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成功並沒能導致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在中國建立起來，這促發了思想文化界的大規模思考。以1915年《新青年》創刊為開啟標誌，並延續到1920年代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繼戊戌維新運動之後的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新文化運動在初期激發起瞭如火如荼的思想論爭，導致了一派出版繁榮的景象，出版物激增，並催生出許多新的出版機構。一些中小出版社在“五四”前後依託新文化運動而日益活躍，它們以出版新的書刊內容而產生較大影響。如1913年成立的亞東圖書館，因1919年開始陸續出版新文化運動領軍人物的文集如《胡適文存》《獨秀文存》《吳虞文錄》等而在文化界聲譽鵲起。又如1914年成立的泰東書局，到1919年開始因與著名的新文學社團創造社的合作出版郭沫若的詩集《女神》，以及《創造》季刊、《創造週報》、《創造社》叢刊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弄潮兒。
商務印書館是晚清思想啟蒙運動的產物，並在其中起過關鍵作用，而由於它的啟蒙造就了新文化運動的“演員”和觀眾，商務被一些學者稱為“五四之源”。
1919年上海工人大罷工
商務一貫的進步開明態度在新時期仍然保持了下來，這體現在其對待1919年五四學生運動的態度上。5月9日，商務響應上海書業商會決議，停業一日以“表抵抗日本及對於北京學生敬愛之意”，並要求旗下雜誌停止刊登日本廣告。6月5日至12日，商務印書館工人因聲援罷工(這場罷工實際上是由商務印書館印刷工人領導的)而停業。對於這場會造成很大營業損失的罷工，商務領導人多采取寬容態度，並沒有採取其他一些同業不給薪的做法，而是決議停業期間給予工人三分之一的薪水。
但是另一方面，商務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已形成了穩健平和、兼收幷蓄的出版和發行立場，這種立場使其試圖與各種激進潮流拉開距離。1919年孫中山曾託人聯繫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孫文學說》，此時孫中山正為北洋政府所通緝，故張元濟等以“政府橫暴，言論出版太不自由，敝處難與抗”為由退回；其另一原因大概是商務之不願捲入政黨紛爭、染上派別色彩的出版立場。孫中山為此曾嚴厲批評商務的壟斷、保守和落後。(孫中山在1920年的《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中嚴厲批評商務“為保皇黨之餘孽所把持，固其所出一切書籍均帶有保皇黨氣味，陳腐不堪讀”，並批評商務壓抑新出版物。)
從商務的一貫立場來看，孫中山的指責是頗為偏激的，商務印書館雖然作風穩健，但不是持保皇的落後立場，當時的兩個事例或可有所體現。1916年5月，袁世凱還在位時，商務印書館不懼風險，出版了被袁世凱政府通緝的梁啟超反對帝制倡導共和的《國民淺訓》，此書後來發行量極大，被推許為國民必讀書。1918年，仍在鼓吹帝制的康有為希望商務代售他主編的《不忍》雜誌和他的著作，商務沒有同意。此二事很可表明商務的基本政治立場是進步的。
但是，在日趨激進的新浪潮下，這種試圖保持與各種激進潮流拉開距離的穩健立場受到指責，且因為商務印書館處於出版界龍頭地位，它開始成為很多批評的靶子，被一些激進的青年目為落後保守的典型。商務在文化教育界的聲譽，乃至出版物的實際銷量開始受到很大影響。
在面對這次新的思想運動過程中，商務印書館經歷了從消極到順應再到積極推動的過程。正是在面對新文化運動的衝擊而做出的應對中，商務將自身提升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高度。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再次看到時勢對於商務印書館的發展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
將商務印書館直接推到直面新文化運動之風口浪尖的是雜誌界的爭論。
由於雜誌最能及時反映社會輿論和知識界的風向，故在五四時期的出版活動中，雜誌最為活躍。“五四”運動之後的半年間，全國新辦的白話文刊物就達400種以上，而1917年至1922年六年中出版期刊1626種，平均每年出版期刊271種，大大高於民國最初五年平均每年創刊91.4種報刊的水平。其中《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少年中國》及《科學》等新創辦的雜誌在知識界和青年中影響巨大。
《新潮》第一卷第一號
