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 张宗昌:吃喝嫖赌无赖军阀的阀啼笑人生

张宗昌:吃喝嫖赌无赖军阀的阀啼笑人生

在那段灰色的历史中,刀光凌乱,硝烟四起。同样是军阀的冯玉祥与张宗昌。不同的人物类型,不同的性格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冯玉祥在我的眼前树立了一位爱国军人的高大形象,而张宗昌却让我看到了奔于乱世的草莽英雄。翻阅着他的人生经历,同情二字忽然从我的脑海中跳跃而出,忽然觉得思维有些凌乱,静静地沉思片刻,同情竟是无可替代的注释方式,是的,我同情他。如果说只有弱者才有资格博得人们的同情,那么,我认为张宗昌就是弱者,他是一个用强势的外在因素掩饰着内心懦弱的,真正的弱者。

困难家境,怎知人间多冷暖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省莱州府掖县(今莱州市)人。常听老辈人提起掖县,并有一句很贴切的话叫 “黄县人的嘴,掖县人的腿”,意思是夸黄县人嘴甜,见啥人说啥话,而掖县人的腿勤快,乐于奔波。想必张宗昌的腿上功夫一定也相当了得,要不然怎么会从山东到东北,又跑到俄罗斯去谋取生计呢。

张宗昌出生于1881年2月13日,比冯玉祥年长一岁。据说他出生那天是光绪七年的正月十五。本想到万年历上去核实一下准确的记载,可是电脑中却没有十九世纪的万年历,很失望,只好算他是正月十五出生的了。

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又称灯节,这个节日很受中国人的重视。每到正月十五,全国各地不同的民族都会按照当地的习俗,搞灯会、游园等活动,把元宵闹得热热闹闹的。民间更是流传着“初一的娘娘,十五的官”的说法,意思是说在大年初一这天降生的女子命好,将来都能嫁个好人家,做官府里的太太;十五出生的男子,命里注定是当官的料,将来都能做大官。张宗昌的出生,让他那两位贫穷的父母眼前一亮,他们似乎从十五降生的这个孩子的身上看到了未来。于是,他的父母绞尽脑汁,给他起了个含义深刻的小名,“灯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像灯官这样吉日吉时出生的人,一定是含着金钥匙来到人间的,大福大贵已经成了他命中注定的事了。可是,张宗昌的童年非但没有沾到一点儿荣华富贵的边儿,甚至背道而驰,竟然跟乞讨划上了等号。

张宗昌的父亲是个喇叭匠,平日里只靠着在别人家的红白喜事上吹个小曲儿挣点赏银来维持生计。他的母亲祝氏是个巫婆,平时靠装神弄鬼蒙骗愚味敛些钱财。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要想让灯官有个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是万万不可能达成的愿望。

虽然张家的经济状况经常捉襟见肘,但是张宗昌的父母还是想尽办法为他铺设着通向福贵的路。祝氏曾经读过几天书,能够识文嚼字为她装神弄鬼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因此,她希望张宗昌也有看书识字的本领。在家庭条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父母仍然把他送进了私塾,接受了为期不长的教育。虽然张宗昌只念了短短几个月书,却为他后来读书、写字打下了基础。他的名字就是塾师祝修德为他起的,意思是希望他将来能够昌盛张氏家族。

少年张宗昌经常衣食无着,饱尝饥饿和寒冷的折磨。因为张父不幸早亡,母亲又半路改嫁,孤苦伶仃的他为了活命,整天在市井中穿梭,跟一群地痞无赖为伍,被迫沦为了无赖之徒。

为了糊口,张宗昌放过牛,当过放铳手、还到酒店里当过伙计。痛苦不堪的童年生活既让他过早地饱尝了人间冷暖,又磨练了他的意志,增强了他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

1897年,胶东一带又遇灾荒,变成了一处饿殍遍地的人间地狱。为了活命,张宗昌只身逃荒来到关外。他先在抚顺挖煤,后到哈尔滨的赌场做守卫,为了维持饥饱不定的一日三餐,他还给有钱人家放牧过牲畜。

张宗昌是典型的山东大汉,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他依旧发育得膀大腰圆,身高竟然达到了一米八五以上。试想,如果能有户好人家将养他,供上几顿饱饭,依他了超强的适应能力,一定会像雨后春笋那样,迎风而长,浑身散发出蓬勃的气息。

