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幸采访到当事人，并且将之记录下来，不为歌颂，不为铭记，只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真实。
2015年5月，在西班牙Albacete（西班牙东部城市）的一家医院，Antolin终于见到了留在他身体里的最后一颗子弹。这是一颗长22.5mm，宽7.62mm的铅质弹头，被一把AK76射入他的体内。
2015年5月，Antolin在医院
深夜营救被困儿童，他锁骨中弹
故事要从4年前说起，在非洲马里和毛里塔尼亚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里。一批来自塞内加尔的儿童，总共19人，12个男孩，7个女孩，都将被人贩子卖到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的市场去做童工。Antolin和同伴得到消息立即开始了营救计划。
出发前，他们就已经知道，这是一个以倒卖烟草、军火、毒品以及贩卖儿童著称的团伙。属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一部分，其头目是个嗜血如狂的独眼家伙。可是，即便如此又怎样，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行动，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每一次出发，明知有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可是大家，依旧奋不顾身的前往。
拯救行动发生在一个深夜，他们一行四人踏着月色开始前往目的地。抵达之时，除了两个放哨人员，人贩子们都已经沉沉睡去，Antolin和他的同伴从背后袭击了看守儿童的哨兵，将他五花大绑的捆起来扔到一边，堵上嘴巴让他不能出声。一人放风，其余三人撬锁，开门，救人、送人上车，一系列动作有条不紊。就在车子发动即将离开的时候，另一个哨兵发现了他们，刺耳的枪声划破了暗夜的宁静，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火。
Antolin和同伴不愿恋战，他开着一辆丰田车在布满砂石的路上狂奔，躲避着敌人的追捕，多年的作战经验，已经让他非常熟悉如何逃生，汽车在路上颠簸、跳跃，呼啸着划出各种不规则的线。突然，Antolin感到锁骨处受到了强烈撞击，直觉告诉他，自己中弹了。可是，敌人在后面追捕，车子在手中飞驰，被营救的孩子们在车里等待着自己未来的命运。他没有时间思考，唯一的信念就是要离开，要带着所有人安全的离开。随手抓起一个毛巾堵在流血的地方。他开足马力，一路狂奔。
Antolin和他营救的孩子
安全抵达营地的时候，Antolin已经快要失去意识。医生赶了过来准备手术，却发现由于位置特殊，打入身体的弹头不能立刻取出来，想要活命，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弹头留在原来的地方，只要弹头不移动，他就可以安然无恙。
留着就留着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中弹，他的腿上，背上，肩膀上，浑身上下都有子弹光顾过，地雷都踩过两次，这些以往没能杀死他的，现在也不会杀死他，留着一颗弹头在体内算的了什么。
那是2011年，Antolin已经49岁，距离他到知天命年只有几个月，距离他第一次踏上硝烟弥漫的战场已经有30年。
他说，“我从来都只想做个普通人，我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可是，他怎么会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梦想，在他的前半生，居然没机会实现。
Antolin正在撰写的图书
因为爱，他独自前往撒哈拉
20世纪70年代末，西班牙人Antolin还是一名在古巴求学的学生，16岁的他遇到了一个智利女孩，像是所有电视剧里的情节一样，一对年轻人恋爱了，之后女孩怀孕了。女友回到智利老家，请求父母同意她跟Antolin结婚。
1978年的智利，正处在铁腕将军皮诺切特的掌权之中，政府对左翼政党残酷镇压，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亦采用暴力手段迫害，加之二战之后某些纳粹分子逃往智利，并在帕拉尔市建立了袖珍版纳粹国,智利的国情此时极为复杂。而就在此刻，信仰共产主义的女友选择回到这样一个国家，无疑等于羊入虎口。
时隔不久，女友就被秘密逮捕并杀害了。
一夜之间，16岁的Antolin从一个男孩长成了一个男人。他的女友还是个孩子啊，他自己也还是个孩子啊，可是，一个豆蔻芳华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陨落了。另一个青春正盛的生命，却要因此而被迫成长。
可造成这一切的凶手，却不是衰老，不是疾病，而是政治斗争。
只想做一个正常人的Antolin再也无法做正常人了。
他背起行囊独自去了撒哈拉，那里正在进行历史上著名的西撒哈拉战争，那里也是作家三毛写下《撒哈拉的故事》的地方。正是在这里，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由于交战时候掩埋的地雷被炸死或者炸伤。Antolin要去帮助他们，去帮助那些跟自己和女友一样无辜的孩子们。
这一帮，就是35年。
Antolin和他营救的孩子
他们为人类的自由而战
1980年到2015年。从撒哈拉到索马里，从黎巴嫩到利比亚，从阿根廷到智利、从哥伦比亚到巴西。刚果、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刚果金、塞内加尔、莫桑比克、苏丹、毛里塔尼亚、伊拉克……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南美和非洲的大部分土地，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他的影子。也正是在这一路上，他陆续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跟他一样的人们。
