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青、霍去病二人作为征讨匈奴的大功臣,为何会出现在《史记·佞幸传》?

牛桂森

我们都知道,《史记》最大的特点是司马迁注入了很多主观的东西,无论在选择史料还是行文上,都不加掩饰。司马迁在写历史朝代时如此,写本人所在朝代时更是如此。

司马迁的个人遭遇大家都清楚,被汉武帝用最耻辱的方式用刑,所以不仅对汉武帝本人有怨恨,还恨屋及乌,对汉武帝喜欢的人加以贬低(比如卫青与霍去病),对汉武帝不重用的人则充满同情(如李广)。

具体到卫青与霍去病两人身上,他们打击匈奴的战功与威名是无法抹去的,但司马迁却在其他方面抹黑两人。比如霍去病不爱惜士卒,卫青靠裙带关系上位等,还把两人都归入佞幸。试想,如果把司马迁喜欢的李广放到他讨厌的卫、霍两人的位置上,去指挥汉匈战争,结果会如何?恐怕不会比后来的李广利好到哪儿去。

司马迁指责卫、霍靠裙带关系上位,这其实不公平。在西汉,人才选拔机制还不完善,特别是缺乏“考试选拔”的方式,不能让更多寒门子弟得到机会。就是后来有了科举察人的办法,裙带关系和老乡观念等仍然在选拔用人上占据很大比重。

试想,如果把历史上那些靠裙带关系的能人统统抹掉,这几千年的故事怕是减色不少。


脑洞大开的历史

之所以出现,因为他们自身的出身确实属于《佞幸列传》的记载范围。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汉书》卷九十三,都是《佞幸列传》,卫青、霍去病也都列名其中,如果说按照某些人臆想的,司马迁因为与李陵交好,所以捧李广,贬卫霍,那么,班固这个东汉初年之人,还曾经参与过东汉北伐匈奴的人物,也就毫无贬损卫霍的必要了吧?

然而,都有。

我们先来看下《佞幸列传》的定位,《史记》是这么说的: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太史公曰: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後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

其实,话说得非常清楚,就是此传中人,都是帝王内宠,也就是“以色幸者”,所谓弥子瑕之行,其实就是春秋时卫灵公的男宠伴侣,也就是“分桃”的典故来源。

再来看《汉书》的说法:

赞曰: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

男色,乃至于传记中遍布的“同卧起”,其实已经点得非常清楚的事情,《汉书》还记录了西汉晚期的另一位名人董贤,也就是著名的“短袖”的典故来源。

“断袖分桃”齐备,哪怕是文言文阅读再糊涂的人,应该也知道《佞幸列传》记载的这些人的出身身份了。

事实上,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在谈论卫霍时,都着重提及了他们的个人能力,比如《史记·佞幸列传》说:

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汉书·佞幸列传》说:

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能自进。

也就是说,虽然出身如此,却是靠着自身的本事来创建功业。

这种记载,本身并没有渲染细节,可以说是秉笔直书,也没有什么贬低的意思,并且《史记》和《汉书》还都为卫霍立传,可以说,对于他们的功业表达了足够的尊重。

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卫霍的列传和汉武帝的本纪,乃至匈奴传中的记载,从未否认卫霍两人是出击匈奴的大功臣,一些斩首和缴获的数量细节也写得很详细。

之所以题主提出此问,以及三解可以预期的评论里的谩骂,毫不奇怪,因为在当代的很多人眼里,好,则必须高大全,不容说一丝坏处,坏,则必须烂透了,不容说一丝好处。

实际上,《史记》、《汉书》在《佞幸列传》里只这么一句话,已经算是为尊者讳了,作为汉朝的史官,司马迁和班固在他们的时代,难道不能看到写有更多相关“细节”的档案材料?

只是点到为止,指出这个事实,还算携私报复不成?


刘三解

首先我要肯定卫青、霍去病二人作为征讨匈奴的大功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精神之象征,不容抹杀不容贬低;而太史公在《史记》中如实记述了卫、霍二人的战绩功业,并无任何贬损之意,但太史公又确实将二人列入了《史记·佞幸传》却又是何道理呢?

