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萤火虫娱乐

看了其他的答案，觉得其实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各种史料、信件、传言以及推测，基本上很全了。所以，我就在大家的基础上，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第一、二周失和没有“真相”。历史的原貌到底是怎样的，现在谁也不知道，所有的当事人活着的时候谁也不提，死之前谁也没说。所以，八卦传闻也好，史料推测也罢，是不可能得出一个真相的，也是没有答案的。

因此，追求二周适合的历史真相，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不会改变文学史，不会改变二周所撰述的作品的意义。两兄弟无论是谁的责任，或者说无论谁的责任更大，也都不会改变二周的历史评价和定位。

这就像王国维自杀，到底是殉清，还是被朋友逼死？同样是没有真相的。

二、那如何看待二周失和？

我们不妨同样借鉴王国维之死，陈寅恪等人所提出的“殉文化说”。

我们不从具体的直接的原因去研究二周失和，不去找到底是那个具体的事儿导致了二周失和。而是相信一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周之间，一定是因为早有隔阂，所以才会最终酿成失和。即使今年没有反目，明年也会反目；即使没有羽田信子或是那个别人在场，他们也会反目。

关于鲁迅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我想大多数人会回答：国民性。

关于周作人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我想大多数人会回答：附逆。

正是在八道湾十一号，鲁迅写下了关于国民性的《阿Q正传》，周作人为这篇小说写了评论；也正是在八道湾十一号，二周反目；最后，还是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在附逆期间一直住在这里。

限于篇幅，我不能引用太多资料，但大家去读周作人对《阿Q正传》的评论，就会发现，周作人是把国民性作为一种无关优劣的文学特点来看的，换言之，周作人看待国民性的时候，就像对一个客体进行审美，而他作为审美者，是不属于这一客体的，也就是不属于这一国民性的。周作人对国民性的认识，早就显示了他审美趣味的不同，并由审美而转移于政治，实现了“脱中入日”的心路历程。

但鲁迅则是在国民性中发现了绝望，他既对传统文化里那种死板的、僵化的、吃人的黑暗进行批判；又对当时革命党人的相互吞噬而感到反感。在鲁迅看来，这些革命与反革命固然有不同，但都没有跳脱出国民性的悲剧，而他本人也在其中。所以，鲁迅是绝不可能通过审美而将自己跳脱出历史的，也就绝不可能屈服，始终要当一名反抗者。

因此，二周在思想上的差别实在太大，当这种思想进化到一定程度，两个人势必会分道扬镳。对于曾经的亲兄弟，曾经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志同道合者，分道扬镳往往会更加及激烈。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越是感情深厚的两个人，在绝交时往往更剧烈。没什么交情的两个人也谈不上反目。

所以，与其去寻找绝无证据的所谓真相，不如沉下心来思考二周之间的思想分歧，这或许对我们自己更有启迪。

danyboy

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涉及兄弟二人的关系那就简单了点，我们从周作人投敌被刺杀的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周作人与鲁迅为何反目的原因。

1919年11月，鲁迅在北京八道湾11号买下了一套住宅。不久之后，二弟周作人也搬来同住。1922年，由于各种原因，鲁迅与周作人绝交。鲁迅一怒之下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离开了八道湾住宅，转到砖塔胡同84号居住。

从此，周作人就这样“鸠占鹊巢”地成为了八道湾唯一的主人。

八道湾11号

1939年1月1日，周作人正在八道湾的家中与前来祝贺新年的得意门生——“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聊天。

沈启无当时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员，是周作人的得意弟子兼追随者。

二人聊得正欢，此时工役徐田轻轻走了进来，递上了一封信后说到，有两位学生要来拜访周先生。周作人接过信一看，是天津中日中学的学生。周作人作为文化名家，经常去学校上课、开讲座，经常会有很多学生慕名而来拜访。

周作人虽然表面看上去人很孤傲冷淡，却有一个习惯，那便是对来访者一律不拒绝。

于是周作人让徐田叫两名学生进来见面。

周作人

两位学生进了客厅，只见一位穿着青色大衣，戴着黑色皮帽，另一位穿着古铜色大衣，戴着灰色毡帽，二人都穿着黑色皮鞋，手捂在袖子里。

周作人见学生到了，站起身来迎接。

穿青色衣服的学生对另外一位学生说道：“这位就是周作人先生”。

此时，那位距离周作人有1米远的学生迅速从袖子从抽出手枪，抬手对着周作人就是一枪。

子弹朝着周作人的腹部打去，不料子弹却离奇地击中了周作人毛衣的铁纽扣，子弹一方面减缓了子弹的缓冲力，另一方面改变了子弹的轨迹。周作人结果只被擦伤了一点皮，周作人假装重伤，扑倒在地。

砖塔胡同

旁边的沈启无听到枪声，吓得跳了起来。学生以为他要反抗，一枪击中了他的胸部。

行动结束后，学生立刻向外跑去。周作人赶紧躲进内屋，沈启无也爬进了屋里。

不料，仆人徐田在听到枪声后，立刻引来几个人力车夫与学生们厮打在一起。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学生的援兵赶到，来人迅速地朝着人力车夫连开三枪，一名车夫被当场打死，一名车夫受伤。