商務印書館旗下的雜誌如《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小說月報》等積十餘年的經驗，在知識界和文化教育界已有廣泛的影響，故在雜誌批評中亦首當其衝。1919年，北大學生羅家倫在《新潮》上發表文章《今日中國之雜誌界》，點名批評商務版雜誌。《新潮》是1919年1月開始出版的，發起人是北大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
羅家倫
羅家倫在這篇文章中批評《東方雜誌》是“不能盡一點灌輸新智識的責任”的“雜亂派”，批評《教育雜誌》《學生雜誌》為“腦筋渾混”的“市儈式”雜誌，批評《婦女雜誌》只知“教女子當男子奴隸”等，羅家倫在文中還尖銳地評論“這類的雜誌，若不根本改良，真無存在的餘地”。今天看來，羅家倫的評論無疑充滿青年人的熱情和開新之銳氣，但也多有急躁片面之處。但不管怎樣，這種態度顯示出當時知識青年對於雜誌的態度和需求。
與輿論界的批評相應，商務的雜誌在銷售上呈現大幅度滑坡現象。1917年商務雜誌的銷售額為14.6萬元，而1918年的銷售額降為11.1萬元，比上年減少了3.5萬元；如按雜誌平均定價2角算，雜誌銷量比1917年減少了17500冊。到1919年3月，盤查庫中的滯銷雜誌有11萬多冊。
在輿論和經濟的雙重壓力下，商務領導層開始了對主要雜誌的革新。
01
東方雜誌
《東方雜誌》於1904年創刊，1911年杜亞泉接任主編後，將雜誌由選報性質革新為以討論時事和社會問題、介紹學術與思想潮流為特色的期刊，影響日益擴大。在1910年代，《東方雜誌》以“研究學理、啟發思想、矯正習俗”為辦刊旨趣，幾成中國社會思想的風向標。
1918年至1919年，《東方雜誌》與《新青年》展開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有關東西方文明的論爭。1918年9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質問記者——與復辟問題》一文，拉開論戰序幕。
在文中，陳獨秀將《東方雜誌》指認為“保守派”，批評《東方雜誌》上發表的多篇文章，尤其是以傖父(杜亞泉的筆名)的《迷亂之現代人心》等文章中提倡的中西文明取長補短、互相調適，以中國固有之文明貫穿西洋文明的調和觀點。
同年，杜亞泉在《東方雜誌》發表《答雜誌記者之質問》，對於陳獨秀在前文中提出的質問擇其要目進行了回應。1919年2月，陳獨秀再在《新青年》上發表《再質問記者》。作為間接回應，杜亞泉在《東方雜誌》上連續發表了《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會革命不發生之原因》《新舊思想之折衷》《何為新思想》等文章，全面闡述了自己在東西文化問題上的主張。雙方的相互辯駁還帶動了其他刊物的加入，形成了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有關中西文化的大論戰。
杜亞泉
在東西文明的觀點上，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認為，中國固有的舊文化與以西洋文明為代表的新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是勢不兩立的，不可能有漸進調和的可能。因此要以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來批判中國的舊思想和舊文化；只有破舊立新，只有全面否認中國的傳統文化，引進西方文化即新文化中的民主科學精神才能救治中國。總之，陳獨秀等人要以一種“革命的”激進態度尋求對中國問題的徹底解決。
而杜亞泉等人的立場可謂文化調和論，他們抱持一種對中國本位文化的自信，反對盲從西方文明，強調文化發展的連續性，認為中國不能以全盤西化來擾亂中國固有文明的統整，而是應吸收西方文化使其融合進中國固有文明中。
這也是兩代知識者之間的競爭。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興激進派主張推倒一切偶像崇拜，重新塑造價值體系，而如杜亞泉這樣的清末作為思想開路先鋒的新學人士在此時已被前者目為落後和保守。杜亞泉所主張的西方科學和東方傳統文化結合的觀點亦代表著中國啟蒙時期的典型立場之一，其觀點雖然從學理和長遠看，可能更具有超越時代的價值和意義，但在當時，以陳獨秀等為代表的全面革故鼎新的激進思潮是思想界和社會言論的主流。在強大的時勢壓力下，商務領導人多次勸告杜亞泉不要再發表論點。1920，杜亞泉在壓力下辭去《東方雜誌》主編職，由陶惺存接任。
陶惺存(陶葆霖)擔任《東方雜誌》主編後，做了一些改革，其中包括採納了羅家倫的“月刊相隔太久”的批評，改月刊為半月刊，並部分採用白話文。但他仍堅持了該雜誌“持論當以真理為依歸，勿尚感情也”“本志既不敢專主一派之學說，尤不敢據區區之言論機關為私有”的基本辦刊立場。
