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本布衣
王安石高智商低情商，强行，得罪人太多。
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改革的实则是：重新切蛋糕，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的改革，不是把国家的蛋糕切给私人，而是把地主阶级蛋糕切给国家与普通百姓。
而地主阶级士大夫集团把持话
语权，官吏基本上都是这个阶层。割他们肉的事，他们当然极力反对，他们同时是改革的执行者，所以古时改革基本上失败了。
被王安石切了蛋糕的地主阶级，最终胜了，他们当然有大力贬损王安石。
范仲淹知不可为，就中止了。并且跑去西北，为国家守边境。’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文人历史上的楷模。他人不敢攻讦。
亮羽飞云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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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里有一篇文章专门骂王安石，说他在辞官回乡途中，走到哪被老百姓骂到哪。同样是变法失败，但范仲淹却多被表扬，通过翻阅《宋史》等史料记载，可以发现究其原因：
一、王安石动了别人的奶酪
从内容上看，王安石的新法里面的条款，大家都是很认同的，尤其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在当时是空前的理论。然而实施起来有巨大的阻力，第一便是触犯了富人的利益，在“青苗法”的推行中，由官府将粮仓里的粮食折算，合理给来百姓进行小额贷款，这样富人便收不了高利贷了，自然恨王安石。
放贷的权力落到了地方政府的头上，实际上是又多了一层考核负担。地方官员有的为了邀功，低利贷还是变成了高利贷，有的老百姓不想贷，也强迫你贷，所以老百姓也不高兴了。
由此可见王安石推行变法过程中，没有考虑到社会现状，而使得官僚、富人、平民都有极大怨言。
二、王安石的固执
王安石虽然在没有当上宰相之前，屡次谦让，赢得很多人的赞赏，然而一旦上位当了宰相，推行起新法来却是一股脑的往前冲，不肯听别人的意见。对政见不和的司马光、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等人也是一味的打压罢免。
不尽如此，对民间百姓的反应也是置之不理。推行“保甲法”，为的是没有农活时把劳动力聚集起来操练，可以保护村里，万一要打仗，也可以拉上战场。但是施行过程中，却有老百姓为了躲避保甲法，竟然自断手臂，可见新法的弹性太小，连老百姓都反抗到了这种程度。
然而王安石却认为这是地方官员污蔑新法，导致老百姓的反感，丝毫不肯改变新法。
“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 《宋史》
三、范仲淹的急流勇退
相比王安石15年的变法，范仲淹的变法是短暂的，只推行了1年，就因为反对的声音而终止了。范仲淹的变法主要触发了官僚层的利益，上一辈人的功劳，一下代人用不上了，所以朝廷许多官员表示反对，而范仲淹知道大势不可为，选择了主动调离。范仲淹短短一年的新法，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而另一方面，范仲淹曾在戍边西北有良好的政绩，使得和大宋公开叫板造反的李元昊投降称臣。所以范仲淹有如此良好的军政功劳，自然饱受表扬。
“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大惧，遂称臣。”——《名臣传》
四、总结
不论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还是王安石的“不为浮云遮望眼”都表现了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一面。自古以来变法改革都是十分艰难的，不比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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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工雕历史
王安石和范仲淹变法是有区别的，王安石是硬死派，他坚持变法不动摇，得罪了权贵。主要反对的人是司马光，还有苏轼等。这些人不仅有权利，手中的笔也很厉害，他们道貌岸然，用所谓的“道德文章”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喷头，在当时，在后来的历史中都起到了恶劣的影响。
范仲淹则是变法的妥协派，变法遇到了阻力，他妥协了，主动离开了京城这个政治漩涡，到西北去，再没有回到京城。虽然变法失败了，但许多人同情他，赞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