1899年,张宗昌应招到中东铁路当了一名筑路工。在这期间,他当过装卸工,干过扳道工。由于身大力不亏,而且从小就经历过苦难的磨练,他特别能吃苦。在劳动中,他经常抢着干脏活累活,从来不与别人斤斤计较,为人宽厚大度,重义轻利,凭着这些优点,不久他就在工人当中树立起了相当高的威信。张宗昌天生一副绿林豪侠的个性,喜欢交朋结友,挥金如土,手里从来没有过夜的钱财,因此也得到了当地流氓地痞的拥戴。几年下来,他还学得一口流利而纯正的俄语,后来还被派往西伯利亚淘金处去当了总工头。在金矿那几年,吃住都在荒山野外,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住所附近经常有野兽出没,危及人们的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张宗昌不仅学得了一手颇为出色的淘金技术,还炼就了一手好枪法,射杀猛兽几乎百发百中。

倒戈革命,走上流氓军阀路

1911年10月,中国爆发了武昌起义,消息很快传到了俄国,俄国的报纸不断报道着中国革命的消息。本不甘流落他乡的张宗昌似乎嗅到了来自家乡的浓浓的火药味,他那不甘寂寞的神经被刺激得异常兴奋。张宗昌很关心国内形势,他想方设法寻找着各种关系试图为自己找到参加革命的路径。不久,经熟人介绍,张宗昌与革命党人张西曼、胡金肇等取得了联系,加之张宗昌在海参崴时已经接触过革命思想,经鼓动,他很快就拉起队伍回国参加革命了。

张宗昌回国后投到山东民军都督胡瑛门下,不久即随军到了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团长。1913年,张宗昌已经升任了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二次革命爆发后,江苏成了国民党人讨伐袁世凯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率领的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的北洋军南下。关键时刻,张宗昌却倒戈革命,投降了北洋将领冯国璋,他的部队从此变成了直系军阀的一部分。

人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张宗昌所选择的道路,也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少年张宗昌一直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为了一日三餐,每天都要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身在市井,弱肉强食,他要学会保护自己,因此养成了敬畏强权的性格。在张宗昌的意识形态中,谁强就跟谁混。他回国来参加革命的初衷可能包含着渴望推翻剥削穷苦人民的满清朝庭,可是,当他在那个社会极度动荡的情况下,看到一次次的革命失败后,便对革命失去了信心。在那个多事之秋,在那个军阀割据的时代,一个如他那般没有什么政治目标和社会责任的人,也只能通过革命达到投机取巧的目的,而不会有争取民主独立的理想。这种思维方式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几次战役下来,在他的脑海里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印象:一些乌合之众,队伍混乱,人心不齐,不可能打败有粮饷供应的北洋军阀,因此,他选择了依靠大树。

1916年11月,冯国璋出任代理总统,张宗昌兴奋不已,他自认为自己真是有眼光,选对了一棵大树。冯国璋上台后,马上任命张宗昌做了他的侍卫武官长。

1918年,张宗昌出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随张怀芝赴湖南与南方军作战,结果却被打得大败落荒而逃。由于兵士损失惨重,兵源不足,张宗昌只好收罗起残兵败将,改任暂编第一师师长。

1921年,张宗昌又奉命率部进入江西,与江西督军陈光远交战,结果,在吉安地区又被陈光远打得一败涂地,所部也被解散。至此,张宗昌在江苏再无立足之地,他只好只身北上直隶省城保定,投靠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曹锟的性格跟张宗昌有几分相似。少年时他的家境不错,在私塾就读数年。16岁时开始推车下乡贩卖布匹,因为曹锟生性喜欢玩乐,终于把买卖赔得一败涂地,于是在1881年应募入伍,到袁世凯的手下当了一名小兵。曹锟挺喜欢张宗昌的做派,很想把他收留在身边,怎奈吴佩孚等将领看不起这位土匪出身的师长,经常对他嗤之以鼻,一怒之下,张宗昌和曹锟的另一名失意军官许琨(张宗昌和曹锟的引见人)一起,到奉天投靠了曾经啸聚水泊梁山的张作霖,由直系摇身一变成了奉系的干将。 

好汉不提当年勇。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只能放下以往的身价从头做起。他先当了宪兵营营长。不久,一次不错的机遇又被小名叫灯官的张宗昌等来了,说不定真是老天对他的恩赐吧?

