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重视食品安全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出现在周代。唐宋时期的法律都规定，对于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应给予严惩。
古代的食品安全管理措施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借鉴意义，古代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都施以“重典”，对掺假等食品质量问题的监管也毫不含糊。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提出食品安全理念的人。他在《论语·乡党》中谈到了“十三不食”原则，“粮食陈旧和变味了，鱼和肉腐烂了，都不能吃。食物的颜色变了，不能吃。气味变了，不能吃。烹调不当，不能吃。不新鲜的东西，不能吃。肉切得不方正，不能吃。佐料放得不适当，不能吃。席上的肉虽多，但吃的量不要超过米面的量。酒没有限制，但不能喝醉。市场上买来的肉干，不吃。每餐必须有姜，但不要多吃。”
民谚云“民以食为天”。在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食物的重要性。
春秋时期，受限于交通不便以及食品保鲜储存技术不发达，大多数蔬菜、水果、生鲜受到地域限制，流通不广泛，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案列比较少。但由于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统治者高度重视并作出了相关的规定。
周代，食品交易以直接采摘、捕捞为主的初级农产品交易为主，对农产品的关注主要在于产品的成熟度。成熟度不够的瓜果蔬菜食用后可能引起食物中毒，所以禁止在市场上贩卖。《礼记》记载了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市场管理的记录:“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意思是：五谷果实没有成熟的，不准在市场流通。另外，为了杜绝商贩们为牟利而滥杀禽兽鱼鳖，国家还规定，不在狩猎季节和狩猎范围的禽兽鱼鳖也不得在市场上出售。
汉唐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空前丰富。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国家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汉朝是对有毒食品处理方式规定最为明确的朝代。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意思是，如果有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的，应尽快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将处罚肇事者及相关官员。
而在唐朝，相关的法律则最为严格。《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从《唐律疏议》的规定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却不马上焚烧销毁的，构成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各不相同:一是明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变质食品，以去后患，否则杖打九十。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须视情节及后果加以科罚。
具体来说，凡故意以有毒脯肉馈送或出售，导致使用者中毒的，食品所有者要被判处徒刑一年；使人中毒身亡者，要被判处绞刑。而他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食用了未被焚毁的有害食品而造成死亡的，食品所有者以过失杀人论罪，要支付一定的金钱来对受害人进行赔偿。
如果将有毒的食品拿给尊长卑幼食用，欲加杀害他们的，刑罚将更重，对馈食尊长者依谋杀尊长罪，馈食卑幼者依故杀卑幼科。《唐律疏议》云:“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依故杀法。”
汉朝的《二年律令》中“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的规定，似乎更加注重对犯罪者以追求价值为出发点的经济动机的追究，而《唐律疏议》更加强调追究犯罪者行为对生命的伤害。
到了宋代，经济空前繁荣，饮食业空前发展，商贩们经营点心、干果、下酒菜等品种十分丰富，利润空间也大，渐渐有人开始弄虚作假，坑害顾客，他们惯用的手法是“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等。为了加强监管，宋代政府让商人们组成“行会”，按照行业类别登记在册。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行会会长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
最后清朝，食品安全监管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发达和科学的时期，现在的很多食品安全措施都是沿用清朝的做法。清代茶叶市场繁荣，也是造假售假最集中的领域，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措施。核发牌照，谨防假冒。政府为茶叶商人颁发“经营执照”和“注册商标”，并授予出口经营权。政府任命专门的官员进行茶叶质量抽查，连茶叶的包装与牌号不符都要受到处罚。
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中国茶叶外贸出口大幅增加，清政府加大对茶叶质量的监管力度。如果外商前来购买茶叶，政府要抽查产品，主要采取滚水泡茶和化学试验两种方法进行检验。一旦发现产品有问题，则将该批次茶叶全部充公。清后期，主管部门还制订了茶叶质量标准。有实物标准样品作为对照，让生产厂家加工有依据；对于销售茶叶的商家，对着样品审评检验，符合标准的放行，否则一律扣留、充公或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