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说起虱子，老一辈人都有深恶痛绝的印象，这玩意是名副其实的寄生虫，寄生在人、畜身上，靠吸血为生，不但让人身体奇痒无比，而且还能传染很多疾病，是影响身心健康的罪魁祸首。
虱子的产生，与个人的卫生状况有很大关系。
当虱子出现在一位名人身上，所带来的轰动，足以颠覆我们的认知。
出身于名门，位居“民国四大才女”之列的张爱玲（1920年——1995年），在生命的最后10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跟虱子的缠斗上，无处不在的虱子，在她身体和心理上肆意啃噬，她痛过，反抗过，也绝望过。终于，在身心疲惫的1995年9月初的早晨，她被命运掐住了咽喉，告别了世俗生活的痛苦，长眠在洛杉矶寓所里，只留下“张爱玲”三个字，还有那些曾经让她名满文坛的著作，让世人惦记着一代才女曾经的人生传奇。
张爱玲（1920年——1995年）
张爱玲的离世，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人们议论最多的，无非就是她的晚年生活里，时常要承受虱子的困扰，这对一名出生于名门，爱干净、爱漂亮的大家闺秀来说，似乎是很不体面的事。
虱子对于张爱玲来说，就像水对于火，饥饿对于富翁，地球的南极对于北极，两者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但这样的玩笑却开在了她的身上，让人们有无数个理由怀疑这是老天在跟她恶作剧，抑或是有意惩罚她。
她究竟做错了什么？老天要如此作践这样美丽的女人。
只能从她的人生轨迹寻找答案了。比起出身，四大才女中没有人比张爱玲更幸福了。
1920年9月19日，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外曾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祖父是晚清名臣兼学者张佩纶，父亲张志沂是典型的阔少，母亲黄素琼是一名曾留学欧洲的新式女性。降生在这样一个相当显赫的家族，张爱玲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幸运的是，她从不会为金钱烦恼，可以更早更好幼承家学，接受到优质的教育。
张爱玲
不幸的是，她的父亲张志沂是一名花花公子，染上了那个年代的公子哥能染上的所有恶习，跟她的母亲黄素琼经常发生冲突，导致两人的婚姻总是充满了火药味，最终分崩离析。
自童年有记忆时起，张爱玲就会看到父母亲经常在一起争吵，他们的争吵升级后，会变成拳脚相向，让家里如同战场。虽然生活在衣食无忧的家庭，但对童年的张爱玲来说，谈不上有幸福可言。
由于父亲屡教不改，母亲终于心灰意冷，在1930年某个秋天，两人协议离婚，孩子的抚养权留给了父亲，母亲远走欧洲，10岁的张爱玲只能跟随父亲生活。
关于父爱和母爱是什么？幸福家庭又是什么样子？张爱玲恐怕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回答好这些问题。她的童年的不幸，似乎把以后的日子都给传染了。
该上学还得上学，该读书还得读书，家庭生活所带来的困惑，张爱玲只能通过刻苦学习来转移，所以，她早在4岁就进入私塾，到8岁时，已经认识了较多汉字，她就开始拼命地阅读《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同时学习了绘画、钢琴和英文，她梦想着要用知识来武装自己，自强自立，将来能更好地征服生活，征服自己想要的生活。
张爱玲
每个热爱阅读的人，把阅读数量积累到一定时候，都会产生写作的冲动。张爱玲同样不例外，书读得多了，她总是沉浸在书中的故事情节里，放飞自己的思绪，用书中人物的命运，对照自己的命运，时不时发出顾影自怜的叹息。
11岁那一年，张爱玲从私塾转到玛利亚女校学习，从此，真正踏入了写作，只要心中有想法，有感觉，她就用散文、小说，或古体诗的形式，把它们记录下来。渐渐地，她的写作越来越顺手，相继在校刊上发表了几个豆腐块文章。对别人来说，发表这些文章不值一提，但对一名处在豆蔻年华，热爱写作的少女来说，这些铅字足以点燃她的文学梦，足以让她从文字中得到温暖。
张爱玲真正在文坛上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在1939年，这一年她19岁。7月份她收到了伦敦大学的入学通知单，但此时的欧洲，深陷二战的泥潭难以自拔，不安全因素太多，因此，张爱玲只能就近选读于香港大学。
入学不久，张爱玲写作了一篇散文《天才梦》，投稿给上海《西风》杂志，很快被发表，这篇文章成为她公开发行的处女作，以细腻唯美，充满智慧的文笔，吐露了她对自己19年来的生命感悟。
胡兰成与张爱玲
19岁对一名女孩来说，正处于无牵无挂、自得其乐的花季，然而，张爱玲却在文字中流露出淡淡的忧伤，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人。
文章最后一句话写道：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可以看出，张爱玲是一个喜欢享受孤独，又害怕孤独的人，在孤独中，她一步步向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内部挖掘，早就看透了生命本相，虽然她只有19岁。
在她眼里，人生或生命是华美的、优雅的、高贵的旗袍，看起来风光无限，但时刻要忍受各种烦恼，烦恼像虱子一样无处不在。
或者说，生命的所有风光，都抵挡不了任何卑劣行为的玷污。每个穿梭于世俗生活中的红男绿女，固然长着姣好的容貌，华丽的外表，但无法根除人性的顽疾，每个人灵魂中都蛰伏着许多看似微不足道，却生命力顽强的“虱子”，它们贪婪地、不露声色地蚕食着真性情，生命和灵魂会如同落花一样凋零。