来自德国的Marta、来自法国的Sophie、来自意大利的Margarito……他们都跟Antolin一样，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却坚定地相信共产主义，相信所有的生灵都应该平等共生，相信人类本为一体。怀着共同的信念，他们建立了一个组织，名为“自由主义国际志愿者”，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为你的自由而战”。于是，人类历史上著名的萨拉热窝战役、卢旺达大屠杀、哥伦比亚武装力量的反政府斗争、伊拉克战争、南斯拉夫内战……所有这些战场上，都活跃过他和同伴的身影。
Antolin在战场
他们在战场上对伤员展开救护，寻找武装冲突中的失踪人员。但是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护那些因为战争而受伤，或者沦为孤儿的孩子，因为这样的弱势群体，倘若不能得到救助，很容易就会被基地组织绑架并被卖为童工或者奴隶，甚至有的孩子会被杀死以获取其器官，进而高价卖给有需要的人群。除此之外，一些小女孩，年纪轻轻就会作为性奴被卖掉，还有在非洲很多村落被迫实行割礼的小女孩，都是Antolin和战友营救的对象。
把他们叫做战友其实并不恰当，因为他们并不是军人，而且从不依靠任何政府组织。有限的帮助来自于一些类似于国际红十字会，国际特赦组织，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团体。最大的经济来源之一是被称为“传奇音乐诗人”的加拿大著名歌手莱昂纳德·科恩的资金援助，以及将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我心永恒》唱响全世界的席琳.迪翁。除此之外，剩下的一切，都交给命运和时间。战场在哪里，他们就行动在哪里，难民住什么地方，他们就住什么地方，手边有什么吃的，他们就吃什么。
他们在荒郊野外的山地露宿，也在热带雨林里穿梭行走。日子就这样流水一样的过着，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酷暑严寒来来回回地去，天冷了，衣服就一件件加上去，天热了，衣服再一件件脱下来。
一个人走了，他们就把他埋葬了，剩下的人，就着枪林弹雨，仍旧在战场上奔波着，在人世间被风霜雨雪吹打着，谁都不知道死亡会在何时来叩响自己的门，谁都不知道下一场营救中失去的是同伴还是自己。他们只是日复一日，坚定又执拗地过着这千篇一律却又惊心动魄的日子。
Antolin和他营救的孩子
有些路，走出去了，便再也回不去
有很多次，Antolin在返回西班牙休假的时候，曾发誓再也不回去了。他说，看过了太多死亡的人，太容易衰老。他的人生还没好好过呢，他不想老得那么快。可是，几乎过不了两个星期，他就会立刻背起行囊再度返回战场。
说不清是什么在吸引着自己，也许这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也许就像是他说的，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了，Antolin眼看着自己的同伴或者倒在战场上，或者长眠在病榻旁，可是却再也没有一个年轻人像是他们一样，怀着相同的信念，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也许，最重要的是他始终忘不了那些最糟的状况。
最糟的不是自己受伤了，也不是死亡快要来到。最糟的是Antolin去了营救地点，本以为只需要救20个孩子，可是到了才发现，等待营救的孩子可能是60个。所有人都瞪着求生的眼睛看着他，静静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而命运之手，就是Antolin的选择。
怎么选？他宁愿此生从不曾面对过这个问题。可是，他却不得不选择。
手伸出去的时候，他优先把更强壮的孩子送到车里，因为一路环境险恶，随时有可能会丧命，强壮的才更容易活下来。每当路上有人死去，他只能将之弃尸荒野，如此才更容易轻装上阵，他不想救出去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而带回去的却是一具尸体。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会忘了那些渴望求生的眼睛，正是因为那些眼神挥之不去，他才一次次奋不顾身的前往。35年，经他的手救过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可是他从不曾对任何一个人留下自己的名字。他说“我希望他们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觉醒来，自己就到了安全的地方。至于怎么到来的，并不重要。”
有人说“没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只是，负重前行的Antolin跟他的同伴们一样，都是一群沉默的英雄。
Antolin正在撰写的图书
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2015年初，就在Antolin取出子弹前不久，他最后一次去了撒哈拉，救出了一批在沙漠中迷路的孩子。这是他最后一次行动。这一年，他已经53岁，像是一架运转不灵的机器，他已经浑身伤痕累累。数次子弹的袭击，他的膝盖已不能再承受重负，这让他无法轻易的抱起孩子逃离追捕；经年奔波在战场，他的牙齿因为战火腐蚀快要掉光，这让他无法在艰难的生存环境里补给身体应有的能量；而看过了太多死亡的双眼，视力也开始退化，他已无法再像4年前那样开车飞驰在黑夜里。