我们先看看《史记·佞幸传》中对卫、霍二人的记载: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就是说司马迁的原文是说的:卫青、霍去病因为外戚身份受到宠幸,然而自身才能杰出,能够报效国家,所以才日渐精进荣登高位。事实上佞幸传记载的其他人物大多是没啥大才能、却靠某种技能或谄媚方法得幸于皇帝,很显然司马迁在这里是以卫、霍二人与之对比,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弘扬正能量的行为,而不是对卫、霍的贬损。

有人可能觉得:为什么要拿卫青、霍去病这样的英雄人物和佞幸小人对比,这不是折辱英雄吗?其实这里有一种误解:这里的佞幸不是就品性而言的,而是就身份而言的。卫青、霍去病的的确确是因为外戚的缘故而受到皇帝的宠幸,没经过朝廷正规的公务员考核提拔程序,这和他们的品行、能力没半毛钱关系。司马迁这么写其实是在说:佞幸其实只是一种身份标签,重要的是看个人能力。就像我们今天提到富二代这个词貌似有点贬义,但富二代当中就真的没有杰出人物吗?

其实《史记》当中很多传记都与之类似:《酷吏列传》我们今天的人一听就觉得是写那些特别残暴严酷的官吏,事实上《酷吏列传》中写的也的确是严酷的官吏——可严酷和严酷不同:《酷吏列传》中的酷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残酷暴虐草菅人命的恶吏;一类是执法严酷不惧权贵的廉吏,这要用我们今时今日的眼光来看这两类人怎么着也扯不到一块儿,可他们的确有共同点:就是执法的严酷性。

所以用我们今时今日的眼光去给古人贴上固定的身份标签是不妥的:卫、霍被列入《佞幸传》是因为身份,而不是人品。外戚身份是事实,不需讳言,也不该讳言,历史是怎么着就该是怎么着,重要的是他们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先说答案:为什么卫青、霍去病二人作为征讨匈奴的大功臣会出现在《史记·佞幸传》里呢?因为司马迁《佞幸传》是专门的汉朝皇帝男宠合集,而司马迁认定卫青和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男宠,自然就把他们两人归入了男宠合集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以下为正文:


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佞幸传》。


司马迁《佞幸传》里的“佞幸”究竟是指的什么哪些人。


我看不少答案说司马迁《佞幸传》写的是“善于谄谀得君主宠幸”的人,但是这是不对的,司马迁在《佞幸传》开头就说的很清楚——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


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凡是被他归入《佞幸传》里的人都是西汉历代皇帝的男宠,而不是单纯的“善于谄谀得君主宠幸”。


我们先排除卫青和霍去病,看看《佞幸传》里被司马迁点名的都是哪些人:


籍孺、闳孺、邓通、赵同、北宫伯子、周文仁、韩嫣、李延年。


这些人通过汉代史料我们知道,都是100%皇帝男宠。


那么,司马迁把卫青、霍去病放进《佞幸传》里,很显然,司马迁就是在说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男宠。



其次,我们来看“贵幸”是什么意思,当然,同一个词在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一样,比如现代汉语里的“爷爷”指的是祖父的意思,而同一个词在唐代,指的就是父亲,所以要看“贵幸”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看东汉、两晋时期。


当然,《佞幸传》里的“贵幸”排除霍去病与卫青,那就是指的男宠。


首先我们来看东汉,在《后汉书·陈忠传》里出现了“贵幸”这个词,出现在陈忠对汉安帝的奏折里,他是这么说的——


“春秋大水,皆为君上威仪不穆,临莅不严,臣下轻慢,贵幸擅权,阴气盛强,阳不能禁,故为淫雨。”


结合陈忠传,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陈忠上疏里的“贵幸”就是指的汉安帝的情人,他奶母的女儿伯荣。



我们再来看《晋书》里的“贵幸”,这次是出现在《晋书·王雅传》里。


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举觞,其见重如此。然任遇有过其才,时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于后宫,开北上阁,出华林园,与美人张氏同游止,惟雅与焉……雅既贵幸,威权甚震,门下车骑常数百,而善应接,倾心礼之。”


