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有幸採訪到當事人，並且將之記錄下來，不為歌頌，不為銘記，只為了讓更多人瞭解真實。
2015年5月，在西班牙Albacete（西班牙東部城市）的一家醫院，Antolin終於見到了留在他身體裡的最後一顆子彈。這是一顆長22.5mm，寬7.62mm的鉛質彈頭，被一把AK76射入他的體內。
2015年5月，Antolin在醫院
深夜營救被困兒童，他鎖骨中彈
故事要從4年前說起，在非洲馬裡和毛里塔尼亞邊境的一個小村莊裡。一批來自塞內加爾的兒童，總共19人，12個男孩，7個女孩，都將被人販子賣到馬裡和毛里塔尼亞的市場去做童工。Antolin和同伴得到消息立即開始了營救計劃。
出發前，他們就已經知道，這是一個以倒賣菸草、軍火、毒品以及販賣兒童著稱的團伙。屬於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的一部分，其頭目是個嗜血如狂的獨眼傢伙。可是，即便如此又怎樣，這不是他們第一次行動，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每一次出發，明知有著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可是大家，依舊奮不顧身的前往。
拯救行動發生在一個深夜，他們一行四人踏著月色開始前往目的地。抵達之時，除了兩個放哨人員，人販子們都已經沉沉睡去，Antolin和他的同伴從背後襲擊了看守兒童的哨兵，將他五花大綁的捆起來扔到一邊，堵上嘴巴讓他不能出聲。一人放風，其餘三人撬鎖，開門，救人、送人上車，一系列動作有條不紊。就在車子發動即將離開的時候，另一個哨兵發現了他們，刺耳的槍聲劃破了暗夜的寧靜，雙方展開了激烈的交火。
Antolin和同伴不願戀戰，他開著一輛豐田車在佈滿砂石的路上狂奔，躲避著敵人的追捕，多年的作戰經驗，已經讓他非常熟悉如何逃生，汽車在路上顛簸、跳躍，呼嘯著劃出各種不規則的線。突然，Antolin感到鎖骨處受到了強烈撞擊，直覺告訴他，自己中彈了。可是，敵人在後面追捕，車子在手中飛馳，被營救的孩子們在車裡等待著自己未來的命運。他沒有時間思考，唯一的信念就是要離開，要帶著所有人安全的離開。隨手抓起一個毛巾堵在流血的地方。他開足馬力，一路狂奔。
Antolin和他營救的孩子
安全抵達營地的時候，Antolin已經快要失去意識。醫生趕了過來準備手術，卻發現由於位置特殊，打入身體的彈頭不能立刻取出來，想要活命，唯一的方法就是讓彈頭留在原來的地方，只要彈頭不移動，他就可以安然無恙。
留著就留著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中彈，他的腿上，背上，肩膀上，渾身上下都有子彈光顧過，地雷都踩過兩次，這些以往沒能殺死他的，現在也不會殺死他，留著一顆彈頭在體內算的了什麼。
那是2011年，Antolin已經49歲，距離他到知天命年只有幾個月，距離他第一次踏上硝煙瀰漫的戰場已經有30年。
他說，“我從來都只想做個普通人，我只想過普通人的生活。”
可是，他怎麼會想到，就是這麼一個小小的夢想，在他的前半生，居然沒機會實現。
Antolin正在撰寫的圖書
因為愛，他獨自前往撒哈拉
20世紀70年代末，西班牙人Antolin還是一名在古巴求學的學生，16歲的他遇到了一個智利女孩，像是所有電視劇裡的情節一樣，一對年輕人戀愛了，之後女孩懷孕了。女友回到智利老家，請求父母同意她跟Antolin結婚。
1978年的智利，正處在鐵腕將軍皮諾切特的掌權之中，政府對左翼政黨殘酷鎮壓，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同情者亦採用暴力手段迫害，加之二戰之後某些納粹分子逃往智利，並在帕拉爾市建立了袖珍版納粹國,智利的國情此時極為複雜。而就在此刻，信仰共產主義的女友選擇回到這樣一個國家，無疑等於羊入虎口。
