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一词始于江户时代，武士道的精神也是在江户时代逐渐完善的。在之前的战国时代，武士只是一群见利忘义、嗜杀成性的匹夫莽汉和暴徒强盗。进入江户时代，天下太平，无仗可打，武士们也不需要执枪荷戟，追亡逐北了，所以武士的职能开始向文职官僚转化。从事国家的行政工作，自然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和道德素养。
于是，德川家康在《武家诸法度》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文武弓马之道，专可相嗜事，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焉。”从此之后，除了舞枪弄棒之外，日本武士亦开始舞文弄墨。由单一的弓马之道而至文武兼修之道，是武道的一次重大转变。
到了天和三(公元1683)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修订了《武家诸法度》，将第一条改为“文武忠孝，可正礼仪之事”。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个字，却在文武之外又加上了忠孝与礼仪，本质上是对武上进行“忠君”的思想统御，而其方法完全是参照中国儒家的理论，所以“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的思想也就成为武士道的主导思想。
吸收儒家文化，是武士道的又一次重大转变。但是有一点，中国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而武士道偏偏没有学到儒家的“仁”任凭武士道一变再变，但其嚣张跋扈，残忍暴虐的豺狼之心却是丝毫未变。武士拥有佩刀的特权，为了试其刀锋，经常将无辜的农民无端斩杀。中国儒家的“仁”自始至终也未能感化日本武道的道中之道—豺狼道。
然而在“忠义”这一层面上，江户幕府对武士阶层的洗脑是相当成功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忠臣藏”的故事。元禄十四(公元1701)年，赤穗藩藩主浅野内匠头长矩(简称浅野)在京都参加奉答之典，因他未向当时的“名门贵胄”吉良上野介义央(简称吉良)行贿，遂被吉良怀恨在心。浅野因不熟悉奉答大典的相关札节，吉良趁机对浅野大加羞辱嘲弄，浅野羞愤难当，忍无可忍，拔出腰刀砍伤了吉良。事发之后，将军德川纲吉大怒，他有意偏袒吉良，判定吉良无罪，完全归咎于浅野，命其切腹谢罪，并且将赤穗藩收归幕府。这一噩耗传到赤穗藩之后，藩内大惊，以大石内藏为首的家臣经过商议，决定服从幕府的命令，交出藩城。这样一来，大内石藏等47名家臣便成为了浪人(没有主君发给俸禄的武士)。
忠臣藏
47浪人离开赤穗之后，东奔西走，苦心焦思地向幕府请求恢复赤穗藩，幕府始终不允。见复国无望，47浪人决定为主君复仇。为了麻痹吉良，他们终日饮酒寻欢，自暴自弃，世人皆对其嗤之以鼻。这样过了将近一年，天禄十五年12月15日凌晨，趁吉良府邸防备松懈之际，在大石内藏的率领下，47浪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入了吉良府，割下了吉良的首级。47浪人来如飞马，去如飘风，全身而退，竟无一人阵亡。他们来到了浅野的墓前，用吉良之头祭奠含冤而死的主君。随后，这47名义士向幕府自首。
世人盛赞47浪人复仇之义举，奉之为当世之英雄，武士之楷模。幕府一方面对其忠义和勇敢大加赞赏，一方面以违背法度为名，命其切腹谢罪。在幕府下达判决书的当天傍晚，47浪人来到了主君的前，全部切自杀。这就是著名的“忠臣藏”的故事。
随着儒家义思想的加深，到了17世纪中叶，为君主殉死竞成为一种风尚，切腹自杀的武土越来越多。公元1661年，佐贺藩落主死后，26名家臣全部切腹自杀，正当年富力强之时，竞视性命如儿戏，幕府将军和诸多大名都对此感到惋惜和焦虑。佐贺藩后继藩主锅岛光茂下令禁止再行殉死，幕府也在《武家诸法度》中增补了禁止自殉的条文，这才稍稍止住了不断自杀殉主的风气。锅岛光茂死后，他的一位异常忠心的家臣山本常朝欲随主君而去，但碍于法度，他只得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寺院里归隐。由本常朝写了一本书，名叫《叶隐》。该书强调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并且开宗明义地说:“武士道者，知死之道也。”他在书中教导人们如何像落叶一样凄美地死去:
“人当昼夜盼死，如是则可临死而不畏死。心平性定，全在意念幻化之间。或染沉疴，或裂刑车，或利簇穿骨，或刀剑加身，或焚于烈火，或陨于雷电，或弱于巨浪，或坠入深渊。如是朝朝一死，则不畏死矣。”
