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政府多修建各类祠堂或"诏令立祠"，民间亦盛行立祠之风。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汉代的经济、政治密不可分，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应诉诸当时的思想文化，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
首先，祠堂的兴起与人们的生死观休戚相关。
这主要体现在两本地人民对生命的理解和对死亡的认知上。因为看中生命的价值，本地人民希望将自己的光辉成就呈现给世人，于任官之地或墓旁修建祠堂供人瞻仰祭祀，乃彰显功德的最佳形式。所以，不唯子孙或受益之人为逝者建祠以传播其嘉言懿行，祠主生前也喜"盛饰祠室"，对此毫不忌讳，反视为无上荣耀。可以说，祠堂在当时人眼中，既是身份的象征，又是荣誉的代名词，更是对祠主生命价值的肯定。人死为鬼，鬼者归也。鬼观念滥觞于新石器时代出现的埋葬习俗战国时，"人们往往以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来塑造鬼的世界和鬼的形象，认为鬼也有衣食住行之事，也有七情六欲"。两汉之际，该思想依旧盛行有学者据此指出："传统的灵魂不灭观念在汉代有了较大发展，人死为鬼及鬼能影响生人祸福的观念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足见在汉代人的思想中，鬼神与人事密切相连，它们既能降祸，又能赐福，要想鬼神赐福人间，唯一的办法就是投其所好、讨其欢心。修建祠堂"使魂灵有所依庇"，不仅是生者对死者缅怀之情的外在表现形式，同时也蕴含着较为功利的目的，希望祠堂的主人庇佑生者。
其次，厚葬的社会风俗对祠堂的兴建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既然两本地人民认为灵魂不灭，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只是生命形态的改变，他们就应尽一切可能给予死者最好的物质条件。在这一社会心理的牵引下，两汉盛行厚葬之风。无论是对墓地的选址、棺椁材质，还是随葬品都极为讲究。
再次，儒学的发展牵动着祠堂的命脉。
作为儒家孝文化、宗族文化乃至纲常伦理的物质载体，祠堂的兴盛直接受儒学的影响。儒家虽慎言鬼神，对于丧葬祭祀却极为推崇。总之，两汉文化整体上强调人生价值、关注死后世界、崇尚厚葬、信奉儒学等特点，影响着祠堂的发展。
从规模上看，上层人士之祠堂大多壮丽宏伟。
石祠的画像更是丰富精美，说明我国绘画艺术到了汉代已达到很高水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两本地人民多碑尽财力以营造祠堂。东海人为于公修整生祠，于公竟要求扩大祠堂闾门规模，"另容驷马"。顺帝时,外戚梁商"新营祠室，费工亿计"浏。有些祠堂周围还育有树木并专设守祠之人，如《李孟初神祠碑》载益州刺史李孟初卒于官后，吏民"复祠下桓宇树木"及"守祠吏民"。若祠主地位尊崇或政绩卓著，修葺者还会在祠堂旁立碑刻石以表万世，如桂阳太守许荆卒后，当地人为他"立庙树碑"画。《仓颉庙碑》亦云左冯翊吏民集资为仓颉"立祠刊石"画。祠堂元素的多样化从侧面反映出建造祠堂耗财费力，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担，所以于宗族祠堂内行祭祀之礼的习俗仅流行于上层社会和官宦家庭，"庶民百姓和低级官吏墓前的小祠堂虽名为祠堂，但起不到大型陵墓上的祠堂的作用，它们被立于墓前，仅仅是一种象征意义。这是贫富差距在汉代丧葬礼俗方面的表现。
综论之
两汉祠堂上承春秋战国时祖先崇拜和鬼神信仰的余脉，下启后世祭祀场所和祭祀风俗的新路径，按祭祀对象来讲，大致可分为三类：宗族祠堂、神灵祠堂和显宦名哲祠堂。它们多以木结构和石结构为主，规模宏伟、建制辉煌。汉代祠堂兴起于西汉初年，武帝朝开始流行，到东汉初期达到顶峰，一直持续至汉末。祠堂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以今山东地区最为集中。两汉文化整体上强调人生价值、关注死后世界、崇尚厚葬、信奉儒学等特点，推动了祠堂的发展。在本地人民眼中，祠堂不仅是祭祀的载体，更是宗教信仰的化身，是地位身份的象征，是官意民心的表达。祠堂的作用包括祭祀祈福、纪念缅怀和昭德劝来等三个方面，它们在团结宗族、稳定人心、维护统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大肆营建祠堂糜财累民，亦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对汉代祠堂及相关问题的探析，不仅有助于发掘其历史价值,亦对全面认识两汉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