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到處找著你的眼鏡，最後卻發現它明明架在自己的鼻樑上。感覺兜裡的手機振動了一下，掏空了身上所有的兜卻看到手機安安靜靜地躺在你手邊的桌上，點亮屏幕，通知欄沒有任何新的消息進來。
科技在潛意識裡已進入你的身體，成為了它的一部分。享受著科技帶來的便利時，我們也產生出 “低頭族”、“振動幻聽綜合徵” 及 “數字原住民” 等詞彙，描述科技給我們造成的影響，它們昭示了一部分人感到的不安情緒。曾有學者分析電視讓受眾失去了思辨能力，奪走了一代人的童年，如今也有大量研究者把智能手機、iPad 等移動智能設備放在同樣的位置上。
事情是否有別的可能？我們（特別是年輕人）確實如此脆弱不堪嗎？今天為大家推薦一篇文章，作者耶茨在這篇文章裡給出了一個積極的答案：
她肯定了科技的貢獻，提醒我們至少還有另一種可能性：有選擇地設計和使用 APP。
作者 | 基蘭 · 耶茨（Kieran Yates）
翻譯 | LOBBY
* 本文最早發佈於 How We Get to Next，基於 CC BY-SA 4.0，文章原名 “Your Brain is Your Phone”。
公元前 370 年，蘇格拉底憂心忡忡，因為當時的年輕學者正將辯論的形式從口頭交流轉向書寫筆戰。蘇格拉底排斥書寫，他擔心這種新的科技可能會對年輕人的頭腦帶來不利影響，甚至認為書寫會在學習者的靈魂中誘發遺忘：當人們開始書寫，他們就不再動用記憶能力了。
數千年後幾乎同樣的事情上演了：20 世紀的電視引發了道德恐慌。詆譭電視的人擔心這項科技會把人們變成呆板的、失去創造能力的 “沙發土豆”。幾十年後，電子遊戲的下場更加悲慘，人們指責它讓孩子們不再能夠考慮事情的是非對錯，變成好鬥的怪物。
到了 2017 年，智能手機超過其他的日常科技物品，變成了我們恐懼的投射對象。這並非意外之事，我們用智能手機幫自己回憶過去發生的事情、記錄真實信息，幫我們找到一些人並且和他們交流。智能手機儼然已成為我們的一顆外置大腦。
一旦丟了手機，你會覺得自己好像被截去了一條手臂或大腿，那種效果可以相當震驚。別的一些科技其實也能達到類似效果，在潛意識中它們已成為你自我的一部分。一個智能手機原住民通常無法想象，如果沒有一部智能手機，他該怎樣度過接下來的分分秒秒。如果你還記得智能手機出現以前人們的生活，你可能得擔心這個世界正在發生著怎樣的變化，擔心智能手機正如何改變著我們。
我們的大腦和智能手機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種關係會對我們的精神健康、社會生活以及年輕人對周圍世界的理解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是值得好好考慮的問題。但把焦點放在智能手機會怎樣 “重塑孩子們的大腦” 卻錯失了重點，我們應該少擔心一點 “手機會改變我們的大腦”，而多想想這個在改變著我們的設備本身，它是不是靠得住。畢竟，設計它們的人一直盤算著從我們身上賺錢。
聊到智能手機，如今媒體每天都在向我們傳遞著和它相關的負面信息。如果全盤接受這類信息，你得到的將是一幅荒涼的圖景。這些報道呈現的人類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孤獨、焦慮，年輕人尤其如此。
最近此中突出的範例當屬《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由心理學家讓 ·M. 特文格（Jean M. Twenge）撰寫，他在標題裡就直接問道：
“智能手機已經毀掉了一代人嗎？”
文章呈現了一幅極具說服力的反烏托邦圖景：獨居一隅、缺乏維生素 D（譯者注：皮膚可以藉助日光中的中波紫外線激活一種化學物，它可以進一步轉變產生維生素 D，長期不出門的人則會因接觸不到中波紫外線而缺乏維生素 D。）的數字原住民一代將自己鎖在房間裡，頻繁地查看他們的數字設備上是否有新消息，別的活動都被打亂。
