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 鴻（刊載於《榮寶齋》期刊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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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寶齋》期刊2020年第2期 書影
陶鈞，可以居士，1964年北京生人，一位科班出身的低調而高格的書家印家。據他本人講，名字是姥爺起的，音義和諧而富有內涵。《文心雕龍》中就有過“陶鈞文思，貴在虛靜”之說……令陶鈞記憶猶新的是，他於1987年在浙江美術學院讀本科時，祝遂之老師的第一課，“門開處，祝老師走進來，朗聲自報姓名，濃濃的上海口音。隨後，他做示範，選了我的名字入印，急就一方‘陶鈞私印’，這方印成了他的得意之作，相繼收入他的印譜和作品集。”還是翰墨機緣，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梁志斌教授也因陶鈞的名字及其書印藝術而作嵌名聯——“卅年陶就千鈞力 五彩結成二藝花”。的確，陶鈞名副其實。
陶鈞 閒居明月種梅花
一、卅年陶就千鈞力
陶鈞在書印道路上攀行了三十餘年。他入道既早且正，求學路上，曾有幸遇到了諸多名副其實的大家。19歲時即在熊伯齊先生的指導下學習篆刻，一年內摹刻了百餘方漢印，還有一些流派印章，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同時開始學習篆書。當時已是名家的熊先生對年輕的陶鈞多有期許和鼓勵，這更堅定了陶鈞繼續學習書法篆刻的信心。
果然，功夫不負，陶鈞於1987年考入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書法專業，從愛好者變成了專業人。該校是第一個有書法專業的高等學府，來授課的都是鼎鼎大名的資深師者：入學時，王冬齡先生任班主任，劉江先生主授篆刻和篆刻美學等課程，章祖安先生主講古代漢語和詩詞題跋，陳振濂先生從技法到理論，直至畢業論文的指導，都使陶鈞獲益良多。據陶鈞講，最幸運的是當年沙孟海先生還健在，而且被聘為浙美的終身教授。這樣，他們也有機會接其磬欬，他說“沙老講課時，情緒飽滿而樂觀，全無耄耋老人的衰頹。談及碑刻的寫手與刻手問題，洪亮的鄞縣口音至今在我耳畔：‘寫手好，刻手不好，《蘭亭序》也會刻成《爨寶子》。’而後朗朗大笑，感人至深……”良好的學習氛圍和自身的得法努力，使陶鈞在專業上精進不已，所寫論文《丁佛言和他的篆刻藝術》收入到《西泠印社國際印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可以說本科四年，方方面面的知識獲益無異於研究生般的待遇。這也使陶鈞的書法篆刻作品有著高於同儕的沉實感和書卷氣。
陶鈞 金文自撰聯
陶鈞畢業後依舊幸運地遇到了黃胄和啟功兩位令人尊敬的大師。他先後在炎黃藝術館、《中國書法》雜誌社、文物出版社工作。在炎黃藝術館期間，曾跟隨黃胄先生工作，藝術上直接得到黃老的教誨和鼓勵，黃老語出驚人的談書論畫對陶鈞來講，是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藝術滋養；在文物出版社期間，陶鈞擔任《書法叢刊》的責任編輯，該刊主編啟功先生的書學觀點對陶鈞也有著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可以說，從上學到工作，陶鈞能先後與諸多前輩結緣共事，實為難得的幸運和自豪的經歷。值得一提的是從1991年開始，陶鈞就受聘於中國書畫函授大學北京分校，該校在當時的影響很大，那裡薈萃了在京的諸多名家，能聘請剛剛畢業的陶鈞為副教授，為學員講授書法篆刻，而且一講便是十年有餘；2006年，陶鈞又應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陳平院長之邀，開始為該院本科生講授書法篆刻。陶鈞作為外聘教授，十餘年來為該校做出了傳承正脈打好基礎的實質性工作。凡此經歷都佐證了陶鈞的藝術造詣和被業界的認可程度。作為專業教師，說陶鈞資深，恐不為過。
