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刘仁静，多年后回忆了中共六大前后他在莫斯科见到的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王若飞等中共六大代表。
（前排左一为陈独秀，后排左一刘仁静、左二瞿秋白）
刘仁静1918年7月入北京大学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春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左五为刘仁静）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刘仁静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一大”代表，和张国焘一起，出席了党的“一大”会议。是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年仅19岁。
之后，1922年和邓中夏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同年9月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在上海任团中央书记，主编《政治生活》。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1929年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1929年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
1928年7日，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来了许多人参加会议，刘仁静也到代表团的驻地去看望过几次。他回忆说：这时他的思想倾向早已固定，对中国革命中的种种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既不注意向他们了解国内的实际情况，也不注意他们的讨论和决议，只是带着叙叙旧情的态度去看望看望熟人。
刘仁静说，那时也见了许多人，例如周恩来，但只是在门口寒喧了几句。记得周当时还和刘仁静说了句笑话，“你的手好了没有（暗指刘仁静失恋时咬手写血书事）”。有些老同学，例如邓中夏、罗章龙，也没有深谈。
那时邓中夏还带着他的年轻的夫人，会后还在莫斯科住了一段时间。刘仁静回忆说 : 我虽和他关系很好，但知道他原则性很强，就避免在他面前暴露我的思想，也没有多去找他。
刘仁静回忆说：我只向张国焘暴露过思想。张国焘当时在党内是个少数派，不得志。我宣传传托派观点，他听了默不表态，我于是稍稍向他透露我心头酝酿的秘密计划，即打算争取绕行欧洲回国，顺便寻找机会去拜访托洛茨基。他终于对我表示了他的不赞成观点，但也不破坏（不告发）。
刘仁静还回忆说： “中共六大”后，中共在莫斯科的常驻代表团，团长是瞿秋白，副团长是王若飞。王若飞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我在上海时已认得，这时在莫斯科也有些来往。王若飞是贵州人，矮矮胖胖的，很能干，善交谈，他的爱人李培之当时也在莫斯科，两人感情很好。有时我们在一起谈笑打趣，当话题谈及李培之时，王总半真半假地正色说：朋友妻，不可戏呀！王是一个活动家、实干家。
1928年，我利用回国前的最后一个寒假，又到库尔茨克休养了一次。休养所设在离车站几十公里的马林诺。马林诺是从一个王宫改建的，环境很好。我到那里才知道翟瞿秋白也在那里休养。那时，我一心想最后玩一次，每天都去滑雪，尽兴而归。而翟秋白则因自己刚犯了左倾错误，在“六大”上受了批评，心情沉重，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无法深入交谈。不过，翟秋白当时那副深思的样子还是在我心里留下了印象。后来当我听说瞿秋白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就不由自主联想到他在马林诺的那副沉思冥想的感伤样子。
刘仁静一生坎坷，晚年任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因车祸意外去世。
[王金昌 ] 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