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日，新華社在武漢發佈電訊稱：“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根據《烈士褒揚條例》和《退役軍人事務部 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關於妥善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犧牲人員烈士褒揚工作的通知》精神，評定王兵、馮效林、江學慶、劉智明、李文亮、張抗美、肖俊、吳湧、柳帆、夏思思、黃文軍、梅仲明、彭銀華、廖建軍等14名（按姓氏筆畫排序）犧牲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線人員為首批烈士。”
在這14名首批抗疫“烈士”中，有5人為武漢大學校友。現將官方“通稿”中對他們5人事蹟的介紹摘錄如下：
1.王兵，女，漢族，1947年10月出生，湖南湘潭人，中共黨員，生前系武漢市洪山區王兵西醫內科診所主治醫生。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在醫療資源極為緊張的情況下，王兵同志不顧個人安危，主動參與疫情防控工作，堅持開門接診救治患者，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於2020年2月18日經搶救無效以身殉職。2020年3月被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追授為“全國衛生健康系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
4.劉智明，男，漢族，1969年1月出生，湖北十堰人，中共黨員，醫學博士，主任醫師、教授，生前系武漢市武昌醫院黨委副書記、院長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劉智明同志始終堅守在疫情防控一線，全力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於2020年2月18日搶救無效以身殉職。2020年3月被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追授為“全國衛生健康系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
5.李文亮，男，滿族，1985年10月出生，遼寧錦州人，中共黨員，2011年7月參加工作，生前系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主治醫師。李文亮同志不顧個人被感染的風險，仍然堅守一線崗位，2020年1月6日在收治一名患者時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他在住院治療期間表示，康復後要再投入抗擊疫情戰鬥中，表現出醫者仁心、不懼危險、救死扶傷的優秀品質，2月7日經搶救無效以身殉職。2020年3月被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追授為“全國衛生健康系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
7.肖俊，男，漢族，1970年10月出生，湖北武漢人，1987年2月參加工作，生前系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普外科醫師。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肖俊同志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於2020年2月8日經搶救無效以身殉職。2020年3月被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追授為“全國衛生健康系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
11.黃文軍，男，漢族，1977年6月出生，湖北武漢人，中共黨員，醫學碩士，副主任醫師，生前系孝感市中心醫院呼吸內科副主任。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黃文軍同志主動請戰，一直奮戰在疫情防控一線，不幸感染新冠肺炎，於2020年2月23日搶救無效以身殉職。2020年3月被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追授為“全國衛生健康系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
