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两篇充满着奥威尔八卦的外刊选读，由单读实习生陈儒鹏编译。藏在面具底下的奥威尔在日记里写着生活琐事，他的过去恐怕并不完美。也许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再也找不到像奥威尔那样一针见血的政治良知，但不必自惭形秽，奥威尔在我们这里也能学到什么是检点。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 1930 年代那样，鼓动着文人们将文字抛向政治的修罗场里：正如斯蒂芬·斯班德所说，“作者们要在现实面前迎上去，在形式上大费周章的实验时代已被证明了无生机”。阿多诺对“艺术自治”的断言成为了现实：“自治的艺术隔绝了外在的世界，同时质疑现实在艺术中的优先地位，于是艺术和艺术品站到了它们自己的对立面，自洽的‘自治艺术’包含着自我分离的矛盾。”
那在手稿背后的作者们呢？作为身份的“作者”只是一个弥天大谎。在这面具底下藏着的奥威尔，在日记里写着生活琐事，高呼“让国家的宣传好看一些”，也抱怨着“这玩意净在扯淡”。在《1984》里不啻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老大哥”的奥威尔，在 MI5 的档案里只占了薄薄的 30 来页纸，比起密探们为“奥登与伊舍伍德”费尽心机攒下来的皇然巨著，确实少得可怜。二战后，他还为“情报研究部门”搜集苏共情报，“奥威尔老大哥注视着这个世界”。人们也许会疑惑，会困顿，但文人的“正直”是放在作品里的，温斯顿流下的热泪，未熄灭的良知，文稿顶着政治浪潮高呼“文人是隐秘的立法者”的风骨，这些是我们可见的正直。
本期的外刊摘录期待呈现一个同时作为公民与作者的乔治·奥威尔，行走在密探罗织的钢索上，也落在道德的尘埃中。作为读者，尤其是奥威尔的传记读者，我们肩负着“隐秘的正直”：我们要承认自己所知甚少，更要不偏不倚地重新看待这个道德偶像，文化超人，在私人道德与公共政治之间寻求评价人物的平衡与公正。在解构时代，“隐秘的正直”让读者在重估一切价值之后获得评价的尺度与导向，而不是诉诸讽刺和逃避，惟其如此，我们才承担得了埃里克·布莱尔／乔治·奥威尔对人，对生活的忧与爱，才能在谈及奥威尔时无畏地说“瞧，这个人！”
蜡像馆里的奥威尔
1936 年老大哥在维根：
谈政府密探是怎样监视奥威尔的
原载于 Orwell Society ， 2017 年 3 月 22 日
1936 年初，乔治·奥威尔在英格兰北部考察维根地区穷人的生存状态，并于 1937 年出版了《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但人们经常忽略那时候的奥威尔时时刻刻处于密探的跟踪监视之下。
1936 年 2 月 24 日，维根地区警长托马斯·佩伊在阅读《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的部分材料后，将奥威尔与当地共产党员之间的活动往来记录，连同警员约翰·达菲寄来的一封信件，报告给某位“科克拉姆警官”。信件中的奥威尔“ 36 岁左右，身高六尺，瘦削，长脸，面色苍白”，达菲附上报告，“该男子自周一开始就居住在维根地区，本月十号入住市内工人区的一间公寓，据我所知，本地共产党为其入住行了诸多便宜。布莱尔出席了沃尔·哈宁顿于本月十号组织的维根地区共产党会议，从他的生活习惯来看，他应当是个作家，或是与文学圈沾点边，因为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写作。
布莱尔在当地收集资料，包括教堂，酒馆以及人口数量，他每天收到的信件多得出奇，除了来自英格兰的信件，还有一些发自法国，以及据我所见，他似乎收到过一份法文版的《工人日报》。有鉴于他与当地共产党的联系，我恳请对他的身份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注：乔治·奥威尔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的创作日记中对哈宁顿则不乏挖苦之词，“沃尔·哈宁顿先生是一个拙劣的演讲者，只会拿社会主义雄辩家的套路与边角料来滥竽充数，伦敦东区口音也很不地道［又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者外衣的小资产阶级］，但他竟煽动了所有人。”）
