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紹新（董必武之孫）
1975年4月2日，我的爺爺董必武去世了，那年我5歲，懵懵懂懂的，只知道家裡的一位老人不在了，對他的印象卻極為模糊。上學後，我在語文課本里讀到了關於他的文章，心裡除了有些小驕傲外，更多的是感到那是一段很遙遠的往事。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有關爺爺的故事我瞭解得越來越多，記憶深處的那個身影也慢慢鮮活起來、厚重起來……
不浪費國家一分一釐
每一位在爺爺身邊工作和生活過的人，都對他的簡樸和節約留下了深刻印象。
新中國成立後，爺爺一直堅持使用剛進城時分配給他的老式辦公桌，幾次搬家，工作人員都想換張新的，但他始終沒答應。爺爺坐的是一把舊轉椅，由於轉軸鬆了，坐上去既不穩固也不安全，更別提轉動了，可是他總不肯換，只是讓人拆了底座，用木頭重新做了4根椅腿，就這樣一直坐到逝世前。爺爺平時寫字，多用毛筆，筆頭掉了，就用線或牛皮筋綁緊繼續用。他練字從來都是用報紙，寫詩、寫文章也是以頭一年用過的舊日曆牌和節目單等廢紙作底稿。
董必武與幼時的本文作者
爺爺在晚年患有多種疾病，地方上的一些負責同志請他到條件好的地方去療養，但他都婉言謝絕了。他總說：“我一走動就要興師動眾，給地方人力、物力增加負擔。”
爺爺在生活上厲行節儉，但是當把錢花在助力民族振興、培養下一代身上時，他卻異常大方。地處武漢市武昌區糧道街的武漢中學，前身就是爺爺與陳潭秋等人於1919年共同籌辦的私立武漢中學。當年，爺爺懷著喚起民眾、打倒列強、剷除軍閥的宏圖大志，毅然當掉了自己唯一的一件皮袍，將換來的20元錢充作了辦學經費。如今的武漢中學，大門口矗立著一尊爺爺的雕像，雕像背後的牆上刻著4個剛勁有力的大字：樸、誠、勇、毅，這是爺爺當年親自擬定的私立武漢中學的校訓。當年，這所學校的很多學生就是在他的精心培養下，成為忠誠無畏的優秀共產黨員。1966年，爺爺在武漢接見武漢中學代表時，對他寫下的校訓又作了解釋：“樸就是艱苦樸素，誠就是忠誠、誠實，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恆心和毅力……”
“樸、誠、勇、毅”這4個字深深影響著我，教導著我如何為人、做事。
把外匯用在該用的地方
1945年，爺爺作為赴美國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收到了國民政府發放的一筆相當可觀的置裝費、生活費和交際費。他對這筆經費的使用處處精打細算，儘量節省開支。現在，爺爺赴美期間親手記的一份收支賬單依舊被保存著，從上面的記載看，爺爺在必須的情況下，才在住處附近一家成衣店花25美元買了一套西服，省下了1275美元的置裝費。在美國，他就是穿著這套儉樸而合身的服裝出席聯合國大會以及其他外交活動的。另外，他除參加聯合國舉辦的宴會和其他必要的宴請外，從不到大餐館用餐，而是常與章漢夫、陳家康一起，到華人街餐館用餐，或者購買簡單的食物打包帶回住處吃，因此又省下1240美元的生活費，還節約了200美元的交際費。爺爺將節省下來的置裝費、生活費和交際費共2500多美元，都用來貼補公用。
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人民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當時，爺爺在美有幾筆較大的開支：一是在爺爺的主持下，由章漢夫、徐永瑛同志編印發行了《中國解放區實錄》英文版小冊子5000本，藉以向世界各國宣傳中國解放區的真實情況，揭露和駁斥反動派的造謠誣衊；另一個是周恩來給爺爺去電，中共中央擬在上海籌辦黨報和通訊社，讓他在美國訂購印刷機器，爺爺就用省下的經費再加上部分華僑的捐款，為國內購買了3萬美元的印刷設備及其他急需物資。
堅決不給家裡人“撈好處”
新中國成立初期，爺爺在紅安老家的一些親友看他當上了政務院的副總理，認為他做了“大官”，陸續寫信給他提出安排工作、調動工作、照顧生活等請求。對此，爺爺一律回信婉言拒絕，同時還向他們講清不能給予照顧的原因。他在回信中說：安排、調動工作應向組織請示，不能向他個人請示；鄙視勞動、想不勞動或少勞動就有較好的收入和享受，是陳腐的甚至是很壞的舊觀念；做工作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人民大眾謀利益，人民大眾的利益問題解決了，革命者的個人利益也就解決了；決不能把幹革命、入黨當作為個人謀利益的手段……
