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世界華人週刊 作者 令狐空
那些製藥巨頭真的會為了窮人的生命，甘願承擔巨大的損失嗎？
低價神藥
兩年前，《我不是藥神》橫空出世，至今很多臺詞讓人頭皮發麻。
“我病了三年，四萬塊錢的一瓶藥，我吃了三年後，房子吃沒了，家人被我吃垮了，現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藥……你把他抓走了，我們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著。行嗎？”
誰家還沒有個病人，又有誰能逃過病魔。當死亡來臨時，連花朵也會黯然失色。這部精彩的影片，緊緊地擊中了國人的痛點，讓人無奈到窒息。
但感慨之餘，也產生了一些疑惑。
為什麼其他國家不行，印度卻可以生產低價仿製的抗癌藥？難道真的僅僅是依靠印度政府的強推嗎？
印度的《專利法》是和別國不同的，在1970年修改後，只授予藥品在製造工藝上的專利，但不對藥品本身授予專利。
研發藥物難度100，製造藥物難度為1。這也就意味著，你只要改一下工藝流程，就可以仿製任何一種藥品。
印度藥房中的仿製藥
更牛的是，印度不僅無視侵權的行為，還簽發了強制許可令，鼓勵本國醫藥廠家仿製國外昂貴的專利藥。
這幾番操作下來，相當於構築了一道佈滿鐵蒺藜的長城，使國外製藥巨頭在進駐印度市場時碰的頭破血流。
比如，德國拜耳公司曾在的2011年對印方提起訴訟，它研發的肝癌藥物“多吉美”到2021年才過專利保護期，但印度早在2000年前就公開仿製販賣。
肝癌藥物“多吉美”
結果印度根本不睬拜耳公司，直接“強制許可”，印度專利局的解釋是：“拜耳藥物太貴，普通民眾消費不起。”
在政府的強力保護下，印度仿製藥蓬勃發展。製藥企業1970年才2257家，10年後漲到了5156家，到2005年已經超過了2.3萬家。
不僅僅是印度的百姓受利，連歐美日本這些發達的地區也被低價折服，比如美國就有近40%的仿製藥來自印度。
只是，那些製藥巨頭真的會為了窮人的生命，甘願承擔巨大的損失嗎？
文明下限
我相信這個世界存在善良，但很多時候善良無濟於事。
更何況，利益攸關的時候，有幾人願意心平氣和地跟你談善良。
2008年，《印度時報》曝光了一項醜聞，引發了軒然大波，簡直刷新了人類文明的下限。
位於新德里的全印度醫學科學中心，在行業內赫赫有名，長期為民眾提供廉價服務，很多醫科學生以在此接受訓練為榮。
但從2006年1月開始，這家中心偷偷地與至少5家歐美製藥公司合作。為了對一種藥物開展最後的階段測試，竟然安排4142名嬰兒參與了42項臨床試驗。
更惡劣的是，許多嬰兒的父母投訴，他們的孩子並沒有生重病。
因為孩子有一些小疾病前去問診，但醫生卻以問題嚴重為由安排長期住院。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是，孩子竟被送去了試驗。
圖片截取自新華網《印度要求調查臨床藥物試驗導致多名嬰兒死亡事件》
這些臨床試驗，持續了30個月。
這些嬰兒中，有2728人不到1歲。
結果，有49名嬰兒在藥物試驗後死亡。
嬰兒，可愛如天使，他們竟然能忍心下手！
而這些，僅僅是冰山一角。同樣是《印度時報》報道：
“2005年—2012年，在475項試藥項目中，只有17項新藥通過檢查。7年來，約有57萬印度人參加了臨床藥物試驗，其中因試藥而死亡的達2644人。此外由新藥副作用引發的事故超過12萬例。”
17除以475，通過檢查率才3.58%！死亡數字和副作用事故數，更是觸目驚心。
而且，這種情況完全沒有整改的跡象，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後來的跟進統計顯示：2013-2015年，約有60萬人成為了小白鼠，1335人死於臨床試驗。
曾擔任印度中央邦住院醫生協會主席的拉艾感慨：“印度藥物試驗監管系統相對腐敗。有些人甚至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當做了試藥的人體小白鼠。”
很多參與者是沒有法律意識的文盲，在免費治療或經濟補償的誘惑下參加了試驗，不知曉其中的風險，稀裡糊塗地在鬼門關散步。
維權的家屬
一些鬧事維權的死者家屬聲稱，參加試驗的家人像豬一樣被粗暴對待，死亡後只有5000美元的撫卹金。
還有不少試驗者，保住了性命，但留下了慢性病或終生殘疾。
資本天空
為什麼外國製藥巨頭會如此殘忍呢？因為資本的天空，是靠金錢來運轉的。
就像《我不是藥神》的原型陸勇，這家針織品企業的老闆因為患上了白血病，服用售價高達23500元一盒的“格列衛”抗癌藥，老闆的家底也要被掏空。
後來他了解到印度的仿製藥，一盒才4000元，藥性相似度高達99.9%。而且數千人團購後，價格降到了每盒200元左右。
印度版格列衛
