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商王朝后期，确切点说是商王武乙时代，一个位于西北地区的自治方国开始引起商朝上层的重视，这个方国被称作——“周”。在当时，周的文明程度和富足程度都远不及地处中原的商，然而她却使得武乙感到不安，这种感觉很可能是源自周所处的地理位置。
武王
形胜之地
于现今陕西省的关中盆地可能是这颗星球上最理想的帝国孵化基地，或者说是那枚最完美的“鸡蛋”——回顾历史，周、秦、汉、隋、唐皆出于此地，不夸张地说，得关陇者可望得天下。
关中地区在地理上是一种半封闭式的结构，秦国丞相范雎曾这样描述这一地区：“大王之国（秦），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在山川、河谷所构成的天然屏障之内，关中盆地有肥沃的土地、丰沛的水资源，这样的农业基础足以支撑起一支一统天下的武装力量。只要取得这块土地并且守好几处关键关隘，你就可以从容地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便可挥师东进，等待你的将是富庶的中原地区；如果你不走运打了败仗，只要你有命逃回来，凭借黄河、秦岭等天然屏障，咬咬牙依旧可以度过危险期，然后择机再次打出去……
秦岭
相比较而言，中原或更靠南的江淮地区，由于交通便利水土环境俱佳，那里的确会比关中更加富庶，但是在军事上交通便利也就意味着缺乏地理屏障，在交战中必然要四面受敌。因此那里的富庶只能算是肥大，而难称之为强大。
譬如南京，虽然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但抗冲击的能力并不强，从军事防御上论，所谓虎踞龙盘也只是相对而言i，但和西北地区比较这里依然算是易攻难守，明代的建文帝被燕王朱棣南下夺位便算是一个实例。抗战时期，淞沪会战一败南京便顺势丢失，除了国民党政府自身的原因，缺乏地理屏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根本不该是一个打战略决战的地方。
西南同样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譬如巴蜀，虽然水陆条件优越，也同样有山峦屏护，但地形上较之关中又太过封闭，进出交通困难，且地理上远离中原。
综合而论，这个地方可以在战乱时避祸自保，但不足以支持进取，龟缩一时尚可，但时间一长，终归还是守不住的。
东汉末年的三国时代，刘备的蜀汉政权便位于巴蜀之地，在其政权稳定下来之后的各种弊端也跟着显现出来——交通不便，导致出蜀作战后勤不力；大族凭借环境闭塞搞军事割据，土皇帝比比皆是，导致国内政令不畅，内耗严重，这就注定蜀汉在当时难有作为。
巴蜀之地
周兴商亡
在夏末商初，或许是为了躲避战乱，周人从现今的山西省东南部地区迁居到了西北戎狄之地，之后在族领公刘的带领下又迁徙到了靠东一些的豳地，也就是现在陕西省彬县、旬邑县一带——相传这里正是稷的出生地，因此应该是周人最古老的根据地。从当时的环境来看，周人的这一次东迁很可能是为了躲避西北地区戎狄蛮族的袭扰。
然而在迁入新的土地之后，周人依旧时常受到戎狄的劫掠。到了商代中期，周部族又在当时的族领古公亶父的率领下向西南迁徙，最终到达了位于渭水流域岐山以南的周原。
周人意外地发现，这里的土地、水源都远好于他们最初的领地，由此正式有了周方国。从现今的考古发现来看，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文字，都要落后于同时期的商朝遗址，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周方国的文明程度应该远不及同时期的商王朝。
史书中曾记载，周人“画地为牢”，让犯罪的人身背木牌站在路口，牌子上画着他们所犯的罪行，以这种羞辱的方式来震慑其他人。文人们将这种象征性的惩治方式视作周的仁政，而从管理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极其原始的规范手段，只有在地域狭小、人口稀少且流动性差、人们彼此非常熟识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作用，如果是一个人口达到几十万、上百万的大型邦国，这种法制模式显然是无法应对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推得知，最初的周方国规模肯定不大。