三名学生刺客迅速从八道湾互通西口撤退，消失在了人群中。

刺杀（剧照）

周作人被刺杀后，日本人对他进行了2个小时的询问，并派了一个伪军便衣小队到周家，一来监视周作人，一来保护他免被刺杀。

学生为何要刺杀手无缚鸡之力的夫子周作人呢？原来周作人在1937年当上了伪教育总署的督办，在伪报纸上鼓吹日军亲善，彻底当上了文化汉奸。

无数抗日志士为除之而后快，周作人的学生也以有这样的老师为耻辱，于是纷纷组成锄奸暗杀团要拔除这颗毒瘤。

1945年周作人被逮捕入狱

不料由于阴差阳错，一颗纽扣救了周作人的命，沈启无也仅受重伤未死，此义举也成为了遗憾。

稗史候说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反目，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周作人和鲁迅一样，也曾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时看中了雇来打理房间的日本杂工羽太信子，没两年后两人就结婚了，后来周作人带着羽太信子回国。羽太信子在日本不过出身贫民，周家在浙江虽然已经没落，却也算是大户人家，在周家，鲁迅的原配朱安一心照顾婆婆，但不得鲁迅的亲近，所以羽太信子成为这个家族的管家。

周家三兄弟

没多久后，羽太信子就把妹妹羽太芳子从日本叫到了浙江居住，后来羽太芳子与周家老三周建人结婚。

1919年，鲁迅卖掉了周家的绍兴祖宅，全家搬去北京，北京的四合院是鲁迅出钱，再加上卖掉祖宅的钱才买来的。在这里，鲁迅每月能从教育部领取300大洋，这些钱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金领中的金领，而鲁迅把这些钱全部交给羽太信子，用于全家之资。周作人在大学教书，每月工资要比鲁迅少很多。

1912年鲁迅全家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母亲鲁瑞。羽太信子。

鲁迅买的这个宅子是三进，羽太信子和周作人住在最里面，也是最好的第三进，周母和朱安、周建人一家住在第二进，鲁迅则在门房找了间房住，这里还是佣人的住处。

据周建人后来说，羽太信子到了北京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饭菜稍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才有两个孩子，全家上下就雇佣了六七个男女仆人。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大夫出诊，日常用品用的也全是日本货。在中国买不到的就托人从日本捎过来。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

当时鲁迅看不惯羽太信子铺张浪费，就劝周作人管管他老婆，无非是“花钱要有个计划，也得想想将来”一类的话。结果没几天羽太信子对周作人说鲁迅偷看她洗澡，周作人是个好面子的人，也没声张，就跟鲁迅递了张条子：““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鲁迅也没分辨，自此“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而且在这之前，老三周建人已经被羽太信子挤兑得逃离北平，去了上海。后来鲁迅实在待不下去了，自己又借钱另买了一个小院子，把母亲和朱安接过去住，那一套大宅子就全送给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夫妇。

鲁迅搬出去住之后，回原来的宅子取自己的藏书时，羽太信子出来闹，鲁迅被逼的还和他们打了一架，周作人把鲁迅的书一本一本的扔了出来。鲁迅后来在给《俟堂专文杂集》写题记的时候，署名：宴之敖者”，意思即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即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北平的教授都不愿降日，一路艰辛跑去了西南，只有周作人留了下来，后来还出任伪职教育总署督办，战后被判以汉奸罪，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9年被释放。

渔樵侃史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反目的事，一直扑朔迷离，当事双方都予以沉默。越是不说，便越引得各种猜测满天飞。不过在逐条列出之前，有必要把周作人当年给鲁迅的绝交信，放在前面略略分析一下：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许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面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看得出来，周作人因为那件“过去的事”对鲁迅心生怨恨，究竟是什么事呢？

猜测一：说鲁迅看了弟妇洗澡，这种猜测究根的话应该出自这位弟妇（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她还跟人说过鲁迅在她窗下听窗这样的话；

猜测二：也跟这位女人有关，说是在日本的时候，鲁迅和羽太信子有过一段儿。后来鲁老太太听到了风声，将鲁迅诓回去和朱安成了亲，再后来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了婚。此前二人的事，周作人不知情，而周作人信中所说的“过去的事”就是指此事；

猜测三：他们在八道湾11号共住的时候，由羽太信子掌家。羽太信子极度挥霍，大讲排场，鲁迅的工资全部上缴外，还搭尽了积蓄，周作人又不敢言语，致使羽、鲁二人矛盾激烈；

猜测四：说是有一次鲁迅私拆了周作人的信件，周作人大为不满。

流传的大概就这几种吧，依我看，十有八九和那日本女人脱不了干系。鲁迅搬出八道湾后曾用过一个有意思的笔名，——宴之敖。后来对许广平解释说：宴字，从家，从日，从女；敖字，从出，从放。意思就是在说，自己是被日本女人从家里给赶出来的。要知道八道湾的家产可是鲁迅出钱买的呀。

