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局變局下，追尋中國文化的更多可能
文/張錄成
2020開局，整個世界的目光便不約而同地投向東方，聚焦於這個人口最多，也最具文化穿越的國家——中國。一場毫無預警的新冠肺炎打亂了中國人習以為常的一切生活秩序，也前所未有地讓整個國家、十幾億人經歷了一次集體大“隔離”。
荒唐不少，質疑頗多，但更為難得的是，在這場被動的全民“停滯”中，中國人的關切不再僅僅圍繞生活瑣碎，而是油然生出一種似曾相識的家國情懷，並開始審視思索起個人與社會，國家與民族，當下與未來等等更宏大的命題。
老子言：“禍兮福之所倚”。的確，一場災難，若能讓民眾開始思考並質疑，發出集體的批判聲音，便是思想萌動的開始；等一場雷雨的沖刷，洗淨寒冬的殘垢，當思想的萌芽在時代變局中破土而生，春風化雨，便是國家歷經劫難與損失，最重要的意義。
我們所身處的，正是一個變局的時代。
中國經歷百年變革與改革開放，從曾經的落敗萎靡實現瞭如今令世界驚歎的自信逆襲，在世界舞臺上日漸呈現出大國之姿與復興之勢。但與此同時，一些敏感又清醒的國人也愈發強烈地感知到，中國的文化與精神建設並沒有跟上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
若做一個擬人的比喻，中國曾是一個形體消瘦卻文質彬彬的書生，今日發財長肉，便脫下長袍，戴上勞力士，大腹便便，再難見儒雅氣質。
張錄成作品 塔克拉瑪干野駝 210×500cm 2000年
中國人的精神，如今不再寄託於藝術與文化的品味，而是沉湎於低俗新鮮的趣味；中國人的道德，如今不再存在於涵養與思想的自覺，而是維繫於法律與制度的準則；中國人的追求，如今不再仰望於智慧與學識的高深，而是專注於收穫與變現的迅速；中國人的情感，不再浸潤於人際與生活的溫情，而是麻木於信任與道德的危機。 眼下中國人的日子似乎過得越來越好，但具體到個體感受，幸福感卻越來越稀薄；中國社會似乎越來越進步安定，但思想與文化卻越來越混亂甚至衰弱了。
查爾斯·狄更斯寫十九世紀的英國——“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今日之中國，何嘗不適用？
但我們也要繼續深思並追問，今天中國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中國社會的諸多問題：信仰之不存、道德之敗壞、腐敗之橫行、誠信之喪失……許多晦暗不堪的源頭，恐怕首先在於我們這個民族沒有真正的“底線”。所謂“底線”便是精神上的依託與制約。
當人沒有精神的“底線”作為依託，便會自由地放逐人性之中的“醜”與“惡”。醜惡像傳染力極強的病毒，潛移默化地四散蔓延，迅速傳播；它吞噬良善，製造對立，煽動恐慌，使整個社會、國家惶惶不安。
法律也許能懲治罪行，卻永遠抑制不住醜惡。而法律也不該是一個國家真正的底線，因為它無法解決日常生活的所有矛盾與問題。一個社會，若讓法治成為一切行動的指南，就像一個孩子，完全靠規則去監管，他或許會成為一個規矩的公民，卻不會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人”。
張錄成作品《古木寒光》150x360cm 2007年
在西方，除了有基於理性的法治之外，還有宗教的制約。宗教給人的精神力量與行為指引，是更具說服力的。因為相信上帝的存在，人們心懷僥倖的幾率就要小的多；一個罪孽深重的人但凡想起了上帝，便更會感到無處遁形。 但在中國的集體範圍內，其實是沒有宗教的。尤其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後，中國人更是喪失了關於禮教與倫理的儒學制約。在學習“德先生”與“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的過程中，中國人逐漸發現了自己的矛盾：即無論如何穿西服、打領帶、學習西方的課程、崇尚西方的文化，中國人的骨子裡始終是中國人。中國人的處世態度與對世界的理解方式是基於漫長的華夏文明而演繹出的，因此，大力西化，終無法適宜自己的文化土壤。