陶鈞 書白居易詩
世紀之交，陶鈞調入北京教育學院美術系，在他主持書法教學的工作期間，同時開辦了七個學歷班。十餘年來，為北京書法基礎教育培養了大批師資。這些師資分佈在北京各區縣中小學教學一線、各級青少年宮、以及市、區、縣教學科研機構。可以說，陶鈞做的這項工作是不求聞達卻功在千秋的傳承工作。
陶鈞也作為北京市地方教材的指導專家，負責書法教材的整體把關，為北京市的書法教育工作獻言獻策。刊於《美術新課程教學與教師成長》的《書法創作十題》就是陶鈞有針對性地解析創作中的諸多問題的彙編，2009年由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刊發，社會反響良好，為書法篆刻的基礎教育做出了腳踏實地的貢獻。
陶鈞說，無論何種教學層面，他始終把致敬傳統作為教學主張，傳播正統書學理念，引導學生取法乎上，親近經典，尤其看重對於書法筆法的解析和傳承，力求綱舉目張。他認為書法傳統是數千年來積澱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主要表現在用筆與結構的處理方法上。而且他早在1993年就寫了《從用筆與結構看書法風格的兩種趨勢》一文，收入在《第四屆全國書學討論會論文集》中。他認為用筆與結構是書法藝術構成的美學支柱，筆法更具本體意義，不可小視。
陶鈞 殷契集聯
陶鈞也常常口誦傅山的箴言來開示學子：“字與文不同者，字一筆不似古人即不成字，文若為古人作印板，尚得謂之文耶？此中機辨，不可勝道，最難與俗士言。”傅山的這段文字，一語破的地道出了不同藝術門類的不同內在規律，可謂高屋建瓴，度人金針。陶鈞認為這是傅山留給後人的書學至寶而每每向學生傳播。他說如此高論竟不被時人重視，往往奢談“四寧四毋”，望文生義，忽略其背景語境與主旨，及至引為虎皮，衍為醜書，走入魔道。
陶鈞於漢字、書法、美學、傳統文化等相關聯的問題多有思考和闡發，從他的藝術簡歷中不難發現，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多有論文刊發。陶鈞作為專職教師，也作為書家印家，他不以盛產文章為要事，這便使他的文字多是出自感興趣的內容，話題也更出於本心，而且他擅於針對某一問題，局部著眼，以小見大，或考釋或商榷，諸如他的《北魏崔賓媛墓誌考釋》《北魏慕容篡墓誌銘考釋》《粗服亂頭 不墮野怪—北魏李松墓誌考釋》《李瞻墓誌考釋》《東魏呂盛墓誌銘考釋》《一方被誤釋的鄧石如印作》等，無一不是有理有據、辭完理足的紮實文字，絕無天花亂墜、故弄玄虛之弊。特別要提到的是收入在《潘天壽與20世紀中國書法》一書中的論文《嶄新的傳統—潘天壽書法圖式三題》可算是陶鈞的代表作之一。凡此種種散論，都是陶鈞從靜悟中得，表達方式也樸實無華、一語中的而意味終不單薄，這是他幾十年的文化積澱和藝術修為所致，也就是所謂的“卅年陶就千鈞力”才綜合積蓄併成就了今天的陶鈞。可以說，自自然然、鬱郁芊芊的書卷氣表達是陶鈞的漫談方式和文字風格，抑或就是他本人。
陶鈞 長樂未央
二、五彩結成二藝花
陶鈞不僅是一位承前啟後的資深專職教師，更是持正守中的讀書人和為人低調的印家書家。陶鈞講究高格，追求高標雅韻，不肯從俗，自然也難以形成廣泛層面的“火爆”，是一位始終與鬧市保持距離的“可以居士”，是不以參展、入圍、獲獎、得俗名為終極目標的當代“隱士”。如果要論參展資歷，陶鈞算是老資格，早在1988年就參加了《全國首屆篆刻藝術展》，當時他還是浙美書法專業的二年級學生。其後也不斷有參展並獲獎的經歷，一旦時風浮躁，大有馬首是瞻之態勢時，陶鈞便淡出了，以堅守自己的高格和底線。他認為藝術作品的最高境界，始終應該是展現至善至美，因此他也始終不改其對正大、典雅、樸素、清剛的古典文化精義的追求與踐行。
