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我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晋城的当务之急？
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晋城即将迎来一位新的市长。
我曾经撰文把晋城的发展模式总结为“挖煤、盖楼、修路+招商”的3+1发展模式。我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没有一任晋城领导摆脱了这个模式。
3+1发展模式的弊端在于，尽管高呼转型发展的口号，但实则对煤炭产业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我始终觉得，晋城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并不是搞城建。以城市建设带动经济发展是个宏观命题，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反而是负面的。
看一个地区的未来，要看第二产业投资。一个地区没有足够的对第二产业的投资，就没有未来。
领导更迭的时候，百姓总会关心新领导是“萧规曹随”还是“另起炉灶”？更直白的关切是：丹河新城和老城改造会不会“黄”了？
经过几十年的观察、学习、思考，我对于晋城这座城市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我已经不太热衷于探讨领导个体对这座城市的改变。我越来越接受的一个观点就是：城市进化论。
晋城从1985年建市之后，35年历经12位市长，大多数市长的任期也就是两年多一些。万达的王健林在公开场合讲过，万达和地方政府合作的项目周期都是18个月，我的项目必须在领导的任期内完工（注：大意如此，不是原话，不要深究）。
在美丽晋城的座谈会上，我提到了一个问题：城市是规划出来的，还是进化出来的？
我们每个人对于晋城可能都有许多构想，有人构想它应该是个能源基地，有人构想它应该是个旅游城市，可能政府的每个部门，每一个分管领导，对于晋城，都有自己的设计和定位。但是，这样的设计、定位，能不能实现，取决于什么呢？
我觉得每个城市的现状，都是城市进化的结果。一个城市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先天的物质基因和文化基因。从数亿年前的茂密的森林，到地球的运动，就已经注定了这片区域会成为一个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煤炭资源就是我们的物质基因。煤炭资源决定了我们这个城市有庞大的煤炭产业工人，决定了我们的人口结构。经过数十年的煤炭开采，我们有煤炭开采技术和煤炭产业工人的储备，但我们没有完成产业转型的人才储备。
在没有完成人才储备的情况下谈产业转型，几乎就是空谈。
我们这座城市做的所有的大事，都来自全国一盘棋的统一部署，并不是地方行政长官的创意。老城改造、新城建设、黑臭水体治理、老旧小区整治，这些工作，大多都是上层的部署或者更广泛区域的统一行动，并不是某一个地区独树一帜的创新。
新市长来了还会不会接着上一任的工作干？我觉得用城市进化论的观点很好理解。现在是2020年，不是2018年，更不是1985年。此一时，彼一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过去的某些重点工作，可能已经不适合当下的实际情况。还有必要继续吗？过去某些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的工作，现在时机成熟了，难道不应该推进吗？
老城是晋城的过去，新城是晋城的未来。那么，晋城的当下是什么？
（来源： 体仁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