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一詞始於江戶時代，武士道的精神也是在江戶時代逐漸完善的。在之前的戰國時代，武士只是一群見利忘義、嗜殺成性的匹夫莽漢和暴徒強盜。進入江戶時代，天下太平，無仗可打，武士們也不需要執槍荷戟，追亡逐北了，所以武士的職能開始向文職官僚轉化。從事國家的行政工作，自然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識和道德素養。
於是，德川家康在《武家諸法度》的第一條就明確規定:“文武弓馬之道，專可相嗜事，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備焉。”從此之後，除了舞槍弄棒之外，日本武士亦開始舞文弄墨。由單一的弓馬之道而至文武兼修之道，是武道的一次重大轉變。
到了天和三(公元1683)年，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修訂了《武家諸法度》，將第一條改為“文武忠孝，可正禮儀之事”。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個字，卻在文武之外又加上了忠孝與禮儀，本質上是對武上進行“忠君”的思想統御，而其方法完全是參照中國儒家的理論，所以“禮義廉恥，孝悌忠信”的思想也就成為武士道的主導思想。
吸收儒家文化，是武士道的又一次重大轉變。但是有一點，中國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而武士道偏偏沒有學到儒家的“仁”任憑武士道一變再變，但其囂張跋扈，殘忍暴虐的豺狼之心卻是絲毫未變。武士擁有佩刀的特權，為了試其刀鋒，經常將無辜的農民無端斬殺。中國儒家的“仁”自始至終也未能感化日本武道的道中之道—豺狼道。
然而在“忠義”這一層面上，江戶幕府對武士階層的洗腦是相當成功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家喻戶曉的“忠臣藏”的故事。元祿十四(公元1701)年，赤穗藩藩主淺野內匠頭長矩(簡稱淺野)在京都參加奉答之典，因他未向當時的“名門貴胄”吉良上野介義央(簡稱吉良)行賄，遂被吉良懷恨在心。淺野因不熟悉奉答大典的相關札節，吉良趁機對淺野大加羞辱嘲弄，淺野羞憤難當，忍無可忍，拔出腰刀砍傷了吉良。事發之後，將軍德川綱吉大怒，他有意偏袒吉良，判定吉良無罪，完全歸咎於淺野，命其切腹謝罪，並且將赤穗藩收歸幕府。這一噩耗傳到赤穗藩之後，藩內大驚，以大石內藏為首的家臣經過商議，決定服從幕府的命令，交出藩城。這樣一來，大內石藏等47名家臣便成為了浪人(沒有主君發給俸祿的武士)。
忠臣藏
47浪人離開赤穗之後，東奔西走，苦心焦思地向幕府請求恢復赤穗藩，幕府始終不允。見覆國無望，47浪人決定為主君復仇。為了麻痺吉良，他們終日飲酒尋歡，自暴自棄，世人皆對其嗤之以鼻。這樣過了將近一年，天祿十五年12月15日凌晨，趁吉良府邸防備鬆懈之際，在大石內藏的率領下，47浪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攻入了吉良府，割下了吉良的首級。47浪人來如飛馬，去如飄風，全身而退，竟無一人陣亡。他們來到了淺野的墓前，用吉良之頭祭奠含冤而死的主君。隨後，這47名義士向幕府自首。
世人盛讚47浪人復仇之義舉，奉之為當世之英雄，武士之楷模。幕府一方面對其忠義和勇敢大加讚賞，一方面以違背法度為名，命其切腹謝罪。在幕府下達判決書的當天傍晚，47浪人來到了主君的前，全部切自殺。這就是著名的“忠臣藏”的故事。
隨著儒家義思想的加深，到了17世紀中葉，為君主殉死競成為一種風尚，切腹自殺的武土越來越多。公元1661年，佐賀藩落主死後，26名家臣全部切腹自殺，正當年富力強之時，競視性命如兒戲，幕府將軍和諸多大名都對此感到惋惜和焦慮。佐賀藩後繼藩主鍋島光茂下令禁止再行殉死，幕府也在《武家諸法度》中增補了禁止自殉的條文，這才稍稍止住了不斷自殺殉主的風氣。鍋島光茂死後，他的一位異常忠心的家臣山本常朝欲隨主君而去，但礙於法度，他只得來到了一個偏僻的小寺院裡歸隱。由本常朝寫了一本書，名叫《葉隱》。該書強調對主君的絕對忠誠，並且開宗明義地說:“武士道者，知死之道也。”他在書中教導人們如何像落葉一樣悽美地死去:
“人當晝夜盼死，如是則可臨死而不畏死。心平性定，全在意念幻化之間。或染沉痾，或裂刑車，或利簇穿骨，或刀劍加身，或焚於烈火，或隕於雷電，或弱於巨浪，或墜入深淵。如是朝朝一死，則不畏死矣。”