姚
隨意徘徊
家在湘江漣水邊
究其原因，恐怕“取法乎上”是決定陶鈞藝術格調的關鍵所在，這主要得益於兩個層面上的高格，一是陶鈞師法歷代經典碑帖，二是他問道諸位真正大家。而這兩方面都與前面所說的經歷有直接關聯，再有就是陶鈞本身的定格。技法經過千錘百煉之後總能見效，但藝術家的格調卻不是刻苦學來的。董其昌曾有過“氣韻不可學”的至理名言，他所說的作品的氣韻當是作者的格調；傅山也曾有過“楷書不知篆隸之變，任寫到妙處，終是俗格”的鮮明標準。因此，技法背後是學養，是格調，從陶鈞的作品中不難發現和理解這一特點。
陶鈞一以貫之地注重作品的文化內涵，所書內容往往不是大眾化的唐詩宋詞，而是有自己獨到審美或獨有價值的內容，多是深刻或深情的詩句。例如，他的一幅行草寫的是清人潘遵祁的詩：“海天已負好清明，又見東風絮滿城。一幅江南圖畫裡，斷魂何處問人行。”書風與內容相得益彰，也因陶鈞藏有潘遵祁尺牘一通，算是讀書人愛讀書人的一種緣分。他的行書作品中，有一小品寫的是清代袁枚的一首詩，頗為耐看，詩云:“編得新詩十卷成，自招黃鳥聽歌聲。臨池照影私心語，不信吾無後世名。”袁枚學富五車、洋洋自得之情志躍然紙上。陶鈞喜歡讀詩，喜歡袁枚此句，想必也是對袁枚其學問、其胸襟的追慕與敬佩，才創作出這幅唯美的作品。而陶鈞的另一幅行書《春江花月夜》也是十分耐看的，唐代詩人張若虛能把一夕江月渲染得如此淋漓盡致、悽美多情，古往今來也令無數文人墨客吟誦不已、抄錄不止。陶鈞也是追求高標雅韻的書家，他行雲流水般的書寫，宛若天成之作，正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觀賞此作，有種感傷的氣息在其中。陶鈞的每幅作品都能品出他的情感表達，與內容緊密貼合。
陶鈞 問道赤松子 受書黃石公
陶鈞 書納蘭詞一首
陶鈞還是深諳《書譜》並付諸實踐的書家，像孫過庭所言的“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等經典論語都能在陶鈞的各體書法中找到精神傳承與著力詮釋。因陶鈞同時是印家，所以他更需“旁通二篆，俯貫八分”。他的隸書筆勢沉實穩健，風格雋逸典雅，有《曹全碑》沉實而超然的神采，也兼收各家漢碑之遺韻；陶鈞的楷書多取自褚體的舒朗靈動、隨遇而安之態；他的行草深得《三希堂法帖》之精髓，尤以《快雪時晴帖》為最，也融匯米芾、趙孟頫、文徵明、王鐸等歷代名家之筆意而貫通，用筆圓勁瀟灑，點畫勾挑含蓄，質樸蘊藉，深得《書譜》“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閒雅”之書論要義，加之自身的個性習慣，形成了陶鈞作品整體上中和雅逸、意態雋永的儒雅風格。在沉實閒雅中不失勁健與靈動之態，是傳統文化的積累使他在字裡行間中平添了古意風神和書卷氣息，這在當下實屬難得。
陶鈞做藝術乾淨且安生，亦如其人，有種質樸而悠遠的文化氣質，這源於他心無旁騖、不染時塵的純粹狀態。他認為古人的狀態比較好，屬於源頭活水，自然生長，是不用“化肥農藥”的“綠色”書法。他認為現在多是拔苗助長催生出來的，有譁眾取寵之心，無實事求是之意……對此現狀，陶鈞強調尊重傳統，重視經典，主張學習優秀的東西，不可走偏，不必為“偽創新”而一窩蜂地把法度並不完備的殘碑斷瓦當做追求的目標，儘管其中某一角度也許不乏生動可取之處，但正如孫過庭所言“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研習書法的正路還是要學二王正脈和經典碑帖，不然無法走入正道。