这句话是打开张爱玲心理状态的钥匙。她人生中的所有喜怒哀乐，似乎都能从这句话中窥探到蛛丝马迹。
张爱玲作品
3年后，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迫使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不得不辍学，但由于处女作一炮打响而带来的甜头，让张爱玲切切实实爱上了写作，即刻把写作看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写作带给她的快乐是任何事也比不了的。
紧接着，1943年3月，张爱玲发表了4万字的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也是她的小说处女作，此小说进一步巩固了她在文坛的地位，从此，她被冠上了上海滩才女的美名。
之后，张爱玲走上了井喷式的创作高峰，她一生中重要的几部小说，《金锁记》创作于1943年，《倾城之恋》创作于1943年，《红玫瑰与白玫瑰》创作于1944年，这些分量十足的小说，为她带来了许多鲜花和掌声。
因为这些中篇小说的接连发表，让张爱玲获得了一定声誉后，她看到了自己可以成为著名作家的种种可能。
于是，在1944年5月某天，张爱玲说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句话是她说给一个劝告她的作家朋友听的。
为了尽快成名，张爱玲在这些年疯狂写稿、投稿，但她投稿时，从不考虑刊物的政治倾向问题，哪怕是跟日军和汪伪政权有关系的刊物，她仍然会在上面发表自己的小说。
张爱玲（左）与李香兰（右）
在国难当头的年代，张爱玲有些自私的做法，当然会引起其他作家的不满。
但此时此刻的张爱玲，心里只想着成名和赚钱，哪有心思考虑什么家国情怀。她的父亲自染上很多恶习后，把家里的财产几乎败光了，她需要自力更生，需要用名气换来金钱，继而维持自己的贵族生活，谁让她出生在一个名门呢？她舍不得奢华的贵族生活给她带来的充实的满足感。
因为勤奋写作，张爱玲在这个时候也收获了爱情。
向她射来丘比特之箭的是作家胡兰成（1906年——1981年），他们从相识到相恋再到结婚，仅仅用了半年时间。也许是双方缺乏足够了解，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两年时间便土崩瓦解。
面对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张爱玲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悲痛欲绝，反而更激发了她文学的野心和成名的欲望。
但现实是残酷的！
1949年以后，张爱玲蓦然发现，身为一名作家不关心政治是多么愚蠢的事，她终于为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大上海已经没有了她的容身之地，从1955年开始，她只好漂洋过海，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生活。
张爱玲与赖雅
在异国他乡，张爱玲认识了年长自己29岁的美国作家赖雅（1891年——1967年），赖雅阅历丰富，知识渊博，谈吐幽默，一下子点燃了她内心的渴望，他们几乎是一见钟情的。仅仅认识5个月后，他们就于1956年8月中旬，在纽约一个教堂完婚，这一年，张爱玲36岁，赖雅65岁。这段婚姻一直维持到赖雅于1967年去世为止。
这11年里，从张爱玲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是相亲相爱的，张爱玲身处异国他乡，需要一个精神的港湾，赖雅则步入了老年，身体每况愈下，需要一个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来获得心理安慰，他们各有所需，理所当然地成为彼此的依靠。
晚年的赖雅，各种疾病缠身，中风、骨折、瘫痪、大小便失禁等疾病接踵而来，终于在1967年秋季向病魔妥协。赖雅去世后，张爱玲又一次成为孤家寡人，再加上进入了中年心理期，她的写作一度面临枯竭的境地。
60、70年代的美国社会，早已进入了现代化，而此时此刻的张爱玲，为了照顾赖雅，疲于奔命，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再加上她的个性使然，导致她没有时间去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圈子变得越来越封闭，无法以美国生活作为素材，来突破自己的文学创作，这为她今后的文学生命埋下了极大隐患。
张爱玲（中）
张爱玲的小说能被读者记住的，如，《金锁记》创作于1943年，《倾城之恋》创作于1943年，《红玫瑰与白玫瑰》创作于1944年，《色戒》创作于1950年，《半生缘》创作于1951年，这些作品都完成于前半生。在去美国以后的日子，她离开了哺育过她的文学土壤后，导致她的文学生命如同她的心理一样，总是充满了飘摇不定。
为了拯救自己的文学，张爱玲曾经尝试过创作电影剧本，但收效甚微，她的生命里，再也看不到以前的那些鲜花和掌声了。
所以，她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高冷，越来越封闭，逐渐患上了心理疾病，并不断产生幻觉。她看到自己的生命如烟花，释放了耀眼的光华后，迅速消失在黑暗的寂静中。
在生命的最后10年，张爱玲的心病越来越严重，她老是怀疑自己的身上和居所里有许多虱子爬在幽暗的角落，时不时爬出来咬她一口，让她心烦意乱。于是，她不断喷洒杀虫剂，不断换洗衣服和被褥，不断搬家，仍然无法根除这个痛苦。
终于在1995年9月1日，她在洛杉矶西木区的寓所里告别了痛苦，应验了她在《天才梦》里说过的那句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