這群年輕人不怎麼喝東西，性需求、睡眠都變得比上一代人少，甚至連駕照也懶得申請。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就是那個讓他們始終保持在線的東西——智能手機。
這類論證並不新鮮，持此觀點者指出，如今的年輕人和他們的上一代在行為舉止不同，然後把這個變化歸罪於一種特定的新科技。
社會學家大衛 · 奧斯韋爾（David Oswell）在他的一篇論文（該文收錄於 Cool Places: Geographies of Youth，一本詳細記錄了全球各地青年文化的論文集）中研究了類似的現象，只是他的研究對象是當年的電視：
“人們（尤其是在報刊上撰寫文章的那些人）將電視設想為一臺威力無比的設備，坐在電視前的年輕人則被建構為不諳世事的、容易受人擺佈的‘孩子’，亟待他們的保護。”
對於長者來說，電視是年輕人行事不可預知、難以掌控和紀律散漫等諸多特點的一個象徵。
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事情正在智能手機上發生，使用智能手機的人始終在線的狀態也受到了非議。正如數字青年文化研究者凱蒂 · 戴維斯（Katie Davis）回應特文格時指出，正在年輕人身上呈現出來的各種趨勢之間確實存在相關關係，但這類關係並不必然是因果關係。數字媒體不會是這些趨勢背後的唯一肇因，認為所有 20 歲以下的年輕人都因為使用智能手機受到了同樣的影響，也是一種簡化的解讀。還有很多東西能影響這種代際行為模式的變化。
2017 年 8 月，英國兒童委員會（UK Children’s Commissioner）的安妮 · 朗菲爾德（Anne Longfield）在英國的媒體上發起了一輪關於限制孩子在線時間的討論，她把社交媒體和垃圾食品作比較，認為限制在線時間的責任在於孩子的父母。
在網絡上隨便一搜，我們就能發現成百上千的研究的結論支持這種擔憂，比如智能手機影響了我們的專注力，或者接觸巨量信息正在 “偷走” 我們與生俱來的創造力。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幾位心理學家請了幾位年輕的志願者參與一場實驗，心理學家在這些志願者腦部佈設了核磁共振成像設備，並讓志願者使用各自的 Instagram。當志願者發現自己在 Instagram 上發佈的圖片獲得 “贊” 時，心理家記錄下他們的腦部活動狀態。
對比相關的腦部掃描後心理學家發現，對這些志願者的腦部來說，在 Instagram 上獲得 “贊”，和注視相片中他們所愛的人或者得知自己剛剛掙了一大筆錢，導致的多巴胺飆升效果是一樣的。他們據此撰寫的論文於 2016 年發表在 Psychological Science 上。
一些父母擔憂過度，他們把自己的孩子送進了社交媒體戒斷診所，但另一方面，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確實顯示，有 67% 的美國青少年遭遇過網絡騷擾。
但我們可以同樣輕易地組織起另一批發現，依靠它們翻轉這些對智能手機的負面印象。
一些研究發現，屏幕媒體尤其是電子遊戲提高了使用者的決策速度，同時並未對這些決定的準確性造成負面影響。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的研究者達夫妮 · 巴韋利埃（Daphne Bavelier）和 C. 肖恩 · 格林（C. Shawn Green）發現，玩遊戲甚至也許是一種有效的認知療法，10 歲以下經常玩遊戲的兒童的反應時間 [譯者注：反應時間（reaction time），感受器接受外界刺激衝動的信號，傳送至大腦皮層，皮層辨識信號並從運動區發出指令，經由神經達到反應器使活動肌肉收縮，這一系列活動所用時間即為反應時間。] 和一般成人相當。
睡眠研究者拉塞爾 · 福斯特（Russell Foster）已指出，儘管人們 “感覺” 手機影響到了他們的睡眠，但我們仍然缺少實證證據支持這一論斷。
西蒙 · 梅賓（Simon Maybin）則在他發表於 BBC 的文章中展開了探索，他認為新科技縮短了人們的注意廣度 [譯者注：注意廣度（attention span），一個人在單項行為中可以集中注意力的時間長短。] 的論斷很大程度上是虛構出來，正如 “注意廣度” 這個概念本身是虛構的一樣。