陶鈞對“傳統、個性與創新”概念的闡釋及其關聯等方面，也有著自己堅定的書學主張。落實到具體研習，陶鈞特別強調學習傳統，首重臨摹。他認為，遴選經典範本，亦步亦趨，務求必似。通過一系列練習和調整，逐漸完善技法，意與古會。至於個性，是個人固有習慣，常常阻礙作品達到完善，不僅不足恃，還常常成為掣肘而不自知。真正需要鑽研的是千百年來大家公認的正確方法，是為共性。至於在臨摹上會遇到習慣的困擾，會受有時代風格或個性侷限的影響，用他的話說就是“會鬼使神差地冒出來，時時羈絆，阻礙達到必似的目標。”如何解決傳統、個性與創新的關係問題，陶鈞主張最終結局是在古法與個性之間找到一個不得不接受的平衡點，他說啟功先生稱之為“了事處”。
陶鈞 漢人吉語
大吉祥富貴昌壽而康毋相忘千秋萬歲樂未央
陶鈞也強調書印同理，他認為“作品得處不在朱白燦爛，斧痕累累，而在精神內蘊，矜張者往往失去底蘊，徒驚俗子。殊不易為外人理解耳。得內蘊首要在於書法之精微處，此唯一法，法外無法，餘觀二千餘年印家得此者乃得門徑。”如此深刻透徹的認識在同儕中是不多見的，甚至是難能可貴的。陶鈞認為以書法入印，以篆書為靈魂，為先導，儘管面貌各異，但總體綱領不變，精神一統，這就是對篆書的理解和應用，古人印作中讀出的法度，也是治印的不二法門，可以稱之為法寶。在這個綱領之下，再各有面目，也有自己的烙印，雖然風格不是刻意追索的。
關於印風，陶鈞認為分為工穩派、豪放派和中和派（中庸派）較為準確。而現在所謂的“寫意派”是詞不達意的“借用”，繪畫中的“寫意”不適於篆刻這一抽象藝術形式，如此“借用”會貽笑大方。如果用“豪放派”體現印風才是較為合適的；工穩派則切忌有電腦製圖一般的“工穩”，他說：“創作中要有活動的痕跡，要存一口人氣！”而陶鈞本人的印風是屬於中和派的，從為人到治印，陶鈞都是不走極端的類型，他謙謙君子，溫文爾雅，但內心卻很有定力也不乏張力，他是為數不多的堅守自己藝術標準和底線的書家印家，他不會為迎合俗名而馬首是瞻、隨波逐流。
魏王功臣
陶契至樂
白頭宮女
問梅消息
總之，陶鈞在當下具有典型意義，他屬於知行並重卻淡泊名利的小眾一族。他主張尊重傳統，接近經典，取法乎上，綱舉目張。他是這樣傳授學生的，也是這樣自行創作的，而且不以量取勝，不以“亮”示人。他有著自己高標雅韻的追求，也按著自己從容淡定的節奏。他追求樸厚典雅，能得傳統古韻神髓，加之自身特點而自然生髮。陶鈞始終保持著清醒而純粹的做藝術的狀態，與或牽強扎堆或促成催生的生態方式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因此他的作品也是自然舒服的狀態，是有著人的情感活動痕跡的“活的東西”，事實上，這一狀態也詮釋了孫過庭書法美學中“睹跡明心者焉”的至高抒情哲理。
陶鈞身為專業教師，首先他是學書人。回想半生來路，他投入最多的還是書法篆刻實踐。面對這些書法篆刻習作，他說“這是自己青燈黃卷、剛刀柔毫的藝術追索中留下的足跡。其過程交織著痛苦與歡樂。或捫心自問，或有電光火石的一閃，千慮一得，來之不易……”他追求創作上的自如境界，能讓內心歡喜；也希望可以和友生共享藝術的成功體驗。他“卅年陶就千鈞力 五彩結成二藝花”的所有努力和成績都根植於這樣的信念，他也因此贏得了業內同道理解者的由衷敬佩。
寒來暑往，撫今追昔，現在還有多少學書人、讀書人真正如陶鈞一般不忘初心地做藝術、做教師呢？這恐怕也是介紹陶鈞的原因和意義吧。
(本文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研究員)
書家簡介：
陶鈞，別署可以居主人，可以先生。一九六四年出生於北京。一九九一年畢業於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書法篆刻專業。現任教於北京教育學院美術系，系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央美術學院客座教授、西泠書畫院特聘書法家、北京市地方教材指導專家、雲南印社社務委員。歷任北京教育學院書法教研室主任、《中國書法》雜誌特約編輯、《書法叢刊》責任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