奥威尔与养子理查德·布莱尔
政治保安部报告后半段写道，埃里克.布莱尔在汉普斯特区的“爱书人之角”书店工作，书店的所有人，弗兰西斯·格里高利·维斯罗普据悉“持有社会主义政见，自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并被疑似在周转革命人士的通信往来。”伦敦警署于 1936 年 8 月 25 的报告中显示，他们意图以其违反了 1916 年的《商号注册条款》之名起诉维斯罗普，直到最后一刻才作罢。
1936 年底，奥威尔将《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的手稿交给他已经被情报部门盯上了的的出版人维克多·高兰兹。有趣的是，奥威尔的作家朋友，埃塞尔·曼宁 1937 年 3 月 12 日发表在《新领袖》的书评也被纳入了奥威尔 1937 年 3 月 30 日在伦敦警署的档案，曼宁写道“有见地的社会主义者们会认为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很是愚蠢，无的放矢，令人震怒，但这本书因为其第一部分而依旧很有价值，如果那些对社会主义没有好感的读者们能被劝导着读下去，一定会因为这本书而收获颇丰。”
伦敦警署是这样评述的，“根据埃塞尔·曼宁的书评来看，布莱尔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鲍勃·爱德华兹的先遣队在西班牙并肩作战， 1937 年 10 月 1 日，爱德华兹从西班牙前线回国，负责独立工党招募支援西班牙政府的志愿军的部分工作。”
直到 1950 年初奥威尔病逝，英国密探对奥威尔的监视才终告结束，即便如此，他和已过世的《观察家》前主编大卫·阿斯托尔之间的友情，让他的名字在情报机构对后者的调查报告中依旧如同幽灵一般四处飘荡着。
上来透口气
原载于 TLS ， 2018 年 2 月 27 日
肺结核，一辈子只抽劣质香烟，偏好不供热水的公寓，造出了乔治·奥威尔这样一个有味道的男人。在字里行间，奥威尔都弥漫着搔痒和恶味：硫磺和汗臭浸透了维根，老大哥的暴政和炖白菜的味道相映成趣。瓦伦丁·康宁汉姆笔下那个“鼻子扭曲着向前探着”去往维根的奥威尔，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约翰·萨瑟兰在《奥威尔的鼻子》开篇里写道，尽管他自己嗅觉尽失，但读奥威尔确实得嗅着文字里的味道；在这本“传记性病例”里，奥威尔吸引萨瑟兰的不仅仅是他的文字，还有他的肢体动作——搔痒，闻嗅，把一切弄得一团乱麻，还抽着根劣质香烟。萨瑟兰在这本“言辞闪烁”，“自我沉醉”的传记病例里甚至提及了《牧师的女儿》和《去维根码头之路》里所谓的“味道叙事”。
借约翰·罗登之言，去年大选期间“圣乔治·奥威尔成为经典的道路宣告落成”；但读者们也得留意，奥威尔尽管心明眼亮，但身上的污点也胜过我等凡人。萨瑟兰在书里就列举了一长串的（肯定尚未穷举）奥威尔的“不检之行”：1924 年在仰光车站鞭笞一位缅甸青年，强奸年少时的心上人雅辛塔未遂，给最好的朋友丹尼斯·柯林斯戴了绿帽子。
奥威尔确实是一个有味道的男人，只是有时候散着一点恶臭。鞭笞、绿帽、强奸这些都是世人难以接受的恶行：但瞥见恶行便还有一些希望，它点醒人们，奥威尔的过去恐怕并不完美。也许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再也找不到像奥威尔那样一针见血的政治良知，但不必自惭形秽，奥威尔在我们这里也能学到什么是检点。
奥威尔在缅甸