1921年，陶惺存去世，由錢智修接任主編，以胡愈之、樊仲云為骨幹編輯，新從歐洲歸國的楊端六亦加入編輯部。這些深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加入使《東方雜誌》的內容發生了變化。雜誌新增了“評論”、“世界新潮”、“科學雜俎”、“時論介紹”等欄目，在內容上除延續之前雜誌對國外科學技術和學術思想的介紹外，更強調“關於現實的文字居先，關於學術思想的文字居後”。這種辦刊宗旨的變化顯然是雜誌對於“順乎潮流”之調整。在文體上，從1921年起，《東方雜誌》開始全部用白話文。
1924後，由於主編錢智修還兼任了函授部主任等職，《東方雜誌》實際上開始由胡愈之負全責；胡愈之是在商務成長起來的優秀人才。他1914年考入商務印書館做練習生，1915年開始在《東方雜誌》任助理編輯、編輯，1920年後，成為骨幹編輯。胡愈之負責《東方雜誌》後，更加重視向一流學者約稿。
胡愈之(左)、鄭振鐸(中)與王伯祥(右)在無錫梅園
1928年胡愈之被迫離國後，新聞出版界名人俞頌華接替了其主筆的位置，他視野宏大、目光敏銳，負責《東方雜誌》期間，推出了一些緊貼時代脈搏的專刊專號，如“世界各民族問題研究專號”“英國研究號”“中國美術號”“辛亥革命二十週年紀念號”等，在思想文化界影響很大。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討論時政、“增進國民知識”為主旨的《東方雜誌》在關注現實和學術水平兩方面都成為極具影響力的刊物，其讀者達數萬計乃至十餘萬，始終保持著它作為綜合雜誌之冠的地位和在知識界和社會輿論場中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02
小說月報
革新後的第一期《小說月報》
《小說月報》在民國初年是有巨大影響的權威文學期刊。王蘊章和惲鐵樵分別擔任了1920年以前《小說月報》的主編。這一時期的《小說月報》也注意刊登一些思想新穎的小說和其他文學作品，例如魯迅的第一篇發表作品就是由惲鐵樵編髮在1913年《小說月報》上的《懷舊》。《小說月報》也以很大篇幅刊登翻譯小說，以此為窗口，展示西方的社會文化。《小說月報》在新文化運動之前銷量很好，甚至還出現了再版的情形，可見頗受社會歡迎。
但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迅猛展開，《小說月報》的語言形式和作品開始顯示出其“不合時宜”來。它刊登的文章雖然也有少量的白話文章，但多數採用的是舊文學形式。“彈詞”、“文苑”等欄目以舊詩詞內容佔很大篇幅；小說類則多為以“禮拜六派”為代表的“鴛鴦蝴蝶派”作品；翻譯的文學作品亦多用文言，內容上多為19世紀西方浪漫主義小說。這使它在逐漸喪失受新文化思潮影響而閱讀趣味已發生變化的青年讀者，《小說月報》的銷路從1920年開始一路下降，到當年的第十號時，只印了2000冊。新文化陣營的壓力及營業上的壓力促使《小說月報》開始改革。
1920年1月開始，王蓴農任主編的《小說月報》在當時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的影響和壓力下，開始進行“半革新”，即用三分之一的篇幅開設“小說新潮欄”，由沈雁冰(茅盾)主持編輯。沈雁冰於北大預科畢業後1916年入商務印書館，在不長的時間內已顯示出了多方面的才幹，在商務先後編寫過《中國寓言初編》，做過英文函授學校的閱卷工作、翻譯工作，《四部叢刊》的編輯工作。
在編輯工作之外，他還積極給各刊物寫稿，例如1919年他每月僅在《東方雜誌》《教育雜誌》上就擔任了一萬字左右的撰譯工作。沈雁冰在主持“小說新潮欄”之始，倡導寫實派小說及新浪漫主義的文學，認為文學應當“表現人生並指導人生”，並在此欄目發表各種關注現實傾向的翻譯小說、文學評論和新詩。
但這種新舊文學並存的“半革新”並沒有在整體上扭轉《小說月報》的被動局面。於是1921年起，在獲得商務領導給予全權辦事、不干涉編輯方針等政策後，沈雁冰正式上任《小說月報》主編。《小說月報》從第十二捲開始進入完全革新階段。在這一年第一期的《改革宣言》中，沈雁冰闡明雜誌的主旨“將於譯述西洋名家小說而外，兼介紹世界文學界潮流之趨向，討論中國文學革進之方法”。改革後的《小說月報》全棄之前鴛鴦蝴蝶派作品不用，以全新的面貌面世。雜誌在字體上改用五號字；在內容上發表現代具有創新性的文學作品，以及用白話文翻譯的國外近代文學作品，它所發表的文學評論文章反映和引導著新文學的潮流。
1921年3月，葉聖陶(右立)與沈雁冰(右二)、鄭振鐸(左二)、沈澤民(左立)於上海半淞園
《小說月報》迅速成為文學研究會成員發表作品的重要陣地。文學研究會是1921年成立的，主要成員有周作人、鄭振鐸、葉聖陶、蔣百里等人，沈雁冰亦為主要成員之一，其基本的文學主張為“為人生的藝術”，宣傳現實主義文學。
此後，研究會成員鄭振鐸、周作人、瞿世英、蔣百里、葉聖陶、郭紹虞、許地山、冰心、耿濟之、廬隱女士、王統照、孫伏園等人都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多篇文章。繼沈雁冰之後，擔任《小說月報》主編的鄭振鐸、葉聖陶都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