毋庸置疑，年輕人確實樂見他們發佈在社交媒體上的內容獲得別人的 “贊”，支持這一傾向的理由不應侷限於它帶來的多巴胺上升。我們可以有更加抽象的、個人的因素如社會接受度、專業上的虛榮心，甚或針對前任的 “看我現在過得多好” 的小心思。既然如此，憑什麼擁抱朋友帶來的多巴胺飆升是 “好的”，而你在社交媒體上曬出的照片從朋友那裡得到一個 “贊”、造成同樣的飆升，卻是 “壞的” 呢？
讓我們弄清楚一點：諸如上面提到的這類研究表明，智能手機正在影響年輕人的大腦。
和上一代人相比，年輕人如何行事、思考在發生著變化。但真正重要的問題並非智能手機要不要對這種變化負責，特別是考慮到，一種新的科技總會改變使用者的大腦。思考這種變化是 “好的” 還是 “壞的” 也沒有什麼意義，它就像代際之間的誤解一樣，是一種古老的謬誤。
“我們身處的時代最棒的一點是：隨便誰，只要他比你稍微大一點，都能給你來一句‘想當年……’然後聊起一項普通的科技，對當時的他來說那還是嶄新的東西，” 羅伯特 · 羅森博格（Robert Rosenberger）解釋道，“真正讓人驚訝的其實是這項科技變得普通的過程，它發生得如此之快。‘變得普通’正是這個時代最棒的部分。”
羅森博格是一位科技哲學家，目前供職於喬治亞理工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對 “新科技內在地對我們（的大腦）有害” 這種論斷，他並不買賬。大腦會在科技和我們已習得的行為之間建立一種關聯，羅森博格和我交談時提到這一點。“我認為這種關聯並不是內在地被動形成的，” 他在電話裡說，“問題更多地在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了這類關聯。”
有一種名為 “振動幻聽綜合徵”（Phantom Vibration Syndrome，PVS）的東西，它描述的是這樣一種 “症狀”：
你感覺褲兜裡或包裡傳來沙沙一陣響動，那是你的手機在振動。當你伸手去掏，手機卻根本不在那兒。再一定神，你發現它就在你眼前的桌子上放著，根本沒有響動。
羅森博格是振動幻聽綜合徵的幾位主要研究者之一，他說：“PVS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有調查數據表明它很流行，但它對人們基本無害，大多數有 PVS 的人並不覺得它是多大的麻煩。”
羅森博格解釋道，我們的大腦已經發展出了這樣的神經通路，它指望著手機發出振動，以致每一次窸窣響動，都被這種神經通路解讀為手機正在兜裡振動。還有別的例子，比如人們搜尋著不翼而飛的眼鏡，而事實上眼鏡就架在他們的鼻樑上。
這是一個愚蠢的誤會，大腦日益習慣於種種外在的科技並把它們識別為身體的一部分，於是有了這樣的副作用。我們在無意識中把大腦訓練得忽略了這種後天產生的關聯，就像我們在瀏覽一些網頁時忽略了橫幅廣告的存在。
神經科學家伊恩 · 吉爾克里斯特（Iain Gilchrist）在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專攻視覺探索（visual exploration），他指出了 “被信息淹沒” 這種說法是如何 “妖魔化” 了現代人使用智能手機時的大腦。“眼球做的事情實際上是每秒轉動 3 次，” 他說，“在眾多信息中，眼球替大腦指出了那些有趣的、相關的信息。” 毫不誇張地說，我們在生物學上就已經 “被信息淹沒” 了。
“的確，從認知上來講，科技是苛求的，但我們就是這樣被苛求過來的，” 吉爾克里斯特說，“我不認為科技本身，或者它呈現出的樣子在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大腦。我也不認為新科技必然帶給我們更大的壓力。”
“從已經發生的事情來看，科技演化至今，已經能適應人類的認知方式，” 吉爾克里斯特援引了一段歷史作解釋，“印刷讀物的發展歷史上曾有過這樣一段時間，那時書上面的字母印得非常小，人們得費相當大的勁才能辨認出書上寫的都是些什麼，緊接著印刷廠就不再印這種字號特別小的書了。”