只要稍微有点文言文常识的朋友一定可以看出,虽然《晋书》没有明说,但是处处在暗示王雅是晋孝武帝的男宠,而且不管王雅是否真是,当时社会舆论认为他就是皇帝男宠。


所以《晋书》里的“贵幸”也是指的男宠。



最后,司马迁把卫青与霍去病归入西汉皇帝男宠行列,后世史学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班固《汉书·奸佞传》里开头就提到了“汉兴,佞幸宠臣,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最后说“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能自进。”


可见,班固是认同司马迁的看法的。


而且我这里还有一个旁证,班固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专门删掉了一个很重要的字,这个字在史记里是出现过的。


司马迁在《史记·卫青霍去病传》里专门提到霍去病“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为天子侍中。”,而班固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里就把这个“幸”字删掉了,改为“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


为什么说这是班固认同司马迁看法的旁证呢?


要知道中国传统史家讲究与人为善,“隐恶扬善”。所谓“隐恶扬善”不是说违反史家原则隐瞒真相,而是把“本传”传主的丑事、做的坏事放到其他相关人物传记或者记载里去。


而班固在《卫青霍去病传》里删掉“幸”字,而在《奸佞传》里提卫霍两人“皆爱幸”,这就是传统史家“隐恶扬善”的传统,从这也可以看出班固为人忠厚,不像司马迁那么尖刻。


再往后的史家就没有班固这么好说话了,南梁吏部尚书萧子显在《南齐书·幸臣传》里就直截了当把霍去病和韩嫣、邓通并列:“汉文幸邓通,虽钱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韩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马。”


显然,在这里,萧子显也是认可司马迁的观点的。


综上所述,卫青与霍去病究竟是不是汉武帝男宠,这个可以说没有定论,但是可以肯定,司马迁和班固确实是认为卫青和霍去病就是汉武帝的男宠。


所以回到这个题目,为什么卫青、霍去病二人作为征讨匈奴的大功臣会出现在《史记·佞幸传》里呢?


因为司马迁《佞幸传》是专门的汉朝皇帝男宠合集,既然司马迁认定卫青和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男宠,自然就把他们两人归入了男宠合集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兰台

首先我不知道题主看没看过亦或是了解过《史记》,若是看过了解过自然就会发现司马迁写了一篇传记名为《卫将军骠骑列传》,这篇传记里司马迁着重的描写和赞美了卫青推功让爵、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名将风度和以国家为重的爱国思想。这作为卫青、霍去病两人的传记你不去了解,反而却在故意引导别人,居心何在?

《佞幸列传》记载了什么恐怕你已经提前了解过,这里面主要讲述了佞臣邓通、赵同和李延年等人能力不足却通过献媚来获取帝王宠幸的事迹。你这样引导不就是想让人以为卫青和霍去病不也和他们一样么?不然怎么会被写入《佞幸列传》里。可惜还是有人去看过《佞幸列传》的,这里面关于卫青霍去病只有这么一句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很明显司马迁的意思很明显虽然卫青霍去病不是通过正常渠道入仕,有裙带关系,但他们与这些佞臣不同,他们是有能力的,是为国家做出过大贡献的,是与这些佞臣做对比的。不然他也不会再专门为卫青霍去病写一篇传记了。



历史这点儿小细节

先说答案:这句话是错的。不管是《史记》还是《汉书》里,卫青霍去病都有自己的列传。只是在《佞幸列传》里被提了一句罢了。

但《史记》和《汉书》的情况还稍有不同,下面我们详细说。

首先说卫霍两人。

卫青霍去病是有自己列传的。

在《史记》中的部分是《卫将军骠骑列传》(霍去病官至骠骑将军),在《汉书》中的部分是《卫青霍去病传》。都是两人合并成一传。之所以篇名不同,是因为班固是个比较严格死板的人,他的列传标题除了皇室成员外,都统一使用人物姓名。不像司马迁那样随意。

其次我们再说佞幸列传。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和班固的观念是不同的。

司马迁的《佞幸列传》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讲述他写《佞幸列传》的动机: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也就是说,所谓佞幸,是能讨皇帝欢心,从而得到亲近宠爱。但还得是有某方面特长(各有所长)的佞幸,才能被写进列传里,一般人是没资格的。

在《佞幸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邓通、韩嫣、李延年三个人的事迹,然后来了一句:

自是之後,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就是说,佞幸宠臣大都出身于外戚之家,然而都不值得一提。卫青、霍去病也是凭借外戚身份显贵受宠,但却能依靠真才实学取得上进。

所以卫青霍去病确实出现在了《佞幸列传》里,但这只是顺便一提罢了。

但为什么要扯上他们俩呢?