事情是这样的。吉林军旅长高士傧联合胡匪卢永贵向张作霖部开战,当时张作霖刚在直奉战争中战败,损失惨重,几无兵力可派,于是,便决定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前去应战。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是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当年和张宗昌一起闯关东的同乡,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即把胡匪给收编了,这场战役张作霖没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三个团的兵力,把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于是,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这样,张宗昌又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不久,俄国内战,一部分白俄卫军战败逃到了中国,因为跟张宗昌有过交往,因此,大多投靠到了他的门下。没多久,张宗昌就已经拥有了近万人的队伍。

贻笑大方,种种嗜好成趣谈

以半流浪的身份存活下来的张宗昌,浑身上下到处散发着地痞流氓的作派,从他在赌场做守卫开始,就被赌博迷得七荤八素,恨不得终日与骨牌为伍。因为广东人管推牌九叫“吃狗肉”,因此,张宗昌被冠名为“狗肉将军”

据说,张宗昌曾经跟张学良有过一次豪赌,赌注是他的部队。条件是,如果张宗昌赌赢了,张学良给他补足半年的军饷;如果输了,必须把手里控制的军队交出来。这一赌,张宗昌等于押上了整个身家性命,他看着手里的骨牌沉吟了半天,露出了一付光棍本色,赌就赌!那一次老天又一次对张宗昌倾注了百分之百的爱心,他居然赢得了半年的军饷。

张宗昌耍无赖的水平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1923年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开展演习的时机,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第三旅进行整肃。说是整肃,实际就是要拿他的部队开刀,张宗昌心里明镜似的。由于各揣心腹事,郭张两下一碰面,话不投机半句多,竟然把话说差了,郭松龄当时就急了,破口大骂:“操你娘!”他的话音还没落,张宗昌“噗通”一声就跪在了他的脚下,大声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呀,爹!”这下可好,比他年轻好几岁的郭松龄被臊得面红耳赤,他也顾不得张作霖的指令了,草草收场,逃之夭夭。急中生智再配上过人的厚脸皮,使张宗昌又躲过了一劫,在这件小事上,他那地痞无赖的嘴脸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览无余。

张宗昌大字不识几个,却喜欢玩文字游戏。这可能跟他从小没读过几天书有关,我想他是为了完成小的时候没能实现的心愿。

1925年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曾经花重金请出清末最后一科的状元王寿彭做山东教育厅长,并拜他为师,让这位状元公教自己做诗,没多久,他还真出了一本诗集,《效坤诗钞》,分赠友好。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这两首诗真有几分张打油的风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宗昌骨子里的顽皮和对文化的向往。在那个战火横飞,鸡犬难安的岁月里,身在孔孟之乡却无缘饱读圣贤书,是多大的遗憾啊,让人怎能不对他的人生际遇给以深深的同情呢。写到这里,一股幸福感热热地冲撞着我的双眼,有泪,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时代,有无限的网络资源供自己学习,阅览,可以趁心如意地书写自己喜欢的文字。

张宗昌是有名的 “三不知”将军,他不知到自己手下到底有多少兵,不知到腰里有多少银子,也不知道房中有多少老婆。作为一名“将军”,做不到知己知彼就无法做到“百战不殆”。军队是由士兵凝聚而成的,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怎么能把士兵当成自己的兄弟,不能更好地关心爱护他们,怎么能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戴呢?因此,失败就成了他注定的命运,难怪别人都叫他“逃跑将军”呢。

张宗昌不知道兜里有多少钱,说明他搜刮的民脂民膏已经多到了不计其数的程度。灯官一定很为他的人生际遇而沾沾自喜。他统领山东期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间流传着一幅对联,生动地反应出当时人民的疾苦和无助:“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张宗昌的大队人马驻扎山东,把个鱼米之乡变成了人间地狱。真不明白,一个穷苦出身的人,怎么一步登天竟忘本到如此地步。为什么不能像冯玉祥那样,首先替地方考虑,把军民关系变成鱼水情深呢。