青铜器
武乙执政
到了商王武乙执政时期，周方国与他们东部的商王朝形成了比较松散的臣属关系，武乙册封周人的族领季历为“周侯”，在得到了商人的支持后，季历率领周军灭掉了时常向东袭扰的鬼戎部族，并且活捉了对方的部族首领，为商王朝消除了西部的潜在威胁。
作为回报，武乙赏赐给季历土地30里n，以及美玉10双、良马10匹，这个赏赐显然并不是很重，但是它的象征意义非常大，这说明武乙承认了周人的西征是奉王旨行事。这之后，季历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专司西北部的征伐之权——说到这里，令人联想到唐朝中后期的藩镇体制。
周对西部戎狄的不断征伐不但解决了自己和商的安全问题，也使得自己的势力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周的实力的膨胀开始让商感觉到了现实威胁，为了解除这个隐患，文丁借季历赴朝歌参拜自己之机，囚禁并杀死了他，商周关系由此宣告破裂。
文丁对周的判断是准确的，但是他的应对策略却显得过于草率和鲁莽。当时商的国势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东部的东夷族叛乱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商军的主力一直被拖在那里。周是商背后的一颗不定时炸弹不假，但是何时主动引爆它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没有其他后手做准备的情况下，仅仅寄希望于解决掉对方的领导人来阻止周的崛起，显然不是一件很靠谱的事情。
殷商时期
到了帝辛这一代，除了延续了上述政策，又有了进一步的举措：帝辛在位时加重了对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刑罚，在政治斗争中处死了多名重量级大臣；在人事制度上，相对于文官，帝辛可能更加倚重武士阶层，历史上真实的飞廉、恶来都是帝辛麾下重要的武官，同时商王朝开始任用平民甚至是曾经的奴隶来出任官吏。
这后一条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非比寻常的，我们现在都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事实上在帝辛之前，官职、爵位基本上是完全被贵族阶层垄断的，只要你爹是官，你就理所应当是官，贵族手中的权力来自血缘世袭，无须君王授予。帝辛推行的这一政治举措，恰恰是直中要害，也正因为如此，商王朝内部的所有矛盾被彻底引爆了……
再合理地推想一下，周军开始大规模调动，还要一路推进到牧野，这动静肯定不会小，且中间的时间肯定不会太短，而商军却一直在东部和东夷族作战，并没有回防朝歌，以至于商王不得不临时拼凑出一支奴隶军团来应战。这中间显然是商的情报出了问题，而问题很可能就出在商的内部。
朝歌
周王姬昌
回过头来说周王姬昌。在商朝内部，因为贵族权力问题斗得鸡飞狗跳的时候，周人的战略布局也不声不响地在一步步展开。姬昌即位之后，随即自封为王，以示要和商分庭抗礼。
在姬昌称王后的第二年，周人开始大规模肃清自己西部、北部的方国和蛮族。周军首先剿灭了岐山附近地区的犬戎，然后攻占了现今甘肃省灵台地区的“密须”，接着是位于今天甘肃省泾川地区的“阮”“共”等方国。
周人能在短时间内干净利索地解决掉这么多边患，显然是在之前隐藏了真实实力，甚至有养寇自重之嫌——上文提到过，周方国对商的作用类似于唐朝的藩镇。
姬昌
周文王“广施仁政”
与此同时，根据《左传》记载，周文王发布政令，开始大规模搜捕亡人——所谓“亡人”，是指逃离自己户籍所在地，不受政府监管的平民或奴隶。由这条政令我们可以看出，后世对周文王“广施仁政”的描述恐怕是有水分的。
