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讀唐宋詞常存一疑竇,晚唐李商隱何以不作詞?以他的高華才情,以他的靈心慧性,倘若賦詞,必在溫、韋之上。他若賦詞,唐五代詞的發展也許會是另外一種格局。因此李商隱之不作詞實在是晚唐詞壇的一大遺憾,至少我一直這樣固執地認為。後來,讀到繆鉞先生《詩詞散論·論李義山詩》謂:“
李商隱
在李商隱之前,盧綸曾有一首以“無題”為題的七律,究竟是作者有意取此題還是原題亡佚,編集者所加已無從確認。但“無題”在盧集中僅此一例,而李商隱集中標以“無題”的作品近二十首,顯然是有意為之。這些作品有明顯的特點,大多以愛情相思為題材,風格細美幽約,哀感頑豔,文辭精麗,聲韻諧暢。李義山之贏得後世青睞的原因至少一半得歸之於這些華美的“
愛情相思
無題詩中部分詩作的寄託較明顯,如“重幃深下莫愁堂”、“八歲偷照鏡”之類;也有一部分純是寫男女之情的,如“照梁初有情”之類。但還有相當數量的作品則歷來聚議紛紜,所謂“寄託在有無之間”的,令人難於把握。於義山詩深有研究的陳伯海先生在論及“無題”時有過一段精論,頗有助於我們對“無題”詩寄託狀況的思考:在腐朽勢力的重壓之下,他的匡救國家的心願,終竟只能化作一曲如夢如幻的相思。這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這就必然要在他的愛情相思的絕唱裡捺下深深的印記。愛情的歌唱與人生的感懷融成了一片,從相思的苦痛中曲折地透露出時代苦悶的心聲……王蒙先生自八十年代後期也傾心於義山詩,且時有發人深省的論議,如:“
愛情詩意境
(《對李商隱及其詩作的一些理解》)這觀點與陳伯海先生的觀點可謂不謀而合。確實,對無題詩我們無需一定坐實某詩有政治寄寓,某詩是純寫相思。我們應該明白,像李商隱這樣一位具有強烈政治熱情的詩人,在自己的理想抱負遭受挫折與打擊後鬱郁無助的心境中,即使是愛情題材的作品,也難免有與政治、人生相關的悲劇印跡。這似乎不僅適合於詮解義山“
愛情詩意境
這倒是指出了李商隱“無題”詩中所寫愛情與其他詩人的判然不同之處。實際上這也真是李商隱“無題”最動人心魄的魅力所在。從愛情題材的作品看,“無題”確是攀上了一個高峰,《花間集》中偌多抒寫相思的篇章實無法與“無題”同日而語。這樣看來,有了“無題”,李商隱即使不作詞似也無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