我們不斷變化的習慣不僅僅關乎信息，也同樣關乎休閒和社群。如今十幾歲的青少年，和最早擁有在線生活的那代人之間至少有 20 歲的年齡差，智能手機已經徹底地為新一代青少年鋪平了通向互聯網的道路，時刻在線已經成為了他們生活中普通的、本當如此的一部分。
像現在的年輕人一樣搜尋、分享和使用在細分領域裡他們喜愛的內容，之前的年輕人可能做夢都想不到。注意到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就像吉爾克里斯特說的那樣，每一種新的數字內容都是對人類認知的一種新適應。
對此我也有切身的觀察，故事發生在位於倫敦西南的一所小學的課堂上，一群 11 歲小朋友圍在電腦前，他們盯著屏幕上一段 YouTube 視頻。視頻中厚厚一層藍紫色膠狀物從一根木勺裡傾瀉出來，不斷變化著形狀，直到碰到木勺下方一口碗的內壁，看得小朋友們著迷。下課後他們跑過來用我的手機瀏覽一個 Instagram 賬號 @satisfying.video，博主有多達 42000 名粉絲。
那段視頻裡，一隻上色到一半的陶罐正在陶工旋盤上旋轉著，有人用一支刷子緩慢靠近陶罐，劃出的劃痕完美地分開了陶罐上仍然柔軟的黏土。這也是一段令人著迷的內容。
這只是幾百段類似的 Instagram 視頻之一，由名字像 @satisyingvideo @slimequeens 以及 @sand.isfying 這樣的賬號發佈。YouTube 上也有這樣的趨勢，光是名字和 “Oddly Satisfying”（字面意思為 “奇異地令人滿足”）非常像的頻道就有成千上萬個。
這種現象令我痴迷，因為它表明現在的年輕人想要成為互聯網的一部分。無論我們談論的是 Instagram 帶來的多巴胺飆升，還是孩子們搜尋讓人放鬆的視頻或社群空間，這一代人瞭解並且習以為常的這一切，得益於他們廣泛地接受和使用了智能手機。
而一旦廣泛接受了智能手機，這一切就變得不可避免。在直覺上，智能手機已經成為這些年輕人自我的一部分，他們則創造了反饋迴路，進而影響到他們可以用智能手機做什麼類型的事情。
當人們對智能手機產生憂慮時，他們常常大談 “為了年輕人的精神健康，我們應該把年輕人和智能手機隔離開來”。但對年輕人來說，他們或許早已把智能手機看作自我的一部分。一個年輕人對關係的理解很大程度上需要通過屏幕這個媒介，如同模擬關係和數字關係一樣。在線狀態給年輕人帶來了廣闊的可能性，只要還能夠選擇和朋友們一起看膠狀物視頻，就算還是呆在同一個地方他們也樂意。
在一個青年俱樂部都關門大吉的小城裡，一個少年應該怎樣找到他的社交空間？答案是隻要給他接入網絡的設備，不管在哪，他都能通過網絡找到屬於他的社群。對於邊緣性的社群，互聯網已成為他們的生命線。
YouTube 能夠以電視不可能的方式照顧到多元性，而 “Black twitter” 或 “Desi twitter”（譯者注：“Desi” 是南亞人稱呼自己的一個名詞，也是僑居海外的南亞文化群體的代稱。）是一個成員能夠在其中安全交流的空間，他們可以在這裡完成一切，從開玩笑到伸張正義，這些是不會從主流媒體那裡得到足夠關注的內容。對於這些社群的成員來說，這個空間就顯得意義非凡。
我在那所小學裡遇到的孩子可以說代表了一代人，有互聯網作為直覺性工具，他們是天生的問題解決者。與其關注大腦（特別是年輕人的大腦）的生理學變化，我們不如想想，為何一些變化讓我們感到恐慌，而另一些卻沒有此種效果。擔心智能手機對大腦的影響時，我們或許錯失了一個更加重要的焦點，那就是智能手機身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用戶和設計師更多地去思考各種科技的後果，我希望未來這能成為一件普通不過的事情，”
羅森博格說，“未來人類的大腦可能和現在差不多，但我們肯定會遇上一些現在還不知道的難題——也許正因為我們沒來得及好好思考一種科技的後果，就允許它廣泛流行開來，我們才會遇上這樣未知的難題。” 正如羅森博格，吉爾克里斯特也不滿於把責任都推給科技的使用者，他認為要對科技負責的人是設計師、程序員以及產品經理。
