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在戊戌變法那一年成立時，不是一個以學術、教育為主旨的學校，而是一個衙門。無非這個衙門主要是為朝廷培養官員，因為科舉眼看著越來越不中用了。
戊戌變法失敗後，緊接著是義和拳的師兄弟奉旨進京胡鬧，再接著是兩宮西狩，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德、俄的軍隊將大學堂的校址佔為兵營，校舍、書籍、設備嚴重毀壞，大學堂被迫停辦長達兩年。
1902年1月，戰事平息後，清廷下令恢復京師大學堂，任命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專門負責京師大學堂的恢復和籌建事宜。可見當時京師大學堂的官方地位多高。
張百熙(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號潛齋。湖南長沙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緒二年（1876年）散館，授編修。
對京師大學堂的復建，張百熙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下，京師大學堂無法成為一所真正的現代意義的大學，從一個細節就可以看出。據朱德裳《三十年聞見錄》記載：
北京大學堂試驗生理學，欲殺一羊，管學大臣張治秋專摺奏聞。奉旨準其殺羊試驗。張大臣小心謹慎如此。
大學上生理課要一頭羊解剖，必須由禮部尚書兼管學大臣的人專門向皇太后皇帝報告，求得允許才敢做。這樣體制下，京師大學堂的創新能力又將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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