关键在于“以外戚贵幸”五个字上。卫青霍去病出身都不高,因为卫子夫被汉武帝宠爱,所以两人才得到提拔。这样在外人看来,他们两个就是靠着裙带关系上位的。更加火上浇油的是,这两位都很受皇帝的私下宠爱——卫青可能还差点,霍去病是极其受汉武帝喜爱的。这样一来,两个人[讨皇帝欢心]的标签就牢牢贴上,再也撕不下来了。

我们当然知道,这二位都是有真本事的一代名将,不是那些走后门的关系户能比的。但两人受宠也是事实,因此符合《佞幸列传》中“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的标准,所以司马迁在写到此处时,提了两人一句。但他俩更准确的身份定位是“大将”,不适合跟这些佞幸小人混在一起。所以司马迁也就点到为止,不接着往下写了。

班固的《佞幸传》

《汉书》里的《佞幸传》比较诡异了。在介绍了一通幸臣(也是邓通韩嫣李延年那些人)之后,班固写道:

是后,宠臣大氐外戚之家也。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能自进。

这跟《史记》差不多。事实上,汉书的《佞幸传》开头部分跟《史记》很相近,所以没准班固又是沿用了司马迁的记载。

但为什么说诡异呢?因为班固自己给“佞幸”定的标准是这样的:

彼何人斯,窃此富贵!营损高明,作戒后世。述《佞幸传》第六十三。

意思是,班固认为这些家伙都是不配获得富贵的小人,于世有害,因此写了《佞幸传》来警示后人。

这就很扯淡了。司马迁写《佞幸列传》,里面列的是有一技之长的,所以卫霍两人列进去也算说得通,因为两人确实有一技之长——尽管是军事才能。不管怎么说是符合入选规则的。

但班固这里,摆明了说《佞幸传》里都是没什么本事的小人,那你把卫青霍去病放进去是几个意思?

唯一的解释是,班固抄司马迁的时候没过脑子,顺手就写下来了……


北门猿
《史记》是纪传体通史体裁,因客观公正,敢于批判社会不良风气及帝王过失,与《楚辞·离骚》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而被当代大文豪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佞幸列传》是记述汉代佞臣邓通、赵同和李延年等的合传,揭露了他们无才无德,却善承上意,察颜观色,专以谄媚事主,甚至不惜丧失人格,吮痈(痈疽病化脓)取宠,以及他们恃宠骄横,奸乱永巷的丑恶行径和肮脏的灵魂。进而婉转地讽刺和鞭挞了文、景、武等帝的任人失当,重用奸佞的弊端。司马迁在文章中对此深表感慨,表现了他对汉代现实政治的失望和对未来政情的忧虑,反映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而卫青、霍去病二人只是作为文中的正反对比,只用一句话概括而已。


以下四段是《佞幸列传》原文节选及译文:

原文节选:

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太史公曰:甚哉爱憎之时! 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

译文:

从此以后,宫内被皇上宠幸的臣子,大都是外戚之家,但是这些人都不值得一谈。至于卫青、霍去病也因为外戚的关系而得到显贵和宠幸,但他们都能凭自己的才能求得上进。   太史公说:帝王宠爱和憎恶的时机太可怕了!从弥子瑕的经历完全可以看到后代佞幸之人的结局啊。哪怕是百代以后,也是可以知道的。



“佞幸”,也作“佞悻”,是指:

①以谄媚而得到宠爱、眷顾。②以谄媚得到君主宠幸的人:任用佞幸。③在《史记·佞幸列传》和《汉书·佞幸传》中,佞幸特指以色事君的同性恋者,如邓通、李延年、董贤之流。但在更广泛的应用上,凡不通过仕途正路而以柔媚便辟获宠者皆可称之为佞幸。所以,它是否指同性恋者需要针对具体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这里说明一下,卫青和霍去病有他们专门的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而在《佞幸列传》中提到也不过是因为二人上位都有一定裙带关系的缘故。
一方面,司马迁对这种风气是深恶痛绝的,另一方面,司马迁从来都很反征讨匈奴的,他认为汉匈自古为一家,征战匈奴,实为不仁不义。从《匈奴列传》前面几句提到的几句可以看出:“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意思是说: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后代子孙,叫淳维。)



他对汉武帝的主战政策和卫青、霍去病主动出击匈奴都很不满。但念于二人有功于社稷而且要以客观公正的角度写《史记》,所以在《佞幸列传》中一笔带过,聊表一下他不平的小心情!

幽默搞笑娱乐

这是个误会,“史记·佞幸列传”是记述汉代佞臣邓通、赵同和李延年等的合传,卫青霍去病的确出现在其中,但却只是作为正面励志典型提及,并没有贬低的意思:

原文如下: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大意是说卫青,霍去病也是因为“外戚”这个身份提高了身价,但是自身也是凭借自己的才能很努力的进取。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多半是由于太史公对卫霍二人的一些描写与大家的观点不一致导致。比如卫青,公认的用兵大家,抗匈英雄,但是太史公就很不待见他,不但没有给他开专栏,还用一篇传把他和霍去病公孙贺等人都打发了。除此以外,太史公还摆了他一道,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说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一个 “媚”字留下千古谜团,怎么媚,是床上媚还是床下媚,恐怕只有太史公自己知道。

霍去病也是,作为与卫青齐名的少年天才,短短几年时间因为战功累计,如火箭般上升,让太史公这种老派传统文人看的十分不爽,给他来了一句“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

“幸”比“媚”更严重,就差没写细节了,大家心照不宣,汉武帝的案底在那:韩嫣,李延年。。。太史公用的都是“幸”。

司马迁为什么不待见卫霍二人,有以下几个原因

(1)司马迁对汉武帝对匈奴全面战争的做法不赞同,认为“劳民伤财”,殃及卫青霍去病。

(2)鄙视二人的出身,卫青霍去病都是私生子,底层出生,太史公是祖传的公务员,处于鄙视链顶端,老贵族看不起暴发户新贵,就拿笔出出气。

(3)外戚身份引发争议,卫霍都是外戚,且都与武帝有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司马迁瞧不上这种靠裙带关系上位的家伙,即使认同他们的成绩,心底还是有芥蒂。

(4)司马迁与李广一家关系好,李广与卫霍是对头,恨屋及乌,公报私仇。

也可能有其他原因,人是感性动物,不可能做到完全中立,超然世外,当然,这也为我们看那个时代多出一个视角,让历史更加精彩!


日慕乡关

为什么说卫青霍去病佞幸,因为这俩人除去有军功的话就是佞幸,佞幸的特点是啥?都听皇帝的。

第一是外戚身份都不用多说。关键是你看这俩人做事的风格,卫青面对汉武帝是谨小慎微,柔而媚上。这当然怪不得的卫青,毕竟汉武帝先生太强大了,这俩人都怕!

谨小慎微说起来好听,往大了说,就是骨子里不太硬。这跟卫青的出身有关,所以卫青对所有人都能恭恭敬敬,他这样的性格和作风,对于自己和对于他人都是好的,但是唯独对于皇帝来说不是好事儿。

如果朝堂之上都是这种谨小慎微的人,国事就变成汉武帝一家言。

而从汉武帝的个人喜好来看,他确实倾向于要哪些言听计重的人。其为首有这么几位“卫青,霍去病,公孙弘,万石君一家,张汤”这些人都是德行不怎么高的人。

你们要明白这里的德行是指对国家来说,而不是个人。这样的人太多,容易出事儿,汉武帝后期出那么多幺蛾子,跟这样的人太多有很大关系。

这里有两个小故事

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过於平生。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