张宗昌的部队待遇极差,欠饷欠物资是常有的事,活不下去的士兵在张宗昌的纵容下,恶狼扑食一般扑向了民间。在“剿匪”之类的名义下,部队所到之处,抢劫烧杀,无恶不做,上演了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三光政策”:鸡鸭猪羊被杀光,骡马牛驴被拉光,门窗壁橱被拆光。这叫“三光”;翻查箱子柜子,翻挖院内和室内砖地,看有没有值钱东西。这叫“两翻”;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扔出去。张宗昌的部队过处,比洪水泛滥有过之而无不及,家家户户屋里空无一物。

一个贫苦出身的人,有了一点点成功后不是想着怎么样造福一方,救黎民百姓与水火,而是只与少数人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因此他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是时代造就了这个乱世英雄,这个乱世英雄也终将被时代所抛弃。

风流成性,不知妻妾有几多

张宗昌虽然是个草莽之人,却是个孝子。有了地位后,他一直对老娘特别孝顺,经常带她参加各种宴会,即使她在宴会上使他丢了面子,张宗昌依然没有嫌弃之意。从这一点来看,他又有着可敬之处。

张宗昌最爱的女人叫袁书娥,是他在闯关东后自由恋爱,并在二十二岁那年结为夫妻的。结婚头些年,张宗昌每次打外面回到家里,首要的任务就是拥抱爱妻,由于这种小把戏经常上演,家里人早已司空见惯,就把他们的这种小浪漫戏称为“见面抱三抱”。 张宗昌遇刺后,袁氏带着亲生的两儿两女回到沈阳,住进老桂林街上的一栋三层小楼里,以典当为生,直到1944年病世。

其实,袁书娥不是张宗昌的正房妻子。张宗昌成人后,家里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姑娘姓贾,家住邻村。贾家也是一贫如洗,跟张家称得上门当户对。张宗昌跟贾氏之间虽然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没有什么真情实感,更没有留下一男半女。1916年,已经成为乱世枭雄的张宗昌在南京曾经遇刺过一回,他本人虽然很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劫难,可无辜的贾氏却为此命丧黄泉,结束了她那无爱无子的凄苦人生。

袁书娥是张宗昌正式意义上的太太,她人长得漂亮,身材也婷婷玉立,那一米七O上下的身高往张宗昌的身边一站,真是极为般配。张宗昌的性情发生蜕变,据说也是由袁书娥引起的。

事情是这样的。袁书娥有个妹妹叫袁中娥,比她小3岁,人称“二姑娘”。袁中娥梳着一条长约过膝的大辫子,走起路来婀娜多姿。她的长相虽然比姐姐逊色一筹,可是人却风流开放,是个多情的种子。袁中娥出落成大姑娘后,时常到姐姐家里来串门,有时一住就是几天。一来二去,她竟相中了英武魁伟、身高一米八五的姐夫。袁中娥使出了浑身解数勾引张宗昌,使他终于没能经得住诱惑,落入了圈套,与她行了苟且之事。

东窗事发后,袁氏姐妹反目成仇,袁书娥恨妹妹竟然插足到自己家来,不许她再到家里来走动,而袁中娥却发誓非张宗昌不嫁,并且以绝食相威胁,闹得家里鸡犬不宁。几个月后,袁中娥生下一女,无可奈何的张宗昌只好将她收为二房。

即使在可以三妻四妾的封建时代,姐妹二人同伺一夫也是不可外扬的家丑。这一事对袁书娥刺激太大了,她简直从爱的天堂一下子就掉进了恨的地狱,从此成了怨妇,脾气也跟着暴躁起来。从张宗昌出轨起,他的家中再没有抱三抱的温情了,整天吵闹不断,甚至发展到摔盆砸碗的地步,过去那种温馨幸福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张宗昌自知是自己的一时失足造成了如今的局面,无话可说,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把爱巢生生变成了半空的冷巢,在爱人的心中插上了一把滴血的刀子。从那以后,张宗昌为了躲避家暴,经常借故外出,多日不归。