武士道诸多死法，也并非全部出于忠义，亦多有不得不死者也。若是当死不死，轻则自己名誉受损，重则家庭连带遭殃。若是敢于一死，自己赚得千秋万世名，身后亦可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另外，还有一种情况确属自愿殉死。在江户时代，藩主与年轻俊美的家臣之间常常同性私通，这在武士的生活中是极为普遍、公开并且被认可的行为。藩主死后，昔日的情人们悲痛欲绝，一朝看破红尘，心如死灰，不再眷恋人世，遂心甘情愿随爱人而去。实际上，许多武士自殉，并非因为忠义，而是因为爱情。
与“武士道”两相对照的就是“町人道”。町人与武一起住在城下町，他们虽然有钱，但是地位低下，只能在限定的区域内生活。町人中最富有的自然是大商人，他们的财力甚至远远超过一般的大名。大名也是实属无奈，国家法度不能违背，“参觐交代”虽然劳民伤财，但却不得不履行；官吏虽然严重超編，但却无权裁撤冗员；军队虽然毫无必要，但却不得不发给军饷。另外还要负担幕府摊派的各项徭役和诸多费用，大名纵然有心节俭，却也是无力实行。到了18世纪末，大名们已经不得不向商人借债了。就拿尾张国来说，该国的年收人为25万石，由于入不敷出，在1801年向商人借了12万7千石，负债额占到税收的一半。萨摩国更为萧条，到了1830年负债竞达500万石，相当于该国20年的税收。其他诸藩也都是同病相怜，据估计，截止到1840年，诸藩大名向大阪商人的借债总额达到了6000万两黄金，仅仅是利息就相当于日本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
町人文化
武士们没有钱，老百姓更是穷困潦倒。天下之钱都聚集到了町人的手里，尤其是少数大富商的荷包里。按照常理，“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町人既然有钱了，那么理应知道些礼义廉耻才对。但是这句话不适用于江户时代的町人，他们始终是寡廉鲜耻的。因为町人的生活虽然富足了，但其社会地位是极其低下的，他们只能依靠仰武上之鼻息才能生存，为了与武土搭上一点儿关系，许多富商争相花费重金以求得做武士养子的特权。所以武士虽然欠了商人许多钱财，但他们似乎一点儿也不担心，因为他们随便找一个理由就可以赖掉债务，没收商人的财产甚至置其于死地。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淀屋三郎卫门的家财设收事件。淀屋三郎卫门是大阪最大的米商，可谓日本之首富，其家财难以计数，金银财宝，占玩玉器，倚叠如山。他不仅对西日本和九州的大名持有巨额债权，就连幕府也向他借了数万贯钱。此人一向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但他注定是要倒霉的。公元1705年，幕府随便给他定了个“过于奢侈”的罪名，将其问罪，抄家，下狱，处死，不但将他的巨额债权一笔勾销，连同他的万贯家财也全部充公。像淀屋三郎卫门这样无端被抄家、查封、赖账的大商人竞有近百家之多，而商人们对此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毫无还手之力。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町人是没有安全感的。他们越是有钱，就越是提心吊胆，就越没有自由，于是就养成了腐败的享乐主义人生观。江户时代著名的小说家井原西鹤措绘了町人的理想人生：“身处浮云之世，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岂可不及时行乐？人生如梦，二十五岁前受教于双亲，四十岁前积聚钱财，之后便于温柔乡里逍遥快活了。”于是，享乐主义成为町人道的主要内容。武士虐待着町人形成了消极堕落的人生观，所以江户时代的日本，终究没有发展起真正的资本主义，因为町人道与近代西方孜孜以求、开拓进取的资产阶级精神相差太远太远了。
在江户时代，町人道与武士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若说武土道像一朵带血的莲花，则町人道就是一滩焦黄的粪泥。所以人们向往武士道，鄙视町人道。町人的世界是纸醉金迷又危机四伏的，畸形的社会环境塑造出了町人普遍的下贱、狭隘、奉承、贪婪、冷酷、奸诈的性格和作风，这就是被后世日本人继承最多也话骂最多的“町人根性”。但也正因“町人根性”之低俗卑贱，才衬托出了武上精神之高雅荐贵。
武士之所以有“武士道”，是因为他们高在上；町人之所以有“町人文化”，是因为他们生活富足。而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却是一穷二白，他们什么也没有，只有悲惨的人生。这就是日本的江户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