这两个故事说明了,卫青对他人的谦和,这是个好品性也只能对平常人来说,而卫青面对汉武帝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为了保命,为了不惹事儿也就只能那样柔而媚上。

这里面与卫青截然不同的是汲黯,一点面子都不给汉武帝,而且还敢在朝堂之上大骂汉武帝伪善。

而这就是汉武帝厉害的地方,他需要言听计从的手下(其实你想想就是奴才),又能够忍受这种大放厥词正直,却没什么本事的家伙汲黯。这是汉武帝的高明,这两者缺一不可

汉武帝说

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对于汲黯这样的人汉武帝的方法是,供起来不重用。汲黯做的官儿很大了,九卿。然而汉武帝每次都说“汲黯个老混蛋,又说废话啦”“好久不听汲黯这个老混蛋怼我啦”“汲黯就是头驴,十个人拉不回来”但是汉武帝是真心的喜欢这个人。所以他死后,自己的儿子和兄弟还能被封。

对于卫青这样的人汉武帝方法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往死了用,就是不供。自从提拔了霍去病,卫将军就很少出征了,本来最高军职一个,后来来个大司马,帝国双璧,明显是对卫青的限制,但是霍去病活的不久

自骠骑将军死後,大将军长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岁,伉弟二人,阴安侯不疑及发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岁,冠军侯国除。其後四年,大将军青卒,谥为烈侯。子伉代为长平侯。

霍去病死后,你看看卫青经历了什么,儿子的侯一个接一个被搞掉,明摆着汉武帝弄你的事儿呗。

这是卫青,在我们眼中耀眼的明星经历的事情,说好了是谦卑,说不好就是柔而媚上。强烈建议对比《万石张叔列传》看看,卫青跟他们唯一的区别在于军功。

霍去病就更不用说了,恃宠而骄,射杀李敢(李广的儿子),就这事儿放到谁身上不是个死罪,去病没事儿,原因在于汉武帝的宠信。

霍去病对下人是高傲的,但是面对汉武帝的时候,跟他舅舅一样。

所以司马迁说

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原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

咱们都好说一句话叫做,某某可以为将,不可以为帅。而卫青,霍去病,此二人可以为重臣,不可以为社稷臣。与明主则建功,与昏君则小人。

这不是摸不摸黑的问题,而是你要接受,他们的缺点。

不能接受喜欢的人的缺点,便不是真的喜欢她!


目西

我认为,司马公这么做,是有一定私心的。

不可否认,太史公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但是人无完人,他在《史记》的某些篇章中,投入了过多的个人感情色彩,写得并不客观。比如在《李将军列传》中,他对李广的描述就有点过于片面了。只强调了李广的才能和悲壮色彩、悲剧命运,并未反思李广身上的缺陷。

正是在此篇中,司马公也隐晦地透露了李广与卫青的不和:卫青不愿让李广立大功,而让他跑龙套,而且给了李广一条严苛的行军路线。“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

不能如愿,便给主将甩脸子,由此也可以判断出李广的性格弱点。

后来,李广的孙子李陵继续为将,率军北击匈奴,因兵败而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大怒,要全诛李陵家族。这时候,司马公勇敢地站了出来,替李陵说话,认为李陵是诈降。

汉武帝再次大怒,认为司马迁是为李陵狡辩。司马公因此被施以腐刑。

这里有个问题:司马公为何要站出来为李陵说话呢?可能是司马公为人正直、公正。但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司马家族与李陵家族一直交好。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李陵家族要面临灭族之灾时,司马公甘愿冒着极大风险,替李陵说情;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司马公在《史记》中写到李广将军时,笔触中全是褒赞之意,并且包含深情。

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对卫青、霍去病自然就心怀不满了。

当然,司马公之所以能够把卫青、霍去病放入《佞幸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卫青、霍去病都是汉武帝的亲戚——卫青是汉武帝卫皇后的弟弟,而霍去病是卫皇后姐姐的儿子。

不管二人后来取得了多大的功绩,在进身之初,不可否认,都是依靠了一点裙带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