文學研究會所代表的現實主義文學一派在二三十年代的巨大影響，與《小說月報》的培養與聚集作用密切相關。文學研究會的中心甚至因此在20年代初從北京移至上海。
同時，《小說月報》也是更廣泛的新文學的重要陣地，它大量發表優秀新人的著作。例如巴金、老舍、丁玲等非文學研究會成員的處女作就是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沈雁冰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這十一年中，全國的作家和翻譯家，以及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研究者 ,都把他們的辛勤果實投給《小說月報》，可以說，五四以來的老一輩作家 ,都與《小說月報》有密切的關係。”
革新後的《小說月報》在文學譯介方面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它的文學譯作介紹世界文學潮流和派別，且多有介紹被壓迫民族和國家的現實主義因素較強的作品。它陸續刊出《俄國文學專號》《被損害民族文學專號》《安徒生專號》《拜倫專號》《陀思妥耶夫斯基專號》《泰戈爾專號》等文學譯介專號，對國內的文學創作起到了引導作用。
《小說月報》的革新獲得了巨大成功，不僅社會影響力大大提升，成為新文學的旗幟，而且發行量也迅速增高。“改組的《小說月報》第一期印了五千冊，馬上銷完，各處分館紛紛來電要求下期多發，於是第二期印了七千，到第一卷末期，已印一萬冊。”《小說月報》成為現代文學開始取代傳統文學而成為主流的一個標誌，亦為新文學領域影響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大型文學雜誌。
改革後的《婦女雜誌》
商務對旗下的其他具有較大影響的雜誌如《婦女雜誌》《教育雜誌》《學生雜誌》也進行了人事及內容方面的調整。改革後的雜誌多數由新入館的思想進步的年輕知識分子主持，這些年輕一輩的啟用，使商務的雜誌面目一新，與新文化陣營中的《新青年》《新潮》等相互呼應，壯大了新文化運動的聲勢，商務的雜誌群的影響力亦由此進入黃金時代。
如果說商務在雜誌方面的變革適應了新文化運動的新潮流，那麼我們還可以說，商務的一些基本的辦刊方針和品格比如兼容幷包的原則仍然被堅持下來。商務版雜誌即使在變革後也沒有變成一黨一派的言論陣地，而是以促進社會、學術和文學等方面的進步為目的，採取兼容各派的多元辦刊方針。這其實也正是商務的刊物在風尚變化多樣的近代能長期生存並保持影響力的一個根本要素。
以《東方雜誌》為例。它在1920年的第一號上所刊文章很明確地表達了這種兼容幷包觀點：“本志於世界之學術思想，社會運動，均將以公平之眼光，忠實之手段，介紹於讀者。然本志仍不敢揭一派之旗幟以自限域，有時且故列兩派相反之學說以資比較。”《東方雜誌》在1918年至1921年期間，廣泛介紹了諸如社會主義、民本主義、自由主義、實驗主義、虛無主義等各種政治思潮。
在新舊文學之間，《小說月報》在大力倡導新文學之時，並沒有像陳獨秀、錢玄同等新文化運動主將那樣完全拋棄舊文學，而是“甚願發表治舊文學者研究所得之見”，歡迎對舊文學進行研究。而後來接任的主編鄭振鐸也認為“我們所謂的新文學運動，並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國的固有的文藝作品，這種運動的真意義，一方面在建設我們的新文學觀，創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卻要重新估定或發現中國文學的價值，把金石從瓦礫堆裡搜找出來，把傳統的灰塵，從光潤的鏡子上拂拭下去”。與此觀點相應，《小說月報》刊發了不少整理國故的研究。
這種不以任何一派之學說為定論的兼容幷包立場，亦為商務印書館堅守的出版方向。我們看到，在新文化運動這一時代挑戰面前，商務的應對中既體現出了順潮而動的積極應對，又表現出自己堅持的出版品格。
如果說商務的雜誌改革是在時代潮流推動下所做的順應反應，那麼對於新文化運動中的白話文運動和傳播新知運動，商務則是始終在前沿加以引導和推動。
革新後的商務印書館將自己的出版活動與新文化運動結合在一起。它以其明智的出版眼光、強大的出版和發行能力，成為將新文化運動從校園內的文化實驗推廣為席捲全國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的重要推手。20世紀20年代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逐漸從校園轉向社會，北京轉到上海。陶希聖曾說：“全國思想潮流的泉源由北京轉入上海的趨勢，至五卅運動而形成，商務印書館在此一趨勢之中，居於一個關鍵地位。”商務印書館因此也被認為是新文化運動後期的傳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