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的游行队伍。

五四运动百年纪念，还原北大五三不眠夜，穿越到五四那一天

刘宜庆

1919年5月3日晚上，一个不眠之夜。北大学生高君宇、许德珩得到政府已密令我国代表可以在山东条款上签字的消息后，召集北大和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政法礼堂开会。会上，邵飘萍以北大新闻学会导师、《国民》杂志顾问、《京报》社长的身份，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经过，最后振臂疾呼，号召同学们起来抗争：“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邵飘萍做完报告后，由许德珩等人慷慨激昂地演说。

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自己的衣襟，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气氛慷慨悲壮。北大物理系学生刘仁静（后参加中共一大，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还不满18岁，听了演讲之后，热血澎湃，他带了一把小刀子，要在大会场上自杀，以此抗争。

《京报》社长邵飘萍。

五三夜晚，对于邵飘萍来说是个不眠之夜，他连夜撰写报道北大“五三晚会”，调整版面，重点刊发学生的集会和行动，在广告栏通知社会各界出席将于5月7日举行的群众游行示威运动。邵飘萍还赶写了评论，并于5月4日的《京报》头版发表。4日上午，邵飘萍参加了国立政法专门学校的学生集会。此后，他接连在《京报》辟出专栏，揭露当局的腐败和卖国行径。

据台湾国史馆出版的《罗家伦先生文存》记载，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左右，罗家罗的同学狄君武到汉花园北京大学新潮社找到罗家伦，告诉他今天要发生的学生运动，需要一份宣言，北京八家大学学生推荐北大负责起草宣言书。而北大新潮社要罗家伦执笔。罗家伦当即起草了宣言书，后由狄君武将写成的宣言书拿到民间印刷所印刷。到下午一时，两万份《宣言》很快飞向北京街头。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力，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罗家伦是胡适的学生，胡适提倡白话文，他大概也不会料到，会在这个历史时刻发挥出作用。

罗家伦，五四运动的命名者。

这份沿途散发的传单，“最简单明白”（《晨报》记者全文引录时所加的评判，《救国日报》一九一九年五月八日），容易被接受，故流传也最为广泛。我们可以感受到学子沉痛的爱国情怀。此通告虽慷慨激昂，其实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想法，只是呼吁国民起来关注青岛问题。所谓“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之召开。当时赞成白话文、加盟《新潮》的北大学子，多社会革命的主张、急遽变革的观点，但这宣言并不极端，反而有一种难得的理性在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五四那天出现的标语，这既是历史不可磨灭的声音，也是学生的呐喊和爱国心声。

五四运动中散发的爱国传单。

1919年5月4日下午2时，北大和高师、工业专门学校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约三千多人，挥舞着小旗，高举标语牌，来到天安门。标语牌上写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拒绝和约签字”等字样。有的标语牌上还画着山东省地图或者宣传画、讽刺画。走上街头的学生，其抗议游行，既指向列强，也指向当局。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标语，一是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前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天安门前竖起一面旗帜式长白布，上面写着一幅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落款为：“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这幅对联是高师学生张润芝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