从历史上看，出现大规模的农人抛弃土地逃亡，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赋税徭役负担过重。其实想想也可以理解，战争归根到底打的是实力和资源，周在当时的经济水平本身就远不及商，如果真的是轻徭薄赋搞“仁政”，那么发动大规模战争所需的兵员、粮草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此外，史书上还记载，诸侯普遍不满纣王接纳各国亡人。由此透露出的信息是，对普通人来说，在当时，商的生存压力肯定小于其他地方，否则逃亡者不会选择那里，这就和墨西哥人往美国偷渡是一个道理。
其次，周文王搜捕亡人的政策，最大的作用很可能是在同朝歌争夺贵族阶层的支持——捕获的亡人肯定要交还给原来的封主，对比帝辛当时的政策，周文王的政策显然更受贵族阶层的欢迎。
周文王
周人战败后，姬昌被商人俘虏。在此后不久，周迎来了新的君主——武王姬发。虽然商周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以周失败而告终，但是商周之间的大势却无法改变。周占据关中形胜之地，且获得了多数诸侯，甚至商王室内部部分贵族的支持，而商王帝辛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却在日趋破裂。
在经过长达9年的实力恢复之后，周武王再次东进，相对于上一次，周人这一次的行动要稳妥得多。周武王首先在孟津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阅兵式，史称孟津观兵。在商王眼皮底下阅兵，这背后的意图自然很明显，一则是展示力量，二则是观察各方反应。在孟津观兵中，各诸侯国纷纷倒向了周。
这一信号告诉周人，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后面的历史便为我们所熟知了。公元前1046年，周军会同诸侯联军，在周武王和吕尚的指挥下向东进发，此时商军主力正在和东夷族作战。商的贵族们在最后一刻纷纷选择了背叛，其中包括帝辛的庶出兄长微子。
面对突然而至的周军，帝辛只能临时将奴隶和囚徒武装起来作战——在秦朝末年，章邯也曾组建过类似的一支囚徒军团。
牧野之战
商周两军在牧野进行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战争，“血流漂杵”这个典故便是源于此，商军的主将恶来战死，帝辛则和自己的两名妃子一起，在鹿台自焚而亡——展示国君或主帅的尸体往往是敌国炫耀战功，打击被占领地士气的最佳手段，帝辛选择自焚，就是为了不给周人这个机会。
帝辛的自焚让周武王的胜利多多少少打了一个折扣，武王依旧将他已经烧焦的头颅斩下来，悬于旗杆之上，之后又送了一个“纣王”的谥号——这等于全盘否定了帝辛的功绩。
更讽刺的是，在600多年以后，孟子读到《尚书》《逸周书》中对牧野之战惨烈的描写后，认为这不符合圣君吊民伐罪的形象，于是将牧野之战改写成了奴隶们见到武王大军到来，便临阵倒戈，这样一个兵不血刃的场面。
在周公旦的主持下，周王朝承袭了商的大部分法律和国家机器架构，在意识形态领域，周人摒弃了商崇拜神鬼的传统，提出了“天”这个更加抽象的概念——在此之后，“上帝”这个词就逐渐淡出了中国人的话语体系。
周王朝昭告世人，商灭周兴，乃是天命使然，何为“天命”？可“敬德”“保民”者便可得天命，也就应该成为天下的主宰。由此，周王也就获得了“天子”这个称号。
牧野之战
结语：
最终，周王朝对商人采取了区别对待、分而治之的策略。反抗比较激烈的那部分商的臣民被周人强行迁移到了陇西地区，他们正是飞廉、恶来的族人，也就是后来的秦人；飞廉的另一部分族人由他的小儿子季胜率领，被周人迁移到了现在的山西省北部，最终成了赵国的先祖；纣王的叔叔，之前倒向周人的箕子，被分封到了现今的朝鲜半岛。
商的剩余臣民则留在原来的土地上，由纣王的儿子武庚作为名义上的领导，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负责“辅佐”，3个人并称“三监”，之所以如此安排，恐怕还是因为民心的问题，对殷商遗民而言，武庚是他们情感上能够接受的领导人，而微子这个“商奸”就差得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