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宗教上來說，有兩個原因讓印度人喝恆河水：首先，印度人認為水是潔淨的，是有清潔能力的，無論這水看起來什麼樣，紅的綠的藍的黃的飄著泡沫的，只要是水，就能洗東西，這是概念上信仰上的東西；其次，恆河是聖河，洗澡可以清潔罪孽，死了扔河裡可以投胎成婆羅門，這是生活困苦的人們為數不多的希望之一。
之前CCTV9的紀錄片，有一集講到瓦拉納西的恆河。
裡面的例子比本題還要極端，有一位印度的水利專家，出身於高級祭司的婆羅門家族，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非常無奈。自己的專業知識清楚地說明恆河水其實髒得不得了，但是作為祖傳的祭司，還是得下河洗澡。告訴周圍的人不要直接喝恆河水的時候，沒說幾句，就有人求他，“請您不要這麼說了，這太可怕了，聖河母親怎麼可能是髒的呢？”如果是個普通專家或者醫生這麼說，平民會反駁甚至動手打人，但是婆羅門祭司家的人這麼說，直接就是定性了，平民們只有絕望崩潰。這位專家只好退而求其次，先從治標做起，發動民眾打撈一些飄在河裡的垃圾、屍體什麼的，但是更深層次的汙染，如工業生活廢水什麼的，還是沒辦法。
我相信在印度，小規模的飲水衛生知識傳播也是有的，但在一個宗教氛圍濃厚，又普遍崇拜恆河的背景下，想大規模抵制恆河水，除非政府出面，否則是不可能的！
然而政府又在幹什麼呢？在恆河沐浴祈禱，在強化對恆河的崇拜！
另一方面，大家也別高看了知識分子的節操！看看這個，國內民科都不敢這麼編！
你能相信這是知名大學校長乾的事麼？
同樣的道理，我覺得在印度目前的環境下，那些有良知，能勸導民眾安全飲水的醫生們，恐怕也不會有多少話語權！
印度恆河水公共衛生問題，乃至印度公共衛生問題，在全球範圍中都並不罕見。
真正有決心、有能力去解決本國公共衛生，向公共衛生領域提供財政和行政支持的，從全球範圍來看除了老牌的資本主義強國，也就只有中國了。
因為印度是我們的鄰國、大國，所以我們瞭解的更多一些。黑非洲、中南美洲、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中國的公共衛生問題要更加嚴峻。
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其實是一門花小錢辦大事的學科。“每一美元的公共衛生投入，都要節省五美元的臨床負擔”，如果做不到，本項公共衛生項目就算是失敗了。但是，公共衛生從來不是窮國能玩兒的轉的（除了中國）。
畢竟大家飯都吃不飽，誰還會在乎以後得不得病呢？國家經濟水平越低，政府越難以將財政投入到遠期收益項目中。“先得病，再治病”、“先汙染，後治理”，是國家發展的常態。
印度的經濟水平和國家力量，還沒有發展到能夠治理公共衛生問題的程度。印度人喝恆河水，怎麼說都是很正常的，除非印度走上新中國的路，不然我覺得至少還得再喝十年。
新中國公共衛生工作和西方國家的軌跡是不一樣的。又窮又破的國家，沒有一個可以像中國一樣，制定並執行遠期發展計劃。
中國不需要等基礎教育普及來打破類似印度的“傳統”“信仰”阻礙，因為中國革命中已經把舊世界砸了個粉碎。
中國不需要投入天價的財政支持來推進公共衛生進程，依靠領袖的個人魅力和基層組織的力量就可以推動“愛國衛生運動”。
中國被人叫“東亞病夫”叫了太多年，全中國的人沒有任何一個再想做病夫。
新中國成立時，鼠疫波及超過二十個省份，霍亂自1820年傳入中國大小範圍流行兩百餘次，血吸蟲流行範圍兩百萬平方公里，絲蟲病侵犯超過三千萬人，瘧疾病人達三千萬，地方性甲狀腺腫流行在二十八個省份中，人口平均壽命三十五歲。形勢比曾經的大英帝國印度殖民地嚴峻多的多。
1949年11月成立公共衛生局，僅有9個婦幼保健院和11個專科防治站。1953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建設衛生防疫站。1965年，建成衛生防疫站2499所，專科防治站822所，婦幼保健站2910個。
1952年，在偉大領袖的號召下開展愛國衛生運動。
1955年，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1959年，基本控制血吸蟲病流行，70%的病人得到治療。
新中國成立時，南方各省瘧疾高度流行，患者達三千萬。1960年前後，惡性瘧疾基本控制，只有少數省區流行。
新中國成立時，約有53萬黑熱病病人。1958年，基本消滅黑熱病。
1962年，中國消滅天花，基本消滅鼠疫、真性霍亂。
霍亂，麻風病，布病，克山病，大骨節病，在新中國建國後的三十年內基本消滅，脊髓灰質炎已經完全消滅。
2005年人均期望壽命73歲，比建國時提高一倍。
中國，用全世界百分之一的公共衛生資源，解決了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二人口的公共衛生問題。除了中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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