上述5位武漢大學校友的基本學歷情況如下（以年齡長幼為序）：
王兵，湖北醫學院附屬護士學校畢業（具體年份不詳，約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通過自學考得醫師資格證。
劉智明，1991年畢業於湖北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後在職攻讀武漢大學醫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具體年份不詳），師從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神經外科袁先厚教授。
肖俊，1988年考入湖北醫學院醫療專業，1991年畢業（從學習時間上來看，似乎是大專學歷？）。
黃文軍，200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系，2004－2005年曾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呼吸內科進修學習一年（另外，上述14位“烈士”中的江學慶亦為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校友）。
李文亮，201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七年制），獲醫學碩士學位。
說到這裡，筆者要非常嚴肅地和大家探討一個問題——以上所謂的“武漢大學校友”，到底是如何界定的？
眾所周知，2000年，原武漢大學、武漢水利電力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湖北醫科大學4校合併組建為新的武漢大學。正是因為此次合併，後面這三所學校的歷史也就成為了整個武漢大學歷史的一部分，而它們原有的廣大校友也順理成章地全部成為了“武漢大學校友”。
然而，我們必須要搞清楚，原武水、武測、湖醫三校的校友成為“武漢大學校友”的具體時間節點，乃是在2000年，至於他們2000年以前在上述三校的學習與工作經歷，與同時期的原（老）武漢大學可謂毫無關係，當時是怎樣就是怎樣，我們千萬不能盲目、籠統地扣上一頂“武漢大學”的大帽子了事，否則，就會鬧出一些不倫不類的笑話出來。
比如說，武漢大學校方最近在宣傳張繼先、劉智明、肖俊這幾位校友的事蹟時，就全然不顧他們三人都是畢業於上世紀末的湖北醫學院這一基本事實，居然直接說什麼“張繼先是武漢大學1989屆臨床醫學專業校友”，“劉智明……1986年考入武漢大學臨床醫學專業就讀”，“199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醫學院”，“肖俊，武漢大學1988級醫療專業校友”，這真是莫名其妙——上世紀80－90年代的武漢大學，有“醫學院”以及“臨床醫學”、“醫療”這樣的專業嗎？如果有的話，那2000年還“合併”個啥！難道因為原湖北醫科大學在2000年與原武漢大學合併了，這所學校在2000年以前的名稱也要跟著變成“武漢大學”嗎？！
我們看看這張截圖，上面的“武大人張繼先”這一表述當然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因為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原湖北醫學院校友張繼先毫無疑問早已成為武漢大學校友，但下面的這句“張繼先在武漢大學的登記照”，那就完全是胡說八道了——這明明是人家當年在“湖北醫學院”的登記照好不好！人家1984年入學時拿的是“湖北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就讀期間註冊的是“湖北醫學院”的學籍，1989年畢業時拿的是“湖北醫學院”的畢業文憑，從頭到尾，跟“武漢大學”可以說八竿子都打不著啊！而且，在那個時候，有誰能夠想到，十幾年過後，湖北醫科大學會跟武漢大學合併呢？
據筆者臆測，武大有關方面之所以要將原“湖北醫學院”的這些校友一概冠以“武漢大學”之名，其原因很有可能是要在校中進一步淡化原四校的概念，繼續促進原四校人士在統一的新武大旗幟下的“團結”與深度融合。從現實的角度來說，講求統一與團結當然無可厚非，不過，事實上也無須多慮——畢竟都已經合校整整20年了！在新世紀的新武大攜手並進瞭如此之久的新一代的武漢大學師生校友，還能有幾個人心中依然存在著這樣的門戶之見呢？
然而，不論現實情況究竟如何，對於那些早已在歷史中“定格”的基本事實，我們還是應當抱有最起碼的尊重，而不能出於某些現實的需要，就隨隨便便地對其進行歪曲和篡改！2000年以前的湖北醫學院及其後的湖北醫科大學，固然是如今的武漢大學醫學部的“前身”，但如果只是簡單粗暴地直接將其冠以“武漢大學”之名，那就真的是大錯特錯了！如果連最基本的歷史事實都無法做到正視和尊重，那又談何繼承傳統，團結同志，共創未來？