我們要找到自己的“底線”，找到這個民族的精神依託，就必須在我們自己的文化中深耕。可是，作為歷史上唯一一個文明不曾間斷的古國，我們文化的土壤，時至今日，卻愈發貧瘠，鮮有耕種。這一點，雖叫許多民族自豪感極強的人士看來極難接受，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從百年前的積貧積弱一躍成為如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雖然贏得了世界的矚目，但矚目是不夠的。國家復興、民族自信真正得以實現，需要贏得的，不是世界對中國速度的驚歎、對經濟軍事實力的恐懼、而是對整個中華民族由衷地尊重。
單做文弱酸腐的書生或財大氣粗的土豪，恐怕都是落後、片面的；唯有使實力與修養並重，物質與精神同行，中國才能真正贏得世界的尊重。
沒有誰能夠否定文化的重要性。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當溫飽等基礎的生存問題得以解決後，便要開始尋找更高的精神追求。這是人與動物的區別，是原始與文明的區別。
張錄成作品 雙雄圖 140×360cm 2007年
但許多對於中國文化的看法，往往容易偏於極端——要麼是特別自信，認為中國悠久歷史所沉澱出的傳統文化不容置喙；要麼是特別自卑，認為我們必須要擯棄自己文化的陳舊，全面吸收西方的先進。
這兩種觀點在某些歷史時期，的確適用過，但今天的中國，在走過歷史的漫漫長路後，在這樣一個與以往任何時刻都截然不同的當下，在這樣一個高度融合、高度互通、高度相關的“世界地球村”裡，我們更值得深思的問題是：我們的文化要如何保持自身的獨特與水準，又要如何面向世界，獲得更多元的認同？
中國人的“底線”問題，答案不在西方。西方的理性與科學自有值得借鑑之處，但中國人許多形而上的問題，卻混雜著許多言不能盡的中國特色，西式的辦法如同速效藥，緩解得了一時的病症，卻永遠無法除根。因此，我們並非一定要讓自己的靈魂由宗教主宰，中國人雖然沒有宗教卻有哲學。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說：“哲學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歷來被看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擬。在中國，哲學是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都關切的領域。”
只是，中國要在現代世界生存，必須放棄那些只屬於某個時代、某個經濟條件下的思想，而去吸取那些更具有持久價值、普世意義的哲學精華。例如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王陽明就曾點亮過中國文化的曙光，他的心學思想甚至傳播到了日本列島，成為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精神來源，影響了日本近現代的歷史進程。但在國內，隨著明清朝代更替，王陽明的心學未能在新的時局與風氣中大行天下，而是逐漸沉寂於主流之外。
陽明先生的學問實則是中國哲學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致良知”，在今日看來，更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所謂“良知”，即是儒家所謂的“仁心”，佛家所謂的“佛性”，道家所謂的“天道”；而致，便是覺悟，尋找。若我們吸取陽明先生的智慧，去“致”那些被功利、被私慾、被現世種種所遮掩的“良知”，我們也許對醜惡便有了觸電般的警惕，對良善有了順心而感的自覺；做學問者，恐不至於喪失信念，做企業者，恐不至於有失情懷；人人因此有了聖人之性，人人便因此有了獨立人格。
張錄成作品 《莊子寓言之一》 141x68cm 2018
近些年，國內對王陽明的關注較從前的確多了不少，但關注的方式不是對其理論浮光掠影解讀後以博名利，即是把某些語錄演繹為成功學的依據，兜售給渴望速成的年輕人，或作為機場火車站裡供人打發時間的閱讀工具。若陽明先生地下有知，發覺自己被現代人做出瞭如此這番花樣的解讀，恐怕要氣得再掘地三尺而不止！
