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 鸿（刊载于《荣宝斋》期刊2020年第2期）
《荣宝斋》期刊2020年第2期 封面
《荣宝斋》期刊2020年第2期 书影
陶钧，可以居士，1964年北京生人，一位科班出身的低调而高格的书家印家。据他本人讲，名字是姥爷起的，音义和谐而富有内涵。《文心雕龙》中就有过“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之说……令陶钧记忆犹新的是，他于1987年在浙江美术学院读本科时，祝遂之老师的第一课，“门开处，祝老师走进来，朗声自报姓名，浓浓的上海口音。随后，他做示范，选了我的名字入印，急就一方‘陶钧私印’，这方印成了他的得意之作，相继收入他的印谱和作品集。”还是翰墨机缘，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梁志斌教授也因陶钧的名字及其书印艺术而作嵌名联——“卅年陶就千钧力 五彩结成二艺花”。的确，陶钧名副其实。
陶钧 闲居明月种梅花
一、卅年陶就千钧力
陶钧在书印道路上攀行了三十余年。他入道既早且正，求学路上，曾有幸遇到了诸多名副其实的大家。19岁时即在熊伯齐先生的指导下学习篆刻，一年内摹刻了百余方汉印，还有一些流派印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开始学习篆书。当时已是名家的熊先生对年轻的陶钧多有期许和鼓励，这更坚定了陶钧继续学习书法篆刻的信心。
果然，功夫不负，陶钧于1987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书法专业，从爱好者变成了专业人。该校是第一个有书法专业的高等学府，来授课的都是鼎鼎大名的资深师者：入学时，王冬龄先生任班主任，刘江先生主授篆刻和篆刻美学等课程，章祖安先生主讲古代汉语和诗词题跋，陈振濂先生从技法到理论，直至毕业论文的指导，都使陶钧获益良多。据陶钧讲，最幸运的是当年沙孟海先生还健在，而且被聘为浙美的终身教授。这样，他们也有机会接其磬欬，他说“沙老讲课时，情绪饱满而乐观，全无耄耋老人的衰颓。谈及碑刻的写手与刻手问题，洪亮的鄞县口音至今在我耳畔：‘写手好，刻手不好，《兰亭序》也会刻成《爨宝子》。’而后朗朗大笑，感人至深……”良好的学习氛围和自身的得法努力，使陶钧在专业上精进不已，所写论文《丁佛言和他的篆刻艺术》收入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可以说本科四年，方方面面的知识获益无异于研究生般的待遇。这也使陶钧的书法篆刻作品有着高于同侪的沉实感和书卷气。
陶钧 金文自撰联
陶钧毕业后依旧幸运地遇到了黄胄和启功两位令人尊敬的大师。他先后在炎黄艺术馆、《中国书法》杂志社、文物出版社工作。在炎黄艺术馆期间，曾跟随黄胄先生工作，艺术上直接得到黄老的教诲和鼓励，黄老语出惊人的谈书论画对陶钧来讲，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艺术滋养；在文物出版社期间，陶钧担任《书法丛刊》的责任编辑，该刊主编启功先生的书学观点对陶钧也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从上学到工作，陶钧能先后与诸多前辈结缘共事，实为难得的幸运和自豪的经历。值得一提的是从1991年开始，陶钧就受聘于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北京分校，该校在当时的影响很大，那里荟萃了在京的诸多名家，能聘请刚刚毕业的陶钧为副教授，为学员讲授书法篆刻，而且一讲便是十年有余；2006年，陶钧又应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陈平院长之邀，开始为该院本科生讲授书法篆刻。陶钧作为外聘教授，十余年来为该校做出了传承正脉打好基础的实质性工作。凡此经历都佐证了陶钧的艺术造诣和被业界的认可程度。作为专业教师，说陶钧资深，恐不为过。