真应了那句老话,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不久,袁书娥身边竟多出了个送情之人。这人姓贾,相貌英俊,可是,却是个瘸子。用一般的思维方式去分析,正常人哪个敢在张宗昌这个活阎王的头上动土啊,可是贾瘸子却敢,这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吧?因为他有目的,他要掠财。贾瘸子利用张家内讧的机会,经常前来献殷勤。为了报复张宗昌,袁书娥不顾一切了,她真的和贾瘸子通了奸。更有甚者,张宗昌不在家时,她们公然出双入对,毫无顾忌。后来二人还生了一女,就是袁书娥最小的女儿。

张宗昌获闻爱妻有了红杏出墙之事后,心里既生气又悲愤。他知道是自己把最心爱的人给伤惨了,也知道袁书娥为了报复他才走到这步田地的,所以他并没有对袁书娥做过多的追究,只是从此留心捉奸,意在堵死袁书娥出轨的路。

这一天终于让张宗昌等来了。那天,张宗昌假意离家,然后突然折返回来,贾瘸子当时就被吓傻了,为了活命,他拎着条瘸腿匆忙间竟然越墙而逃。张宗昌看着他那狼狈相好气又好笑,照着他的背后放了一枪,以张宗昌的枪法,打死一个贾瘸子不费吹灰之力。张宗昌没想打死他,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谁知道这个胆小如鼠的家伙却来了个一去不复返,可见这个送情之人的情有多么经不起推敲啊。张宗昌的目的达到了,可两颗受伤的心却无法再愈合,他们的感情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许多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失足成千古恨。张宗昌亲手葬送了他的爱情。一对原本心心相印的夫妻,只因一念之差,伤了彼此的心。袁氏晚年心情抑郁,每天只煮一顿饭,其余的时间多半靠在小楼的阳台之上仰头泣呼:“宗昌啊,你为什么死得那么惨啊,你睁眼看看,我们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啊!”这些都是后话。

自从张宗昌自毁爱巢起,他就不再忠于爱情了,他把自己变成了行尸走肉,变成了寻花问柳的嫖客,变成了“共妻不共产”的道德败坏之徒。

张宗昌妻妾成群,多到了“不知小老婆有多少”的地步,今天跟他上床的女人,明天就可以成为部下的妻子。孔孟之乡竟生出了如此不受礼教约束之人,真是愧对祖宗,让人心寒啊。

具说,张宗昌还主持印刷出版过《十三经》,而且印刷的质量较好且装帧精美。他要整顿山东教育,在学校里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校里必须设经学课,说是要挽回道德人心。

一个道德沦丧的人来号召世人讲道德,不知道他用的是现身说法,还是“马列主义尖儿对外”的处事哲学,太具讽刺效果了。

双手沾血,灵魂深处添罪恶

张宗昌是有名的反革命军阀,他曾经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疯狂镇压工人运动,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张宗昌获得了第一军军长的位置。不久他又拥师南下,长驱直入江苏境内。张宗昌命令部队进驻苏南要地后,自己亲自率领一部精干人马进入上海,摆出大举进攻浙江的姿态。浙江督军孙传芳知道凭自己的实力难以抵抗奉军,慌忙派人向张作霖输诚,张作霖也有意笼络孙传芳,便向他保证,消灭齐燮元后,绝不再向浙江进军半步。

孙传芳对张宗昌了解颇深,当他进入上海后,孙传芳马上派出心腹赶到那里,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市都包了下来,供张宗昌花天酒地,寻花问柳。孙传芳还亲自到上海拜会张宗昌,与他结拜为兄弟,使其放弃了攻取浙江的打算。由此可见,张宗昌却有重哥们义气的江湖性格。

正当张宗昌还在上海寻欢作乐时,段祺瑞政府已经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的愿望落空了。一怒之下,他把部队撤往江北,集中到徐州一带。看到这种形势,张作霖很着急,他向段祺瑞求情,要求他把皖系郑士琦掌管的山东让给张宗昌。因为要靠张作霖制衡冯玉祥,以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段祺瑞答应了张作霖的请求。可是郑士琦被免后却没有离任的意思,情急之下,张宗昌派许琨率两个旅进入山东,又派参谋长王瀚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软硬兼施将他逼走。1925年4月,张宗昌从徐州率大队人马进入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他又用武力逼走山东省主席龚伯衡,一人统管了那里。

