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上来说，有两个原因让印度人喝恒河水：首先，印度人认为水是洁净的，是有清洁能力的，无论这水看起来什么样，红的绿的蓝的黄的飘着泡沫的，只要是水，就能洗东西，这是概念上信仰上的东西；其次，恒河是圣河，洗澡可以清洁罪孽，死了扔河里可以投胎成婆罗门，这是生活困苦的人们为数不多的希望之一。
之前CCTV9的纪录片，有一集讲到瓦拉纳西的恒河。
里面的例子比本题还要极端，有一位印度的水利专家，出身于高级祭司的婆罗门家族，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无奈。自己的专业知识清楚地说明恒河水其实脏得不得了，但是作为祖传的祭司，还是得下河洗澡。告诉周围的人不要直接喝恒河水的时候，没说几句，就有人求他，“请您不要这么说了，这太可怕了，圣河母亲怎么可能是脏的呢？”如果是个普通专家或者医生这么说，平民会反驳甚至动手打人，但是婆罗门祭司家的人这么说，直接就是定性了，平民们只有绝望崩溃。这位专家只好退而求其次，先从治标做起，发动民众打捞一些飘在河里的垃圾、尸体什么的，但是更深层次的污染，如工业生活废水什么的，还是没办法。
我相信在印度，小规模的饮水卫生知识传播也是有的，但在一个宗教氛围浓厚，又普遍崇拜恒河的背景下，想大规模抵制恒河水，除非政府出面，否则是不可能的！
然而政府又在干什么呢？在恒河沐浴祈祷，在强化对恒河的崇拜！
另一方面，大家也别高看了知识分子的节操！看看这个，国内民科都不敢这么编！
你能相信这是知名大学校长干的事么？
同样的道理，我觉得在印度目前的环境下，那些有良知，能劝导民众安全饮水的医生们，恐怕也不会有多少话语权！
印度恒河水公共卫生问题，乃至印度公共卫生问题，在全球范围中都并不罕见。
真正有决心、有能力去解决本国公共卫生，向公共卫生领域提供财政和行政支持的，从全球范围来看除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也就只有中国了。
因为印度是我们的邻国、大国，所以我们了解的更多一些。黑非洲、中南美洲、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的公共卫生问题要更加严峻。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其实是一门花小钱办大事的学科。“每一美元的公共卫生投入，都要节省五美元的临床负担”，如果做不到，本项公共卫生项目就算是失败了。但是，公共卫生从来不是穷国能玩儿的转的（除了中国）。
毕竟大家饭都吃不饱，谁还会在乎以后得不得病呢？国家经济水平越低，政府越难以将财政投入到远期收益项目中。“先得病，再治病”、“先污染，后治理”，是国家发展的常态。
印度的经济水平和国家力量，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治理公共卫生问题的程度。印度人喝恒河水，怎么说都是很正常的，除非印度走上新中国的路，不然我觉得至少还得再喝十年。
新中国公共卫生工作和西方国家的轨迹是不一样的。又穷又破的国家，没有一个可以像中国一样，制定并执行远期发展计划。
中国不需要等基础教育普及来打破类似印度的“传统”“信仰”阻碍，因为中国革命中已经把旧世界砸了个粉碎。
中国不需要投入天价的财政支持来推进公共卫生进程，依靠领袖的个人魅力和基层组织的力量就可以推动“爱国卫生运动”。
中国被人叫“东亚病夫”叫了太多年，全中国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再想做病夫。
新中国成立时，鼠疫波及超过二十个省份，霍乱自1820年传入中国大小范围流行两百余次，血吸虫流行范围两百万平方公里，丝虫病侵犯超过三千万人，疟疾病人达三千万，地方性甲状腺肿流行在二十八个省份中，人口平均寿命三十五岁。形势比曾经的大英帝国印度殖民地严峻多的多。
1949年11月成立公共卫生局，仅有9个妇幼保健院和11个专科防治站。195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卫生防疫站。1965年，建成卫生防疫站2499所，专科防治站822所，妇幼保健站2910个。
1952年，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1955年，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1959年，基本控制血吸虫病流行，70%的病人得到治疗。
新中国成立时，南方各省疟疾高度流行，患者达三千万。1960年前后，恶性疟疾基本控制，只有少数省区流行。
新中国成立时，约有53万黑热病病人。1958年，基本消灭黑热病。
1962年，中国消灭天花，基本消灭鼠疫、真性霍乱。
霍乱，麻风病，布病，克山病，大骨节病，在新中国建国后的三十年内基本消灭，脊髓灰质炎已经完全消灭。
2005年人均期望寿命73岁，比建国时提高一倍。
中国，用全世界百分之一的公共卫生资源，解决了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二人口的公共卫生问题。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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