵皮屋出現在昆明城西。這就是西南聯大的“新校舍”。從這些鐵皮或草頂的土屋裡，走出了使中華民族崛起的一代精英。

丨鄧稼先（1924-1986），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學家

“兩彈元勳”鄧稼先，當初逃出北平，來到昆明，遵照父親送別時的悲壯叮囑，“學科學能救中國”，他報考了西南聯大物理系。

丨郝詒純（1920-2001），地質學與古生物學家。

地質學家郝詒純，曾被聯大人稱為“校花”。她長得漂亮，功課好，是籃球隊長，學生會主席。人們認為這樣的女生應該學外語，她卻選擇了地質。“我轉地學系，也是受一位教授的影響。他是袁復禮，跟外國人合作組成第一屆西北考察隊，他是隊員。”袁復禮深感外國人的考察企圖，是為了預備掠奪我國的礦產資源。他用這一段經歷教育學生。郝詒純將終生獻給了野外考察。

丨鄒承魯（1923-2006），生物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鄒承魯說：“對我一生影響比較大的是楊石先，後來的南開大學校長，我就記得後來選擇生物化學專業，是受他的影響。”鄒後來成為胰島素人工合成的帶頭人。

丨王希季，1921年出生於昆明，白族，中國衛星與返回技術專家

被譽為“中國火箭之父”的王希季回憶：“我們還要跑警報，跑完警報照樣上課，照樣工作。”“我們那個時候，整個的愛國熱情是很高的。學，就是為了要打贏日本人。”

丨李政道，1926年生，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帶著一封浙大導師的推薦信，李政道在戰火中艱辛奔赴昆明。“我是1945年轉到聯大的。我一年級在浙大，二年級轉學到昆明。”吳大猷通過解題驗證了這名物理奇才。“帶我的主要是吳大猷先生和葉企孫先生。他們答應我，選二年級的課，教我三年級的。”

丨梅貽琦（1889-1962），1931至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1955年在臺灣新竹創建清華大學並任校長

在中國被封鎖的年代裡，梅貽琦校長託人從歐美購來大學教科書的樣本，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成批覆印，又輾轉香港運到昆明，使得西南聯大的教學一直與國際一流大學接軌。

楊振寧等人在1945年後“留美”，他們發現自己並不比別人差。

為人師表 聲名遠播

丨西南聯大的“民主牆”

西南聯大有“民主牆”。

趙寶熙說：“那天我正在民主牆那兒，因為我們剛出來一期壁報。忽然看見馮先生走進校園來了。那天天氣很好，也許他是來學校轉轉，也許是有人告訴他，他來看壁報了。”

因為馮友蘭將《貞元六書》題詞獻給蔣介石，有學生就畫了一幅漫畫，題名叫“登龍有術”，意思說，用獻書達到做官的手段。後來，馮先生跟別人說，“畫得還挺像。”

丨馮友蘭（1895-1990）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

聯大有一個公示欄。師生們有什麼想法，可以張貼，每天都會有校工來收走，由梅貽琦校長次日作出答覆。

趙寶熙說起一樁趣事：“梅貽琦的女兒，梅祖彤，梅三兒。有一個學生追她。”這位男生想送花給她，就寫了一個呈文，請求送花，請梅校長批准。“結果弄得大家老去看，一看，他上面就寫：某某人所請不準。”

一個年輕人的惡作劇的條子，日理萬機的梅校長並沒有迴避，照樣給了明確的答覆，維護了制度的一貫性。

聯大生活就是如此，浪漫而有一定之規，有趣而不失風範。

丨西南聯大中文系師生合影

化學系有位老師，為貼補家用種了些花。當鮮花終於含苞欲放，卻在一個夜間全部失竊了。有人告訴他：到女生宿舍去看看吧。他的滿園花朵正安插在女同學們的玻璃瓶和土罐裡呢。原來，一夥男生早已經看好了這些鮮花。雖然是靠“貸金”吃飯，一面“跑警報”一面也要談戀愛。“記得少年春衫薄”，老師也只能搖頭一笑了之。

師長們的愛與寬容，傳承了中國古代“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師道，兼容了現代民主的理念。聯大的學生雖然流亡，然而溫馨、有幸福感和希望。

丨西南聯大學風開放，昆明市民可以旁聽。作者張曼菱的父親就是西南聯大的“門外弟子”

我父親時常回憶起，當年西南聯大的老師們在昆明為市民舉辦講演的盛況。潘光旦講“優生學”，劉文典講《紅樓夢》，聞一多講“楚辭”，吳晗講時事，梁思成講“中國古建築”。講到國破家亡，臺上痛哭流涕，臺下群情激憤。

西南聯大灑下的文化雨露，對於父親後來坎坷的人生是一份滋養。“每天，市民都看見他們，夾著一包書，就用本地的土布包著，走著穿過小城去上課，回家。幾位先生的藍衣衫都破了，打著不同顏色的補丁。有位穿皮夾克的先生，夾克穿得很髒也不洗，說要等打敗了日本才洗。還有兩位先生，鬍子很長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說要等勝利了，才剃掉。”

丨聯大莘莘學子

學者們走向民間，將讀書人的斯文與氣節在鄉土中國傳揚。他們在漫長的抗戰歲月中保持貧寒操守，再現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風亮節。

梅貽琦夫人率領一群教授夫人推磨做點心，提籃到昆明“冠生園”去賣的故事，成為“抗戰一定要勝利”的無聲楷模。“為人師表”的學者們在烽火歲月中磨礪和打造了自己，成為那個時代的偉岸君子。

在中國，自古有“讀書人”的稱謂，不似職業，卻高於職業；不指人品，又對其人品有高要求。知識分子不僅僅意味著擁有知識，也應該是一個時代道德與精神的體現。這也是全人類的期望。

丨烽火硝煙中，讀書人“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時代精神

許倬雲先生將中國的抗戰大轉移譬喻為“歷史上難得見到的中國版的《出埃及記》”，這確有相似點，其性質都是要擺脫奴役與亡國滅種的命運，團結起來作一次全民族的生死搏鬥。

可以說抗日戰爭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的《聖經》，值得每一箇中國人熟知與溫習。這是“根性”的記憶，關乎一個民族的立足點，利與害，還有傳承。

嚴峻時代，中華民族傾舉國之力，堅持戰時教育。國運與文脈始終相銜。烽火讀書，保存了世界上唯一“有古有今”的文字記載和歷史最悠久的中華文明。

讀完此文，不覺淚目。作者張曼菱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生在昆明，考入北大，父母皆為聯大的“門外弟子”——她覺得自己生來就該是尋拾西南聯大逝去的光景的。2014年，張曼菱回母校北大發表演講，對青年學子發出了憤怒的疑問：“你們為什麼活得那麼無趣？”這句疑問如同棒喝，值得當代所有迷茫的青年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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