後來，爺爺乾脆寫了一封通函，打印出來，分別寄給家人和親友，對他們進行事先教育，打打“預防針”。
我的奶奶何連芝1933年入黨，是一位老紅軍，土地革命時期打過仗、負過傷、參加過長征，在陝甘寧邊區做過基層工作，抗戰時期跟隨爺爺輾轉武漢、重慶、南京、上海等地，並肩作戰應對敵特包圍和白色恐怖。新中國成立後，她擔任爺爺辦公室的秘書，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任勞任怨、盡職盡責，從沒有想過憑爺爺的關係撈什麼好處。
董必武在寫字
1956年，爺爺擔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這一年，正趕上國家機關幹部調整級別。在人事部門擬定的提級名單中，也有奶奶的名字。
奶奶當時的級別是行政13級，並不高，提一級完全合情合理，名單也已由最高人民法院黨委討論通過，只待院長最後審批。爺爺看過名單後，對其他同志的提級均表示同意，卻唯獨提起毛筆把奶奶的名字勾掉了，還特地找到有關同志囑咐說：何連芝的級別不要提了，要提就先提別的同志吧。
1969年下半年，我父親董良翮到河北晉縣（今晉州市）下鄉插隊勞動剛半年，當地黨組織打算髮展他入黨。爺爺聽說後，立即讓奶奶給那裡的黨組織去信：“不能因為他是我的兒子就這麼快地吸收他入黨，一定要讓他再磨鍊一段時間。”過後，他還是放心不下，又讓奶奶親自去晉縣向當地同志再三強調，千萬不能因為孩子是幹部子女就講情面，要嚴格要求，只有真正具備了共產黨員的條件，才能吸收他入黨。
唯獨買書大手腳
爺爺的一個學生曾經說過：董必武老師一生的嗜好就是“讀書與革命”，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爺爺的生活狀態。爺爺一生不抽菸、不喝酒，工作之餘，就是愛好讀書、寫字和吟詩。
革命戰爭年代，遇到敵情嚴重部隊必須撤退轉移時，爺爺的衣物都可以丟下，唯獨書籍必須帶走。長征途中分配給爺爺使用的馬匹，除去用來給傷員和病號乘坐外，基本上都用來馱書了。
爺爺買什麼東西都要精打細算，卻唯獨在買書上舍得花錢。在南京時，他經常興致勃勃地跑到夫子廟逛舊書攤；在上海時，過不了多久就要去一次商務印書館。那時，儘管出門之前需要稍加化裝，但他也樂此不疲。他到舊書攤或書館，總是先認真地翻看各種書籍，一看就是幾個小時，挑挑揀揀，最後再買下自己喜歡的。爺爺買的有些書已是破舊不堪，甚至看不到封面了，身邊的工作人員問他：“您買這種破本本幹啥？”爺爺說：“別看它是舊書，裡面可有寶哩！現在國家處在動亂時期，這種破書都不容易買到呢。”
爺爺對歷史很感興趣，有時一口氣就能買上幾十卷線裝書。一次，他淘到了一套《資治通鑑》，高興得不得了，但老闆開口就要500萬法幣。工作人員嫌貴，可爺爺卻堅持要買。在回辦事處的路上，爺爺興奮地說：“這書難得呀，這次讓我碰見了，真怕他不賣給我們。”工作人員說：“他不賣？不賣我們就去買新的！”爺爺搖搖頭：“在這年頭，還有誰會新出版這些書呢？即使有，恐怕也不會比這便宜吧。”
經過幾十年的積累，爺爺的藏書量相當可觀，其中還有不少珍貴古籍。他在世時曾多次講過，這些書要送給家鄉的人民。爺爺逝世後，遵照他的遺願，這些藏書全部捐獻給了國家。
爺爺愛買書，也愛學習。為了方便在工作中閱讀外文書籍和資料，爺爺一直堅持學習外文。他先是孜孜不倦地攻英文，之後又兼學俄文。一遇疑難，他總是虛心地向身邊外語好的青年同志請教，從不覺得難為情或“掉架子”。為了學好外文，爺爺還親自寫了很多小紙條，一面是外文單詞，一面是中文解釋和音標，用皮筋紮成一捆，外出時放在兜裡，稍有空閒就拿出來背誦，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他去世前幾年。
爺爺離開我們已經43年了。如今，國家的實力日漸雄厚，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足，客觀環境變了，但是中國共產黨人發揚艱苦樸素的作風，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困，嚴格要求身邊親屬子女的優秀傳統不能丟。我們要學習爺爺的優秀風範，在新時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接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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