陶钧 书白居易诗
世纪之交，陶钧调入北京教育学院美术系，在他主持书法教学的工作期间，同时开办了七个学历班。十余年来，为北京书法基础教育培养了大批师资。这些师资分布在北京各区县中小学教学一线、各级青少年宫、以及市、区、县教学科研机构。可以说，陶钧做的这项工作是不求闻达却功在千秋的传承工作。
陶钧也作为北京市地方教材的指导专家，负责书法教材的整体把关，为北京市的书法教育工作献言献策。刊于《美术新课程教学与教师成长》的《书法创作十题》就是陶钧有针对性地解析创作中的诸多问题的汇编，2009年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刊发，社会反响良好，为书法篆刻的基础教育做出了脚踏实地的贡献。
陶钧说，无论何种教学层面，他始终把致敬传统作为教学主张，传播正统书学理念，引导学生取法乎上，亲近经典，尤其看重对于书法笔法的解析和传承，力求纲举目张。他认为书法传统是数千年来积淀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主要表现在用笔与结构的处理方法上。而且他早在1993年就写了《从用笔与结构看书法风格的两种趋势》一文，收入在《第四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论文集》中。他认为用笔与结构是书法艺术构成的美学支柱，笔法更具本体意义，不可小视。
陶钧 殷契集联
陶钧也常常口诵傅山的箴言来开示学子：“字与文不同者，字一笔不似古人即不成字，文若为古人作印板，尚得谓之文耶？此中机辨，不可胜道，最难与俗士言。”傅山的这段文字，一语破的地道出了不同艺术门类的不同内在规律，可谓高屋建瓴，度人金针。陶钧认为这是傅山留给后人的书学至宝而每每向学生传播。他说如此高论竟不被时人重视，往往奢谈“四宁四毋”，望文生义，忽略其背景语境与主旨，及至引为虎皮，衍为丑书，走入魔道。
陶钧于汉字、书法、美学、传统文化等相关联的问题多有思考和阐发，从他的艺术简历中不难发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多有论文刊发。陶钧作为专职教师，也作为书家印家，他不以盛产文章为要事，这便使他的文字多是出自感兴趣的内容，话题也更出于本心，而且他擅于针对某一问题，局部着眼，以小见大，或考释或商榷，诸如他的《北魏崔宾媛墓志考释》《北魏慕容篡墓志铭考释》《粗服乱头 不堕野怪—北魏李松墓志考释》《李瞻墓志考释》《东魏吕盛墓志铭考释》《一方被误释的邓石如印作》等，无一不是有理有据、辞完理足的扎实文字，绝无天花乱坠、故弄玄虚之弊。特别要提到的是收入在《潘天寿与20世纪中国书法》一书中的论文《崭新的传统—潘天寿书法图式三题》可算是陶钧的代表作之一。凡此种种散论，都是陶钧从静悟中得，表达方式也朴实无华、一语中的而意味终不单薄，这是他几十年的文化积淀和艺术修为所致，也就是所谓的“卅年陶就千钧力”才综合积蓄并成就了今天的陶钧。可以说，自自然然、郁郁芊芊的书卷气表达是陶钧的漫谈方式和文字风格，抑或就是他本人。
陶钧 长乐未央
二、五彩结成二艺花
陶钧不仅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资深专职教师，更是持正守中的读书人和为人低调的印家书家。陶钧讲究高格，追求高标雅韵，不肯从俗，自然也难以形成广泛层面的“火爆”，是一位始终与闹市保持距离的“可以居士”，是不以参展、入围、获奖、得俗名为终极目标的当代“隐士”。如果要论参展资历，陶钧算是老资格，早在1988年就参加了《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当时他还是浙美书法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其后也不断有参展并获奖的经历，一旦时风浮躁，大有马首是瞻之态势时，陶钧便淡出了，以坚守自己的高格和底线。他认为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始终应该是展现至善至美，因此他也始终不改其对正大、典雅、朴素、清刚的古典文化精义的追求与践行。