時隔不久，女友就被秘密逮捕並殺害了。
一夜之間，16歲的Antolin從一個男孩長成了一個男人。他的女友還是個孩子啊，他自己也還是個孩子啊，可是，一個豆蔻芳華的生命，就這樣悄無聲息的隕落了。另一個青春正盛的生命，卻要因此而被迫成長。
可造成這一切的兇手，卻不是衰老，不是疾病，而是政治鬥爭。
只想做一個正常人的Antolin再也無法做正常人了。
他背起行囊獨自去了撒哈拉，那裡正在進行歷史上著名的西撒哈拉戰爭，那裡也是作家三毛寫下《撒哈拉的故事》的地方。正是在這裡，數以萬計的無辜平民，由於交戰時候掩埋的地雷被炸死或者炸傷。Antolin要去幫助他們，去幫助那些跟自己和女友一樣無辜的孩子們。
這一幫，就是35年。
Antolin和他營救的孩子
他們為人類的自由而戰
1980年到2015年。從撒哈拉到索馬里，從黎巴嫩到利比亞，從阿根廷到智利、從哥倫比亞到巴西。剛果、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剛果金、塞內加爾、莫桑比克、蘇丹、毛里塔尼亞、伊拉克……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南美和非洲的大部分土地，哪裡有戰爭，哪裡就有他的影子。也正是在這一路上，他陸續結識了來自世界各地跟他一樣的人們。
來自德國的Marta、來自法國的Sophie、來自意大利的Margarito……他們都跟Antolin一樣，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卻堅定地相信共產主義，相信所有的生靈都應該平等共生，相信人類本為一體。懷著共同的信念，他們建立了一個組織，名為“自由主義國際志願者”，他們的口號是“我們為你的自由而戰”。於是，人類歷史上著名的薩拉熱窩戰役、盧旺達大屠殺、哥倫比亞武裝力量的反政府鬥爭、伊拉克戰爭、南斯拉夫內戰……所有這些戰場上，都活躍過他和同伴的身影。
Antolin在戰場
他們在戰場上對傷員展開救護，尋找武裝衝突中的失蹤人員。但是最重要的工作，是保護那些因為戰爭而受傷，或者淪為孤兒的孩子，因為這樣的弱勢群體，倘若不能得到救助，很容易就會被基地組織綁架並被賣為童工或者奴隸，甚至有的孩子會被殺死以獲取其器官，進而高價賣給有需要的人群。除此之外，一些小女孩，年紀輕輕就會作為性奴被賣掉，還有在非洲很多村落被迫實行割禮的小女孩，都是Antolin和戰友營救的對象。
把他們叫做戰友其實並不恰當，因為他們並不是軍人，而且從不依靠任何政府組織。有限的幫助來自於一些類似於國際紅十字會，國際特赦組織，以及國際人道主義救援的團體。最大的經濟來源之一是被稱為“傳奇音樂詩人”的加拿大著名歌手萊昂納德·科恩的資金援助，以及將泰坦尼克號的主題曲《我心永恆》唱響全世界的席琳.迪翁。除此之外，剩下的一切，都交給命運和時間。戰場在哪裡，他們就行動在哪裡，難民住什麼地方，他們就住什麼地方，手邊有什麼吃的，他們就吃什麼。
他們在荒郊野外的山地露宿，也在熱帶雨林裡穿梭行走。日子就這樣流水一樣的過著，一年四季來回循環地走，酷暑嚴寒來來回回地去，天冷了，衣服就一件件加上去，天熱了，衣服再一件件脫下來。
一個人走了，他們就把他埋葬了，剩下的人，就著槍林彈雨，仍舊在戰場上奔波著，在人世間被風霜雨雪吹打著，誰都不知道死亡會在何時來叩響自己的門，誰都不知道下一場營救中失去的是同伴還是自己。他們只是日復一日，堅定又執拗地過著這千篇一律卻又驚心動魄的日子。
Antolin和他營救的孩子
有些路，走出去了，便再也回不去
有很多次，Antolin在返回西班牙休假的時候，曾發誓再也不回去了。他說，看過了太多死亡的人，太容易衰老。他的人生還沒好好過呢，他不想老得那麼快。可是，幾乎過不了兩個星期，他就會立刻背起行囊再度返回戰場。