“如果要留在战场上，我应该是问题解决者，而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不愿意制造麻烦的Antolin选择在此刻离开，24人的团队里，他是唯一一个活到现在的人。斯人已逝，再也没有人在枪林弹雨中陪他一起冲锋陷阵，再也没有人在营救行动成功后陪他酩酊大醉，再也没有人口中骂着他狗杂种手却亲昵地搂着他的肩一起开怀……
始于撒哈拉，终于撒哈拉。他的人生走了一个圆，这个圆里，却链接了太多人的命运。
我问：经历了如此坎坷波折的半生，你对其他人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Antolin回答的很干脆，可是短暂的沉默之后，他说，如果一定要我留下一句话，我会说“我是个普通人，我只是做了普通人该做的事。”
Antolin在西班牙
部分采访实录：
（2017年8月5日，马德里采访现场）
问：对你来说最糟的是什么？
答：最糟的是，我去救人，我以为只有２０个孩子等待营救，可是到了那里发现，需要营救的孩子有６０个，可是我的车只能装下２０个孩子，所有人都用求生的目光看着我，我要怎么办？
问：你怎么选择？
答：我选择更强壮的，因为一路环境险恶，随时有可能会丧命，强壮的才更容易活下来，每当路上有人死去，我只能将之弃尸荒野，如此才更容易轻装上阵，我不想救出去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而带回去的却是一具尸体。
问：人们临死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答：没有，真正的死亡到来之前，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要留下，死亡会让人作呕，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死亡的味道，但是人们会给你一个眼神，也许死在你面前的人你们语言不通，但是那个眼神，会传递一切信息，有时候他会用眼神告诉你，我很好，我要走了。但是在这短暂的平静之后，你会发疯。
问：有没有一些时候你与死亡擦身而过？那时候你想的是什么？
答；太多次，有一次，我觉得我要死了，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他妈要撒尿”！
问：你是否设想过自己死亡？怎么想的？
答：设想过很多次。每次都不一样。有一次，我们去营救一帮被困在停车场的孩子，可是我们一进去停车场，就被完全包围了，整整四天，我们只有少量的食物和水。第一天，我想着，完了，我要死了；第二天，死就死吧；第三天，就算我要死，我也要拉一个包围我们的狗杂种垫背；第四天，死就死吧，老子喝过美酒，体验过性爱，有过爱人，有过孩子，有过出生入死的兄弟，不就是一死嘛，有什么可怕的！
问：是什么支撑你坚持了这么多年？
答：我不知道，每一次返回西班牙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我不去了，再也不去了，可是过不了两个星期，我就会身不由己继续奔赴到需要我的地方。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如果我不去，就没有人去，现在的年轻人们不一样了，他们跟我们想的不同，年轻人可以听你的故事，可是却没有勇气去做相同的事。
问：最后一次选择不再前往是什么原因？
答：很多原因，与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们都不在了，我老了，也累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我的膝盖有了很严重的问题，我浑身都是伤。如果要去那里，我应该成为一个营救者，而不是一个需要别人来营救的麻烦制造者。
问：你见过一些麻烦制造者？
答：太多了。
问：比如？
答：比如，有一次我们正在战场上营救受伤的人群，从直升机上下来一个女生，我当时立即赶过去给她穿防弹衣，周围是枪林弹雨，她问我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她拿出一个吹风机，问我，“插头在哪里？”
问：你怎么想？
答：我想杀了她。之后，她拿出手机开始拍照，她的身后就是死去的孩子，她开始拿着手机跟这些尸体自拍。
问：真的会有如此荒唐的情形出现？
答：不止一次，我已经见过太多谎言。有一次，两个西班牙记者，他们是被派到那里拍摄战争的，但是那天早上，他们走出宾馆，看到门口有两个孩子，他们把这两个孩子拉过来，给他们的脸上抹上泥巴，然后开始摄像，说“我们现在是在某某战争现场”。
问：你的反应是什么？
答：我想吐。有一次我跟他们打起来了。
问：为什么？
答：因为有一个来自法国的记者，为了拍摄战争中哭泣的孩子，他们把当时站在旁边的孩子打哭了，就为了拍摄他们的眼泪。我直接上去跟他们打起来。我受不了这种谎言。
问：你的余生有什么打算？
答：没什么打算。照顾爱人，照顾父母，我的父母已经很老，养育我的孩子，好好地死去。
问：什么是好好地死去？
答：没有痛苦。我看到我的一些同伴，在战场上被一枪毙命，我也有过一个同伴，有一次他在非洲的森林里被一条毒蛇咬伤，直到一个月以后才痛苦地死去，我不想要这样的死亡。
问：当你回望过去？你的感受是什么？
答：难过。我不喜欢回望过去。
问：你对于其他人有什么要说的？
答：没有！（略微思考）也许我会说：我是个普通人，我只是做了普通人该做的事。
问：经历了这一切，对于战争，对于人性，对于生活，你有什么要说？
答： 有一次，我和我最好的同伴，也是我最好的兄弟Margarito，我们营救了一批孩子，当孩子们坐着汽车驶向安全的地方，我和他站在一个山丘上。看着渐行渐远的汽车，我说：“等到这些孩子长大了，也许有一天他们会从非洲去西班牙，有可能他们会死在前往西班牙的船上，就死在我的家门前”。Margarito只说了一句话“去你妈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