姚
随意徘徊
家在湘江涟水边
究其原因，恐怕“取法乎上”是决定陶钧艺术格调的关键所在，这主要得益于两个层面上的高格，一是陶钧师法历代经典碑帖，二是他问道诸位真正大家。而这两方面都与前面所说的经历有直接关联，再有就是陶钧本身的定格。技法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总能见效，但艺术家的格调却不是刻苦学来的。董其昌曾有过“气韵不可学”的至理名言，他所说的作品的气韵当是作者的格调；傅山也曾有过“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处，终是俗格”的鲜明标准。因此，技法背后是学养，是格调，从陶钧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和理解这一特点。
陶钧一以贯之地注重作品的文化内涵，所书内容往往不是大众化的唐诗宋词，而是有自己独到审美或独有价值的内容，多是深刻或深情的诗句。例如，他的一幅行草写的是清人潘遵祁的诗：“海天已负好清明，又见东风絮满城。一幅江南图画里，断魂何处问人行。”书风与内容相得益彰，也因陶钧藏有潘遵祁尺牍一通，算是读书人爱读书人的一种缘分。他的行书作品中，有一小品写的是清代袁枚的一首诗，颇为耐看，诗云:“编得新诗十卷成，自招黄鸟听歌声。临池照影私心语，不信吾无后世名。”袁枚学富五车、洋洋自得之情志跃然纸上。陶钧喜欢读诗，喜欢袁枚此句，想必也是对袁枚其学问、其胸襟的追慕与敬佩，才创作出这幅唯美的作品。而陶钧的另一幅行书《春江花月夜》也是十分耐看的，唐代诗人张若虚能把一夕江月渲染得如此淋漓尽致、凄美多情，古往今来也令无数文人墨客吟诵不已、抄录不止。陶钧也是追求高标雅韵的书家，他行云流水般的书写，宛若天成之作，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观赏此作，有种感伤的气息在其中。陶钧的每幅作品都能品出他的情感表达，与内容紧密贴合。
陶钧 问道赤松子 受书黄石公
陶钧 书纳兰词一首
陶钧还是深谙《书谱》并付诸实践的书家，像孙过庭所言的“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等经典论语都能在陶钧的各体书法中找到精神传承与着力诠释。因陶钧同时是印家，所以他更需“旁通二篆，俯贯八分”。他的隶书笔势沉实稳健，风格隽逸典雅，有《曹全碑》沉实而超然的神采，也兼收各家汉碑之遗韵；陶钧的楷书多取自褚体的舒朗灵动、随遇而安之态；他的行草深得《三希堂法帖》之精髓，尤以《快雪时晴帖》为最，也融汇米芾、赵孟頫、文徵明、王铎等历代名家之笔意而贯通，用笔圆劲潇洒，点画勾挑含蓄，质朴蕴藉，深得《书谱》“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之书论要义，加之自身的个性习惯，形成了陶钧作品整体上中和雅逸、意态隽永的儒雅风格。在沉实闲雅中不失劲健与灵动之态，是传统文化的积累使他在字里行间中平添了古意风神和书卷气息，这在当下实属难得。
陶钧做艺术干净且安生，亦如其人，有种质朴而悠远的文化气质，这源于他心无旁骛、不染时尘的纯粹状态。他认为古人的状态比较好，属于源头活水，自然生长，是不用“化肥农药”的“绿色”书法。他认为现在多是拔苗助长催生出来的，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对此现状，陶钧强调尊重传统，重视经典，主张学习优秀的东西，不可走偏，不必为“伪创新”而一窝蜂地把法度并不完备的残碑断瓦当做追求的目标，尽管其中某一角度也许不乏生动可取之处，但正如孙过庭所言“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研习书法的正路还是要学二王正脉和经典碑帖，不然无法走入正道。