从不穿靴子的猫

鲁迅先生与兄弟周作人反目的真实原因是这样的，我曾经读过关于记载鲁迅生平传记的书，记得是郁达夫先生写的。1919年2月，鲁迅卖掉浙江绍兴的老宅，买下北京八道湾房子，将母亲和弟弟周作人全部接来和自己一起居住。
而周作人为什么忘恩负义，与大哥鲁迅先生闹翻呢？关于两人的失和原因众说纷纭，但当事者都未透露具体原因，只能从兄弟两人的文章和书信中去寻觅真相，归为绯闻说和经济纠纷说两种。

绯闻说，认为是鲁迅生活不检点，偷看弟媳羽太信子（日本人）洗澡，导致兄弟失和。这种说法当然立不住脚，鲁迅先生人品高尚，而且性格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太可能做出如此下作和有伤家庭人伦之事。

况且当时和鲁迅一起在八道湾居住的，除了周作人夫妇外，还有母亲鲁瑞和鲁迅的夫人朱安，鲁迅先生不太可能有机会偷看弟妇洗澡。

根本原因是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大手大脚，乱花鲁迅先生在外挣的钱。但周作人的性格和鲁迅相反，他个性懦弱，是个彻底的文人，他要的只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还有清静的书斋生活，别的一概不问不闻。

当然周作人和夫人羽太信子也曾经吵过，但羽太信子一旦装死，他就立马屈服认输。 而鲁迅的性格，自然不会做到视而不见，于是便有了争吵。（周作人与夫人羽太信子合影）

争吵的次数多了，羽太信子便在周作人面前数说鲁迅的不是，但她自然不会说是因为自己花钱无度的缘故，而是拿出了“调戏”这一利器，周作人又轻信妇人之言，也便信以为真了。

由于这个关于人品和家庭人伦关系的大事，从而迁怒于鲁迅，于是兄弟俩便由争吵到大打出手，然后彻底决裂，酿成了千古之憾事。（鲁迅和周作人合影）

老教师纵观天下

大概看了一下，我也瞎说几句。

我不太认为这件事会最终有定论。我看过一些相关的文章，其中，可能钱理群先生的资料与分析算比较中肯的吧？

既然那么多人都八卦“洗澡事件”，我个人认为，纯属当代八卦，与事实真现没有什么关系。我个人有两个观点，算理解的一种方式吧。

第一，当代人难以理解的长房长孙制度。起码至解放之前，这个制度也算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特点之一。要完整的描述，太困难，只能是简单的说明。大意是，长房长孙有极大的权利与义务，而其余的子孙的权益会严重受限制。有太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周氏两兄弟的性格（不讨论三弟）极为相似，很多朋友对周作人先生的评价是“温孺中有铁”！

如果了解一些类似的文化背景，个人认为，对理解周氏兄弟反目，应该有比较大的帮助吧？

其二，关于“洗澡事件”。个人认为，同样是缺乏文化背景知识，而容易造成误解。要了解相关的背景文化知识，也不是什么难事。两个途径，第一，相关的回忆录与名小说，简单的说，就看郁达夫的小说吧，大概也能明白当年的日本留学生的生活以及日本的本土状况。第二，参考周氏兄弟的年表，这可能不会有太多的疑问吧？

没有绝对的所谓的真相，最后只能说我自己的理解。兄弟反目，更大的可能性是后续发展方向的冲突，仅仅是因为一件不起眼的口角触发，事后，当事人双方，根本没法解释，就随它去吧。留下来的迷团，后人愿猜就猜吧！

全利88

这里面有周作人的潜意识心理原因

鲁迅、周作人兄弟反目，是民国时期文坛上的一桩奇案。各种文章、各种分析，其中也包括“鲁迅偷窥弟媳洗澡”等桃色传闻，一直都不绝于耳。但我要说的是： 这里也有周作人的潜意识深层次的心理原因。

中间儿童综合症(middle child syndrome)：指中间儿童会受到其他孩子（老大或老小）的排挤。因为老大更容易受到特权和责任，而最老小更有可能获得家庭的宽容和爱护。中间的孩子在家庭中没有明确的作用，有种遗弃的感觉。

终周作人的一生来看，他都有这种中间儿童综合症的心态。上对哥哥、下对弟弟，都有一种深藏在心底的敌意，把自己的一切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自己的女人、自己的房子，什么都是自己的。时刻提防着自己的兄弟们。

最终的结果也是这样，他终于成功的挤走了哥哥鲁迅，弟弟周建人，独占了当年三兄弟的公共财产：八道湾的大房子。

反过来说，鲁迅就没有周作人这种心态。作为大哥，鲁迅对于弟弟的反目、自私、侵占、甚至诽谤，都一笑置之。从未出过一句恶言、一句抱怨。要知道： 在社会上，鲁迅是出了名的斗士，对于敌人是沒有半点宽容的！但是，生活中的大哥毕竟是大哥。

而三兄弟中的小弟、排行老三的周建人，却没有大哥那种宽容，他基本上把二哥周作人当成“人渣”，在鲁迅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对周作人不屑一顾，不闻不问。特别是解放后，周建人的政治地位很高，但他也没有出一言来改善周作人的处境。可见，他对二哥的成见之深。

临时客

關鍵字: 谢邀 文化 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