武士道諸多死法，也並非全部出於忠義，亦多有不得不死者也。若是當死不死，輕則自己名譽受損，重則家庭連帶遭殃。若是敢於一死，自己賺得千秋萬世名，身後亦可封妻廕子，光宗耀祖。另外，還有一種情況確屬自願殉死。在江戶時代，藩主與年輕俊美的家臣之間常常同性私通，這在武士的生活中是極為普遍、公開並且被認可的行為。藩主死後，昔日的情人們悲痛欲絕，一朝看破紅塵，心如死灰，不再眷戀人世，遂心甘情願隨愛人而去。實際上，許多武士自殉，並非因為忠義，而是因為愛情。
與“武士道”兩相對照的就是“町人道”。町人與武一起住在城下町，他們雖然有錢，但是地位低下，只能在限定的區域內生活。町人中最富有的自然是大商人，他們的財力甚至遠遠超過一般的大名。大名也是實屬無奈，國家法度不能違背，“參覲交代”雖然勞民傷財，但卻不得不履行；官吏雖然嚴重超編，但卻無權裁撤冗員；軍隊雖然毫無必要，但卻不得不發給軍餉。另外還要負擔幕府攤派的各項徭役和諸多費用，大名縱然有心節儉，卻也是無力實行。到了18世紀末，大名們已經不得不向商人借債了。就拿尾張國來說，該國的年收人為25萬石，由於入不敷出，在1801年向商人借了12萬7千石，負債額佔到稅收的一半。薩摩國更為蕭條，到了1830年負債競達500萬石，相當於該國20年的稅收。其他諸藩也都是同病相憐，據估計，截止到1840年，諸藩大名向大阪商人的借債總額達到了6000萬兩黃金，僅僅是利息就相當於日本全國稅收的四分之一。
町人文化
武士們沒有錢，老百姓更是窮困潦倒。天下之錢都聚集到了町人的手裡，尤其是少數大富商的荷包裡。按照常理，“倉廩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町人既然有錢了，那麼理應知道些禮義廉恥才對。但是這句話不適用於江戶時代的町人，他們始終是寡廉鮮恥的。因為町人的生活雖然富足了，但其社會地位是極其低下的，他們只能依靠仰武上之鼻息才能生存，為了與武土搭上一點兒關係，許多富商爭相花費重金以求得做武士養子的特權。所以武士雖然欠了商人許多錢財，但他們似乎一點兒也不擔心，因為他們隨便找一個理由就可以賴掉債務，沒收商人的財產甚至置其於死地。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澱屋三郎衛門的家財設收事件。澱屋三郎衛門是大阪最大的米商，可謂日本之首富，其家財難以計數，金銀財寶，佔玩玉器，倚疊如山。他不僅對西日本和九州的大名持有鉅額債權，就連幕府也向他借了數萬貫錢。此人一向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但他註定是要倒黴的。公元1705年，幕府隨便給他定了個“過於奢侈”的罪名，將其問罪，抄家，下獄，處死，不但將他的鉅額債權一筆勾銷，連同他的萬貫家財也全部充公。像澱屋三郎衛門這樣無端被抄家、查封、賴賬的大商人競有近百家之多，而商人們對此無可奈何，只能聽之任之，毫無還手之力。
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下，町人是沒有安全感的。他們越是有錢，就越是提心吊膽，就越沒有自由，於是就養成了腐敗的享樂主義人生觀。江戶時代著名的小說家井原西鶴措繪了町人的理想人生：“身處浮雲之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豈可不及時行樂？人生如夢，二十五歲前受教於雙親，四十歲前積聚錢財，之後便於溫柔鄉里逍遙快活了。”於是，享樂主義成為町人道的主要內容。武士虐待著町人形成了消極墮落的人生觀，所以江戶時代的日本，終究沒有發展起真正的資本主義，因為町人道與近代西方孜孜以求、開拓進取的資產階級精神相差太遠太遠了。
在江戶時代，町人道與武士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若說武土道像一朵帶血的蓮花，則町人道就是一灘焦黃的糞泥。所以人們嚮往武士道，鄙視町人道。町人的世界是紙醉金迷又危機四伏的，畸形的社會環境塑造出了町人普遍的下賤、狹隘、奉承、貪婪、冷酷、奸詐的性格和作風，這就是被後世日本人繼承最多也話罵最多的“町人根性”。但也正因“町人根性”之低俗卑賤，才襯托出了武上精神之高雅薦貴。
武士之所以有“武士道”，是因為他們高在上；町人之所以有“町人文化”，是因為他們生活富足。而身處水深火熱之中的農民卻是一窮二白，他們什麼也沒有，只有悲慘的人生。這就是日本的江戶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