在书中，萨瑟兰毫不留情地描绘着一个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尤其自私与残忍的奥威尔。《让叶兰在风中飞舞》无外乎是一系列透着残忍的肖像画：索思沃尔德，他的姐姐，资助人，护士还有全职保姆艾薇儿，那些朋友和他的保护人理查德·里斯，无一幸免。萨瑟兰写道，“奥威尔在加泰罗尼亚后颈中弹之后的遗言是，‘告诉艾琳，我爱她’”，但在艾琳·奥威尔的信件里，萨瑟兰读到的是奥威尔对他深爱的妻子（同时也是他的打字员）令人哀伤的无视。奥威尔是这样抱怨蜜月的，“七天里，我只有两天时间能好好工作”；但这短短的两天时间，却给读者留下了《射象》——萨瑟兰眼里“他最好的散文之一”。
但萨瑟兰的传记里，少了点评述，多了点保留；他的文字富有布鲁姆斯伯里派的机锋，也有奥威尔赞赏的清晰与简洁，但奥威尔真的只是一个散发恶味的躯壳吗？向前探着鼻子，恐怕不是理解奥威尔最好的方式，味道无法让人获得批评的洞见。《上来喘口气》，这部被萨瑟兰称为奥威尔“最芬芳的小说”，归根到底讲的是嗅到的记忆并不真切。在故事的结尾，乔治·鲍林这样说道，“这些年来，下宾菲尔德总是藏在我心里的某一个地方，一个只要我想起来，就可以回去的静谧的角落，但最后我回到那里，却发现角落里却一无所有。”
难道奥威尔离世后，就散发着如鲍林在下宾菲尔德教堂里嗅到的“尸体的鲜甜”？我们要不要假装他身上道德的臭味在死后就烟消云散了？我们臧否人物是只看他的作品吗？萨瑟兰显然不这么认为，否则他不会写这本传记的，《奥威尔的鼻子》让当代人在道德高点上重新审视奥威尔和那代人：我们这代人有合法的同性婚姻，但奥威尔定然会鼻孔朝天，高傲地蔑视与嘲讽我们的工党。在私人道德自由与公共民主政治之间求得一种平衡，不仅是当代重读奥威尔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会极大地丰富我们对奥威尔的了解。萨瑟兰的书里似乎“嗅”到了这种平衡，但离“品鉴”还有点距离。
奥威尔在战场上抱着一只小狗
阿莱克斯·沃洛克对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分野颇感兴趣，比起萨瑟兰，他在《或者是奥威尔》一书中更关注奥威尔的作品，同时也对他这辈子的尼古丁瘾着了不少笔墨：沃洛克对奥威尔一篇不知名的文章“书籍与香烟”的解读，不仅十分精准，而且通过比照另外六篇奥威尔的文章，呈现了奥威尔对“写作的物质性”的兴趣。沃洛克这样写道，“奥威尔眼里，一张纸可以化成烟升腾上天，也可以在火光消散后，落到地上；纸已如此，文何以堪呢？”这种兴趣，让他在一期 BBC 的广播里花了足足五分钟，大谈“作为观念的纸张”；写作于奥威尔，既是“一个焦虑不安，变动不居的弧线”，也是一片“静默不动的玻璃”。沃洛克的奥威尔，和萨瑟兰笔下那个“一代人良心的寒冬”一样，比那个眉头紧锁、凝视后人的文化石像要机敏不少。
奥威尔的写作，也有比文化石像的凝视更丰富的内涵：哪怕是“静若窗户”的文章，依旧通往公共与私人两个向度，里面的人透过窗户看外面，外面的人则透过玻璃看进来。沃洛克对写作的双向维度把握得极其精细，奥威尔深感到只有在巨大的外部推动下才能生发文字内涵的意义，也让这位传记作者兴味浓厚：他是这样评述《让叶兰在风中飞舞》里的作家戈登·科姆斯托克的：“香烟入喉象征写作内在的中心，而那些抽了一半的烟头是写作外在的终结。”萨瑟兰想必会认同这样的类比。
但沃洛克的风格，恐怕不会讨萨瑟兰和奥威尔喜欢。众所周知，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语言”一文中建议作者同行们，“能省则省”，但沃洛克的风格太工巧了，也不大接地气，这样的语言给他详实的分析减了减分。在 1943 年到 1947 年，奥威尔为《护民官》杂志撰写的很“奥威尔”的专栏“如我所愿”，给了沃洛克不少写作的材料：他认为，奥威尔在这组大作里从大蟾蜍写到民众调查与书评作者的身心和嘴脸，“将统一的写作原则撕成了碎片，扔到空中”。但如果这样来看奥威尔的风格，那么多读些奥威尔可能比《或者是奥威尔》更加轻松，也更为受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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