說不清是什麼在吸引著自己，也許這已經成為他的生活方式，也許就像是他說的，現在的年輕人想法不一樣了，Antolin眼看著自己的同伴或者倒在戰場上，或者長眠在病榻旁，可是卻再也沒有一個年輕人像是他們一樣，懷著相同的信念，義無反顧地奔赴戰場。也許，最重要的是他始終忘不了那些最糟的狀況。
最糟的不是自己受傷了，也不是死亡快要來到。最糟的是Antolin去了營救地點，本以為只需要救20個孩子，可是到了才發現，等待營救的孩子可能是60個。所有人都瞪著求生的眼睛看著他，靜靜等待著命運的裁決。
而命運之手，就是Antolin的選擇。
怎麼選？他寧願此生從不曾面對過這個問題。可是，他卻不得不選擇。
手伸出去的時候，他優先把更強壯的孩子送到車裡，因為一路環境險惡，隨時有可能會喪命，強壯的才更容易活下來。每當路上有人死去，他只能將之棄屍荒野，如此才更容易輕裝上陣，他不想救出去的是一個鮮活的生命，而帶回去的卻是一具屍體。
但是，這並不代表他就會忘了那些渴望求生的眼睛，正是因為那些眼神揮之不去，他才一次次奮不顧身的前往。35年，經他的手救過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可是他從不曾對任何一個人留下自己的名字。他說“我希望他們就像是做了一場夢，一覺醒來，自己就到了安全的地方。至於怎麼到來的，並不重要。”
有人說“沒有什麼歲月靜好，不過有人在替你負重前行”！
只是，負重前行的Antolin跟他的同伴們一樣，都是一群沉默的英雄。
Antolin正在撰寫的圖書
他說，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2015年初，就在Antolin取出子彈前不久，他最後一次去了撒哈拉，救出了一批在沙漠中迷路的孩子。這是他最後一次行動。這一年，他已經53歲，像是一架運轉不靈的機器，他已經渾身傷痕累累。數次子彈的襲擊，他的膝蓋已不能再承受重負，這讓他無法輕易的抱起孩子逃離追捕；經年奔波在戰場，他的牙齒因為戰火腐蝕快要掉光，這讓他無法在艱難的生存環境裡補給身體應有的能量；而看過了太多死亡的雙眼，視力也開始退化，他已無法再像4年前那樣開車飛馳在黑夜裡。
“如果要留在戰場上，我應該是問題解決者，而不是一個麻煩製造者。”不願意製造麻煩的Antolin選擇在此刻離開，24人的團隊裡，他是唯一一個活到現在的人。斯人已逝，再也沒有人在槍林彈雨中陪他一起衝鋒陷陣，再也沒有人在營救行動成功後陪他酩酊大醉，再也沒有人口中罵著他狗雜種手卻親暱地摟著他的肩一起開懷……
始於撒哈拉，終於撒哈拉。他的人生走了一個圓，這個圓裡，卻鏈接了太多人的命運。
我問：經歷瞭如此坎坷波折的半生，你對其他人有什麼要說的？
沒有！Antolin回答的很乾脆，可是短暫的沉默之後，他說，如果一定要我留下一句話，我會說“我是個普通人，我只是做了普通人該做的事。”
Antolin在西班牙
部分採訪實錄：
（2017年8月5日，馬德里採訪現場）
問：對你來說最糟的是什麼？
答：最糟的是，我去救人，我以為只有２０個孩子等待營救，可是到了那裡發現，需要營救的孩子有６０個，可是我的車只能裝下２０個孩子，所有人都用求生的目光看著我，我要怎麼辦？
問：你怎麼選擇？
答：我選擇更強壯的，因為一路環境險惡，隨時有可能會喪命，強壯的才更容易活下來，每當路上有人死去，我只能將之棄屍荒野，如此才更容易輕裝上陣，我不想救出去的是一個鮮活的生命，而帶回去的卻是一具屍體。
問：人們臨死前有沒有留下什麼話？
答：沒有，真正的死亡到來之前，沒有什麼豪言壯語要留下，死亡會讓人作嘔，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死亡的味道，但是人們會給你一個眼神，也許死在你面前的人你們語言不通，但是那個眼神，會傳遞一切信息，有時候他會用眼神告訴你，我很好，我要走了。但是在這短暫的平靜之後，你會發瘋。