其實，這件事情也再簡單不過了——對於張繼先、劉智明、肖俊這幾位武大校友的學歷情況，最準確、合理的表述，無非就是“19××年畢業於原湖北醫學院（現武漢大學醫學部）臨床醫學專業”，多寫幾個字，一點都不麻煩，只會顯得更加嚴謹和準確，像現在這樣完全不提“湖北醫學院”，只說他們是“武漢大學”畢業，這種說法既是對歷史缺乏敬意，對歷史上的“湖北醫學院”及其廣大師生校友缺乏尊重 ，在事實上也無法起到為“武漢大學”這塊金字招牌增光添彩的效果，而只會留下一個小小的歷史笑話而已。
湖北省人民政府評定首批14名抗疫“烈士”的消息發佈後，“武漢大學校友總會”、“武漢大學校友企業家聯誼會”以及“武漢大學”微信公眾號先後轉發了這一消息——
由上可見，非常遺憾，校友總會只從這份“烈士”名單中找出了劉智明、李文亮、黃文軍3位校友，校友企業家聯誼會與武大官微雖然補上了肖俊校友，但是，大家都忽略了，“按姓氏筆畫排序”列在這份名單第一位的王兵醫生，因其早年畢業於湖北醫學院附屬護士學校，當然也應該被視為我們武漢大學的校友！
同樣是原湖北醫學院的校友，我們總不能一方面直接把張繼先、劉智明、肖俊幾位校友的學歷不倫不類地篡改為“武漢大學”，另一方面又把這位王兵校友排除在“武漢大學校友”之外吧！當然，估計絕大多數武大校友直到現在都還沒有注意到王兵醫生的學歷，但只要知道了，就不應該如此“雙標”。雖說王兵醫生讀的只是湖北醫學院的“附屬護士學校”，但這也根本不是什麼問題，要知道，當年伍修權將軍僅僅只是在武昌高師（武漢大學前身）附屬小學讀了幾年書而已，到最後還不是被武漢大學認作“校友”了啊！
行文至此，我倒是很想再談一點比較個人化的東西（當然，這個微信公眾號本來也不過是我個人的一個小號而已，隨便說說也無妨）。事實上，前面提到的這位王兵醫生，正是本人的社區醫生！她的私人小診所就開在我曾經居住過的小區門口，我當然也在她那裡打過針，開過藥，平時可以說是“抬頭不見低頭見”了。真是萬萬沒有想到，在這場突如其來的兇猛疫情前，這位長期辛勤勞碌的社區醫生兼小區業委會主任，因為捨生忘死地堅持奮戰在抗疫第一線，最後竟然不幸以身殉職，就這樣永遠地離開我們了！
說真的，如果王兵醫生因為考慮到個人安危而早幾天關閉診所，也許可以避免這個悲劇的發生。然而，為了儘自己最大的努力挽救更多的生命，她卻最終獻上了自己的生命……敬愛的王醫生、王奶奶，請一路走好，您在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個多月裡為了他人的生命與健康挺身而出的光輝義舉 ，使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個普通的社區醫生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堅守、忘我付出所鑄就的偉大與不朽！
在王兵醫生去世之後，看了相關的新聞報道，我才知道，她不僅是我的社區醫生，同時也可以說是我們武大的校友。然而，現在，一位社區醫生和校友的不幸死亡，就這麼實實在在地發生在自己身邊了……事實上，作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地與重災區，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武漢居民們，又有幾個人的身邊沒有幾位親朋好友或者街坊鄰居不幸被感染乃至與世長辭的呢！這實在是我們這座“英雄”城市的一場創鉅痛深的群體性悲傷記憶……
然而，在疫情如此嚴峻、犧牲也如此慘重的抗疫形勢下，居然還有一些自媒體在完全沒有搞清楚狀況的前提下，就信口開河地胡亂尬吹什麼武漢大學“風暴中心0感染”，“整個學校894名留學生以及教職工，無一人感染，堪稱是風暴中心的一大奇蹟！” 簡直就是太沒心沒肺了！！！（可點擊閱讀本人前幾天的一篇闢謠文章——《闢謠︱武漢大學“風暴中心0感染”？如此罔顧事實的胡亂“尬吹”，真是要不得！》）
最後，在痛悼王兵、劉智明、肖俊、黃文軍、李文亮這5位以身殉國的武漢大學烈士校友之時，筆者再次想到了我們武漢大學歷史上的幾條老校訓——從1919年的“樸誠勇”，到1939年的“明誠弘毅”，再到1982年的“誠實樸素、勤奮刻苦、嚴謹治學、勇於創新”（可簡稱為“誠、勤、嚴、勇”），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在三者間一以貫之的，正是一個“誠”字！所謂“武大精神”，其核心也理應就是這個“誠”字！
劉道玉老校長曾指出，“‘誠’字入校訓可以說是武大特質，國內少有”，在“當前學術腐敗、論文抄襲的現象嚴重”的社會背景下，“誠”字實有“一字值萬金”的價值。而在筆者看來，劉老校長的這個用詞都有點保守了，就大學精神的本質 及其對社會的重要意義而言，也正如我們的兄弟院校南京大學的老校歌所言，完全就應當是“大哉一‘誠’天下動，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一字遠勝萬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