张宗昌独掌山东军政大权后,利用富庶的自然条件大力扩张武装力量,使手下的人马很快发展到了十万余众。

1925年张宗昌在日本人的胁迫下,镇压了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造成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

事情是这样的。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后,先后开办了六家大型纱厂,廉价雇用中国工人。六大纱厂的工人,长期遭受着日本资本家的压榨和虐待。1925年初,他们在中共青岛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自己的工会。4月19日,工会向纱厂厂主提出包括“承认工会为工人之正式代表、增加工资、取消押薪制”等21条要求。工会提出要求后竟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氏厂主的答复,因此,大康纱厂5000名工人举行了罢工。到4月底,罢工总人数已达2万人。这次罢工得到了全市各界乃至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同情,他们不仅积极声援,捐钱、捐物,还派代表来青岛慰问。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特别开辟《工潮专号》,支持罢工。

日本资本家被迫与工人谈判。在青岛商会和日本领事馆的调停下,劳资双方于5日签定了复工协议,工人提出的主要条件基本得到满足。5月10日,1万多工人在四方召开庆祝大罢工胜利大会,同时举行了工会挂牌仪式。

不甘失败的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中国当局镇压罢工,同时把军舰开进胶州湾,准备随时登陆自行镇压。在日方的威胁利诱下,张宗昌训令胶澳督办温树德,派遣军警镇压罢工。5月28日夜,2000多名警察及海军陆战队员包围了四方的日本纱厂。29日凌晨,军警冲入内外棉纱厂,要求工人退出工厂,遭到工人拒绝后,海军陆战队向工人开枪,当场打死8名工人,打伤10多人。这就是贫苦出身的张宗昌在他的家乡一手制造的“五•二九”青岛惨案。

张宗昌到山东不久,冯玉祥的国民一军便兵临直隶,紧逼李景林的巢穴。同时,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也趁机进攻山东,兵锋直指山东南大门徐州。张宗昌准备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谁知他在济南尚未动身,徐州镇守使孙钵传已弃城逃跑,济南陷入危急。张宗昌率部奋力反击,死伤惨重,总算把国民二军赶出了山东。

1925年,奉军几次入关,取得很多利益。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

就在奉系得意忘形之时,孙传芳联合陈调元突然起兵反奉。10月,奉浙战争爆发,奉军毫无准备,大败而逃,东南半壁全数丢失。

不甘心失败的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领兵南下收复失地。12月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攻安徽蚌埠,自己则率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路东侧开进,掩护施部向南急进。结果,施从滨部在蚌埠遭到惨败,施本人也被孙传芳俘虏后斩决。张宗昌的白俄军也受到重创,他仓皇率部逃回山东。不久,李景林被冯玉祥国民军打败,由天津退往山东,李张联合组织了直鲁联军,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任副总司令。

1926年夏,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首先遭到沉重打击,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齐集天津,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同时,决定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

1927年初,张宗昌调集十余万军队南下,进驻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直鲁联军大举屠杀工人、学生,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但是,随着北伐军向华东的进逼,北洋军将领陈仪、周凤岐、陈调元、王善、张克瑶等先后归附北伐军。北伐军占领了浙江及安徽的安庆、芜湖等地,直取南京、上海。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遂将宁沪防务移交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自己率部逃往江北扬州。张宗昌的王翰鸣第十一军在寿州遭到惨败,张宗昌亲征合肥,围了三个月也没攻下来。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南京、上海,后又渡江北进,直鲁联军节节败退,5月,北伐军攻下了蚌埠、徐州,张宗昌率残部退回济南。

对于张宗昌的败退,张作霖十分恼怒,大喊大叫要追究他的责任。于是,有着地痞流氓习性的张宗昌又采取了借刀杀人的办法,他将第八军军长兼海军司令毕庶澄诱捕杀害后,把失利的原因全部推到了毕庶澄通敌蒋介石的身上去。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后,派张宗昌副司令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对付冯玉祥的军队,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10月上旬,恼羞成怒的张宗昌与冯玉祥部再次激战于河南兰考一带。张宗昌师长潘鸿钧用计诱降了冯军旅长姜明玉,逮捕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并将他残忍地杀害,因此,张宗昌也埋下了死亡的祸根。