但從製藥公司來看，這無疑是場災難。諾華公司為了研發格列衛，前後花了半個世紀，耗費金額超過了50億美元的天價。
結果，印度不僅合法仿製，把價格殺到了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還或明或暗地出口到外國銷售，和正規的專利藥品搶市場，你覺得製藥巨頭真的能忍？
當一家公司成為巨頭，有的是手段對付不合作的朋友。
印度通過政策支持仿製藥，觸犯了歐美製藥巨頭的利益。想要不追究現任，當然要拿點東西來交換。
於是，二者達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製藥巨頭允許印度合法繞過專利，但印度也默許製藥巨頭在印度的臨床試驗。
對於那些製藥巨頭來說，在印度試藥簡直完美。
印度是民族的大熔爐，國際上普遍把印度的人種分為5大類，囊括了白種、黃種、黑種所有類型，堪稱僅次於美國的基因庫。這麼龐大的基因庫，得出的結論當然更加穩妥。
而且，這將加快研製藥物的速度。新藥上市大概需要12年的時間：研究開發、動物試驗、臨床試驗。這其中臨床試驗分為三期，大約要開展六七年時間。
在天選之子的美國，公民們的覺悟並不“高”，只有3%的癌症患者願意臨床試驗。而有了印度這個好夥伴，能省去太多的麻煩和時間。
再者，這將節省大筆的資金。新藥研發最貴的就是臨床試驗，有的甚至能佔據70%的成本。當你加速試驗的時候，就已經省去了大筆金錢。
即使不小心弄出了人命，相比西方公民，印度的價格簡直可以忽略。
種族全、速度快、花錢少，這麼多的利益加起來，足以讓製藥巨頭們對印度網開一面。
窮即罪過
美國《名利場》雜誌曾經評價道：“像印度這種人口密度大的國家，正在快速地成為美國醫藥公司的試驗場。這些試驗極少得到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的認可，醫藥公司甚至無需向美國政府報告他們的海外醫藥試驗，有些藥物的危險性很大。”
可以看出來，美國人早就清楚這種行為的危害。而且，不止是印度，還有些貧窮的國家也是製藥巨頭的目標。
尼日利亞是非洲第一人口大國，有2億人口。也是非洲第一大經濟體，但人均經濟到2018年才破2000美元，和印度旗鼓相當。
1996年4月，尼日利亞北部卡諾州暴發了一次嚴重的疫情，有3000多人死於麻疹、霍亂和腦膜炎。美國輝瑞公司“慷慨援助”，派出了志願醫療隊前往事發地。
結果，他們在援助地偽裝下，偷偷地對近200名患有腦膜炎的兒童進行新藥試驗。直接導致11名兒童死亡，181名孩子留下了眼盲、癱瘓、耳聾、腦部受損等後遺症。
事後，尼日利亞聯邦政府提出了70億美元的索賠，地方的卡諾州政府提出了20億美元的索賠。
無恥的是，犯下如此滔天大罪，輝瑞公司就是一個字：“拖”。直到13年後的2009年才達成和解，把價格壓到了7500萬美元。
長達13的時間，通貨膨脹就不說了，賠償金額連個零頭都不到。那些留下後遺症的兒童漸漸長大，傷痛將伴隨他們一生。
“這世界上只有一種病，就是窮病。”
很多時候，窮就是原罪。我們也窮過，所以更加深有體會。
自強自愛
徐崢在《我不是藥神》中說道：“我犯了法，該怎麼判，我都沒有話講，但是看著這些病人，我心裡難過，他們吃不起進口的天價藥，他們就只能等死，甚至自殺。不過，我相信今後會越來越好的，希望這一天能早一點到吧。”
如何評價印度政府鼓勵仿製藥的行為呢？真的很難說。
《我不是藥神》劇照
無論是印度人、美國人、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都有不少患者受到了印度神藥的恩惠。甚至可以說，他們的命就是印度神藥給的。
如果不默許西方製藥巨頭的臨床實驗，肯定會遭遇各種外界的壓力。一旦印度被剝奪了專利藥仿製權，勢必影響到更多人。這是一個讓人抓狂的抉擇。
但若各國都生產仿製藥，醫藥公司必然虧損，再也無力研製新藥，那又是全人類的災難。
這個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慷慨。
站在一個維度去看待，這件事情很簡單。但從多重維度去審視，很難做出評判。
這個世界遠比我們想象的殘酷，寧靜的表象是各種博弈的結果，各方勢力維持著脆弱的平衡。
就像《活著》中那句殘酷的話語：“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
電影《活著》
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生活充滿了太多無奈。
來到地球不容易，誰也說不準哪一天就要告別。
所以，在艱難且稀有的人生裡，請一定要自強自愛。
只有你強大了，才能夠善待自己、守護家人。
最後一杯酒，敬歲月以自強，敬親朋以關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