在硅谷，有一群人擔心著從這個地方走出去的設備會帶來怎樣的倫理問題。特里斯坦 · 哈里斯（Tristan Harris）曾是谷歌的一名 “產品哲學家”，他自命為倡議團體 Time Well Spent（字面意思為 “歡樂時光”）的創始人，這個團體主張，我們需要的是 “服務於我們的科技，而不是廣告”。
在他們的宣言裡，你可以找到這樣一句話：“答案並不是拋棄科技，而是改變科技產業，把用戶的最大利益置於第一位。”
Time Well Spent 發起過一個引人矚目的投票，共有 20 萬 iPhone 或 iPad 用戶給不同的手機 APP 排名，評定這些 APP 讓他們感到多麼 “快樂” 或 “不快樂”。讓他們感到最不快樂的前 10 個 APP 裡，有兩個是仿《糖果傳奇》（Candy Crush）的遊戲，而《糖果傳奇》這款遊戲早已聲名狼藉，它的設計非常具有成癮性。社交媒體類 APP 如 reddit 和 Facebook，以及約會類 APP，同樣也在最不快樂的榜單裡位居前列。
哈里斯對 “科技正在綁架我們的心靈” 深信不疑，正如他在最近接受《連線》雜誌採訪時說的那樣：
“科技產業利用設計上的技巧讓用戶的目光分秒不離手機屏幕。但開發者和設計師並非邪惡之人，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同行之間的‘注意力軍備競賽’…… 科技引導著 20 億人口每天的想法和信念。這也許是歷史上能夠影響這麼多人想法的最大規模的信息源，宗教和政府都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我們和智能手機之間的聯繫正在變得越來越緊密，我們清楚這一點。智能手機正在變成我們的一部分，它改變著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式、讓我們日益依賴藉由它與這個世界相連，進而改變我們如何解讀這個世界、如何與世界交流。
回到蘇格拉底的時代裡，書面文字也具有這樣的效力。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無論是智能手機還是文字，外部世界的物件能夠幫我們回憶一些事情。
但智能手機不是一張紙，它甚至也不像電視那麼簡單。各種智能手機本身，它們搭載的操作系統以及系統上運行著各類的 APP——開發者和設計師推出它們，是為了把我們用戶的注意力轉化為利潤。
相比於公共廣場，智能手機更接近購物中心。我們信任智能手機，但智能手機卻被激勵去誤導、欺騙我們。當我們分析現在的青少年如何與他們的智能手機互動，一個被私有化想法形塑的社會才是我們應該擔心的東西。
2017 年哈里斯發起了一場新運動，以鼓勵 APP 設計者為他們的決策負責。他在其中拋給產品設計者的問題包括：
“你的產品尊重了用戶的日程安排和隱私嗎？”
“你確定你的產品沒有跟用戶兜圈子、也沒有誤導他們嗎？”
他也鼓勵智能手機的重度用戶對自己的使用行為多上一點心。
規定你花在智能手機或特定 APP 上的時間，並不能保證你能更有效地利用它們。安妮 · 朗菲爾德等人的建議則更加粗暴。對於御宅族或依賴智能手機來聯絡朋友的人，“那就別上網” 也沒有什麼助益。來自不同社會、經濟體或族群的人們有著不同的需求，這些背景會影響到我們如何認識智能手機的使用，把特定的負面事件認作是使用手機的後果。
今天再談論智能手機或其他設備，“它們背後的科技是不是值得歡迎、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 等話題應該翻篇了。
我們的大腦自有適應性，它在不斷適應著目前的新環境。伴隨大腦演化，我們能做的只是順應這個過程。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我們的確也面臨著一類挑戰，就是如何處理我們與智能手機之間的關係。
當你感到這一切變得難以承受時，你至少可以點開一段膠狀物視頻，放鬆一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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