1928年1月8日,国民政府明令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日至7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机构,谭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会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共约100万兵力,发动了第二次北伐战争。

4月30日,北伐军三面包围了济南城,张宗昌成了瓮中之鳖,于是,他慌忙率直鲁联军离开山东撤入德州、天津至冀东滦州。张宗昌让出商埠一带交给日军接防,然后出逃,成了彻头彻尾的卖国贼。5月1日,北伐军攻入济南。就在北阀军庆祝胜利的时刻,5月3日,日军攻入济南,大肆虐杀济南军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济南这座历史上的文化名城再一次沦为人间地狱。6月初,张作霖被迫退回关外。4日,张作霖所乘的火车行至皇姑屯时被蓄谋已久的日军炸死。北伐军占领京、津后,白崇禧率部于九月到达冀东,包围了张宗昌部。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从滦州口逃往大连,再乘船东渡日本,残部五万人全部被白崇禧收编。

张宗昌虽然流亡日本,但仍不甘心失败,寻找着卷土重来的机会。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九一八”事变后,张宗昌于1932年初回国,打起“抗日”招牌,企图重返山东东山再起。此时,韩复榘已经出任山东省主席,他怎么可能给张宗昌卷土重来的机会呢。坚决不给!韩复榘亲自赶往泰山普照寺,与正在那里闭门读书的冯玉祥秘密商议除掉张宗昌。

方案落实了,决定由冯玉祥旧部将领郑金声的养子郑继成去完成这个任务。

郑继成,济南城北华山人,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的侄子,也是他的过继儿子。1927年11月,郑金声被张宗昌杀害后。郑继成悲愤难平,他发下血誓一定要为先父报仇。如今机会终于来了,郑继成欣然接受了刺杀张宗昌的任务。

不久,张宗昌的几个把兄弟以“旧地重游”为名,把他骗到了济南。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隆重地接待了他,每日大鱼大肉宴请不断,以假象蒙蔽了张宗昌,使他对重组军队充满了幻想。

1932年9月3日下午,张宗昌决定乘火车返回北平继续招兵买马,他的身边只带了两名护兵。火车就要开了,张宗昌站在车厢门口向前来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突然,一位身穿灰色风衣的男子从人群中一跃而起,举枪瞄准了张宗昌。 “我打死你个王八蛋!”男人钩动了扳机。关键时刻,枪没响,难道上苍不知道张宗昌早已恶贯满盈了吗?难道它还在庇佑这个正月十五降临人间的灯官?多行不义必自毕。张宗昌感到了死亡正一步步向他走来,此时,他的身上一样防身武器都没有。他随身携带的新式德国造手枪,已经在饯行宴会上作为礼物送给了别人。张宗祥见大事不妙,掉头就向车厢深处跑去。狂奔到餐车尽头,他一把拉开了车门跳了下去,继续向北一路狂奔。这时,他的身后枪声大作,郑继成、陈凤山紧追不放,一直追到三站台北面7股道处,终于追上了他,郑继成、陈凤山同时举枪,连续向张宗昌开了数枪,使其当场毙命。

原来郑继成与陈凤山早已经在韩复榘等人的安排下,提前埋伏在了济南火车站内,做好了行刺张宗昌的准备。

被喻为民国时期最下流无耻的军阀代表、“狗肉将军”、“三不知将军”、“五毒将军”……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他的一生中,有过饥餐露宿的悲惨童年,有过流落他乡的生死挣扎,有过花天酒地的忘情岁月,有过叱咤风云的嗜血人生。在人与兽的角色变换中,他把爱情唱成了欲罢不能的一曲悲歌,他把追求写成了喜中带泣的打油小诗。可是,他却不知道悔改,不知道如何纠正偏离了人生航线的生命之舟,在一个个迎面扑来的黑色巨浪重击下,灯官这艘生命的小船终于触礁沉没了。

我甚至想,如果不是那个时代,于正月十五降临人间的“灯官”,会不会成为绿色军营里的一道伟岸风景,会不会成为文学长河中的一朵璀璨奇葩,会不会成为指引人们前行的一盏明灯,会不会成为莱阳地区的农业大户?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灯官,如果有来生,请你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