問：有沒有一些時候你與死亡擦身而過？那時候你想的是什麼？
答；太多次，有一次，我覺得我要死了，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他媽要撒尿”！
問：你是否設想過自己死亡？怎麼想的？
答：設想過很多次。每次都不一樣。有一次，我們去營救一幫被困在停車場的孩子，可是我們一進去停車場，就被完全包圍了，整整四天，我們只有少量的食物和水。第一天，我想著，完了，我要死了；第二天，死就死吧；第三天，就算我要死，我也要拉一個包圍我們的狗雜種墊背；第四天，死就死吧，老子喝過美酒，體驗過性愛，有過愛人，有過孩子，有過出生入死的兄弟，不就是一死嘛，有什麼可怕的！
問：是什麼支撐你堅持了這麼多年？
答：我不知道，每一次返回西班牙的時候我都告訴自己，我不去了，再也不去了，可是過不了兩個星期，我就會身不由己繼續奔赴到需要我的地方。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如果我不去，就沒有人去，現在的年輕人們不一樣了，他們跟我們想的不同，年輕人可以聽你的故事，可是卻沒有勇氣去做相同的事。
問：最後一次選擇不再前往是什麼原因？
答：很多原因，與我一起並肩作戰的兄弟們都不在了，我老了，也累了，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的身體已經不行了，我的膝蓋有了很嚴重的問題，我渾身都是傷。如果要去那裡，我應該成為一個營救者，而不是一個需要別人來營救的麻煩製造者。
問：你見過一些麻煩製造者？
答：太多了。
問：比如？
答：比如，有一次我們正在戰場上營救受傷的人群，從直升機上下來一個女生，我當時立即趕過去給她穿防彈衣，周圍是槍林彈雨，她問我的第一句話，第一句話，她拿出一個吹風機，問我，“插頭在哪裡？”
問：你怎麼想？
答：我想殺了她。之後，她拿出手機開始拍照，她的身後就是死去的孩子，她開始拿著手機跟這些屍體自拍。
問：真的會有如此荒唐的情形出現？
答：不止一次，我已經見過太多謊言。有一次，兩個西班牙記者，他們是被派到那裡拍攝戰爭的，但是那天早上，他們走出賓館，看到門口有兩個孩子，他們把這兩個孩子拉過來，給他們的臉上抹上泥巴，然後開始攝像，說“我們現在是在某某戰爭現場”。
問：你的反應是什麼？
答：我想吐。有一次我跟他們打起來了。
問：為什麼？
答：因為有一個來自法國的記者，為了拍攝戰爭中哭泣的孩子，他們把當時站在旁邊的孩子打哭了，就為了拍攝他們的眼淚。我直接上去跟他們打起來。我受不了這種謊言。
問：你的餘生有什麼打算？
答：沒什麼打算。照顧愛人，照顧父母，我的父母已經很老，養育我的孩子，好好地死去。
問：什麼是好好地死去？
答：沒有痛苦。我看到我的一些同伴，在戰場上被一槍斃命，我也有過一個同伴，有一次他在非洲的森林裡被一條毒蛇咬傷，直到一個月以後才痛苦地死去，我不想要這樣的死亡。
問：當你回望過去？你的感受是什麼？
答：難過。我不喜歡回望過去。
問：你對於其他人有什麼要說的？
答：沒有！（略微思考）也許我會說：我是個普通人，我只是做了普通人該做的事。
問：經歷了這一切，對於戰爭，對於人性，對於生活，你有什麼要說？
答： 有一次，我和我最好的同伴，也是我最好的兄弟Margarito，我們營救了一批孩子，當孩子們坐著汽車駛向安全的地方，我和他站在一個山丘上。看著漸行漸遠的汽車，我說：“等到這些孩子長大了，也許有一天他們會從非洲去西班牙，有可能他們會死在前往西班牙的船上，就死在我的家門前”。Margarito只說了一句話“去你媽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