陶钧对“传统、个性与创新”概念的阐释及其关联等方面，也有着自己坚定的书学主张。落实到具体研习，陶钧特别强调学习传统，首重临摹。他认为，遴选经典范本，亦步亦趋，务求必似。通过一系列练习和调整，逐渐完善技法，意与古会。至于个性，是个人固有习惯，常常阻碍作品达到完善，不仅不足恃，还常常成为掣肘而不自知。真正需要钻研的是千百年来大家公认的正确方法，是为共性。至于在临摹上会遇到习惯的困扰，会受有时代风格或个性局限的影响，用他的话说就是“会鬼使神差地冒出来，时时羁绊，阻碍达到必似的目标。”如何解决传统、个性与创新的关系问题，陶钧主张最终结局是在古法与个性之间找到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平衡点，他说启功先生称之为“了事处”。
陶钧 汉人吉语
大吉祥富贵昌寿而康毋相忘千秋万岁乐未央
陶钧也强调书印同理，他认为“作品得处不在朱白灿烂，斧痕累累，而在精神内蕴，矜张者往往失去底蕴，徒惊俗子。殊不易为外人理解耳。得内蕴首要在于书法之精微处，此唯一法，法外无法，余观二千余年印家得此者乃得门径。”如此深刻透彻的认识在同侪中是不多见的，甚至是难能可贵的。陶钧认为以书法入印，以篆书为灵魂，为先导，尽管面貌各异，但总体纲领不变，精神一统，这就是对篆书的理解和应用，古人印作中读出的法度，也是治印的不二法门，可以称之为法宝。在这个纲领之下，再各有面目，也有自己的烙印，虽然风格不是刻意追索的。
关于印风，陶钧认为分为工稳派、豪放派和中和派（中庸派）较为准确。而现在所谓的“写意派”是词不达意的“借用”，绘画中的“写意”不适于篆刻这一抽象艺术形式，如此“借用”会贻笑大方。如果用“豪放派”体现印风才是较为合适的；工稳派则切忌有电脑制图一般的“工稳”，他说：“创作中要有活动的痕迹，要存一口人气！”而陶钧本人的印风是属于中和派的，从为人到治印，陶钧都是不走极端的类型，他谦谦君子，温文尔雅，但内心却很有定力也不乏张力，他是为数不多的坚守自己艺术标准和底线的书家印家，他不会为迎合俗名而马首是瞻、随波逐流。
魏王功臣
陶契至乐
白头宫女
问梅消息
总之，陶钧在当下具有典型意义，他属于知行并重却淡泊名利的小众一族。他主张尊重传统，接近经典，取法乎上，纲举目张。他是这样传授学生的，也是这样自行创作的，而且不以量取胜，不以“亮”示人。他有着自己高标雅韵的追求，也按着自己从容淡定的节奏。他追求朴厚典雅，能得传统古韵神髓，加之自身特点而自然生发。陶钧始终保持着清醒而纯粹的做艺术的状态，与或牵强扎堆或促成催生的生态方式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因此他的作品也是自然舒服的状态，是有着人的情感活动痕迹的“活的东西”，事实上，这一状态也诠释了孙过庭书法美学中“睹迹明心者焉”的至高抒情哲理。
陶钧身为专业教师，首先他是学书人。回想半生来路，他投入最多的还是书法篆刻实践。面对这些书法篆刻习作，他说“这是自己青灯黄卷、刚刀柔毫的艺术追索中留下的足迹。其过程交织着痛苦与欢乐。或扪心自问，或有电光火石的一闪，千虑一得，来之不易……”他追求创作上的自如境界，能让内心欢喜；也希望可以和友生共享艺术的成功体验。他“卅年陶就千钧力 五彩结成二艺花”的所有努力和成绩都根植于这样的信念，他也因此赢得了业内同道理解者的由衷敬佩。
寒来暑往，抚今追昔，现在还有多少学书人、读书人真正如陶钧一般不忘初心地做艺术、做教师呢？这恐怕也是介绍陶钧的原因和意义吧。
(本文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书家简介：
陶钧，别署可以居主人，可以先生。一九六四年出生于北京。一九九一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书法篆刻专业。现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美术系，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西泠书画院特聘书法家、北京市地方教材指导专家、云南印社社务委员。历任北京教育学院书法教研室主任、《中国书法》杂志特约编辑、《书法丛刊》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