我們是需要對自己的文化有一些自信的，中國人的精神，並非沒有依託之處。只是當歷史走到了今天，當中國要生存就必須現代化，要前進就必須打破刻板桎梏，我們必須對那些曾深深印刻在自己文化脈搏中的思想習慣加以辨別。倘能潛心析思，真正挖掘出中國哲學的種種精妙，再加之現代的諸多先進之處，以此作為中國人獨特的思維與表達方式，我們便將有更堅實根基，更適宜的底線，以及中國人在現代與國際背景中獨一無二的精神之所在。
但同時，我們也要正視自己文化的問題和糟粕。
中國文化的問題，大都與因循守舊有關，在相對封閉的路徑中重複地走，以至於終習慣繼承而無所創新，更不必談對世界文明進程的貢獻。中國，無論漢、唐、宋、明，曾擁有歎服世界的文化，但細數中國歷史中的歷朝歷代，但凡衰落，也必與文化的衰落相關。沒有文化的創新，便不會有新思想的產生，不會有交流互鑑的願望，更不會有更新制度的動力，直至舉國上下僵化腐朽，正義遭受打壓，獨立退化於奴性。
沿著古人的路徑，的確更容易，但也因此喪失了創新的可能。創新是艱難的，不僅費時費力，有迷途之險，在某種固定的模式要求下，更有碰壁的可能。但，值此中國變局之時，中國文化轉型的關鍵之際，真正堪當文化之重任者，勢必要秉持風骨與決心，清醒地認識中國文化的薄弱之處，深思文化轉型的懵懂階段，我們追尋與探索的方向。
今天的文化發展方向絕不是復古，把前人走過的路再循規蹈矩地走一遍，更不是西化，所謂師夷長技、借鑑“拿來”。我們要做的，是用世界的高度和公正地視角審視自身文化的智慧與狹隘，我們要追尋的，是一個包容萬象卻獨一無二的文化之源。只有我們真正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精神底線，讓國家充盈起高雅的文化氣質，我們才能讓社會趨於良善，讓民眾獲得自尊，讓民族涵養有所提高，產生對美的欣賞需求，讓自由之養料為科教的土壤增加肥力，以開出燦爛的文明之花，以贏的世界真正的矚目與尊重。
張錄成是當代中國畫壇著名絲路大寫意畫家，絲路文化學者，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北京大學歷史文化資源研究所研究員、書畫研究室主任，現任中國公共關係協會中國絲綢之路文化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張錄成生長在絲綢之路重鎮酒泉，後紮根新疆三十餘年，期間遊學於中央美院、中國畫研究院、北京大學，深入研究絲路文化，探索出了表現絲綢之路蒼茫、博大、雄渾、悲壯的筆墨語言，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絲路繪畫風格，廣受名家高評，被譽為“在傳統繪畫筆墨語言、繪畫境界、繪畫美學三個方面有所突破的畫家”。
張錄成曾多次參加全國美展並獲獎，作品曾在北京、香港、日本、新加坡、法國、意大利等地展出，多幅作品被國內外美術館、博物館和畫廊收藏。作品《天馬圖》在佳士得香港2019中國當代水墨秋拍中領銜成交。
2012年，中央電視臺《人物》欄目，攝製、播出張錄成藝術創作歷程大型專題片。中國教育電視臺、旅遊衛視等國內多家電視臺，《人民日報》《文匯報》《中國青年報》《解放軍報》等50多家報刊雜誌均以不同形式傾力宣傳。2017年，中國公共關係協會籌劃、人民出版社出版《千古絲路 筆墨江山——張錄成書畫作品集》。
2017年以來，張錄成受中國公共關係協會之邀，先後多次參加“一帶一路”年度漢字發佈活動，“字說中國·節傳文脈”活動，在陝西黃帝陵軒轅殿、陝西白水倉頡廟內現場揮寫巨幅主題創作作品《天馬圖》《奔向新時代》《共生共享》。後在連續兩年“影像的力量”中國（大同）國際攝影文化展開幕式上，張錄成的作品作為國禮，被分別贈予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共和國、荷蘭王國、瑞士、芬蘭、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立陶宛、比利時王國以及雲岡石窟研究院。
張錄成筆下的牛、馬、駝、胡楊，這些絲綢之路上生動的文化圖騰，展現著原始生命的勃發與血性。天馬奔騰，自由不羈，野牛相鬥，獨立威猛，胡楊滄桑，亙古不屈，駱駝悲壯，穿越風雲。這些獨立、奔放的生命力量藉由作者多年深厚的書法功力與大寫意的表現方法噴湧而出，形成了生命勃發的大氣勢、大意象，既具東方神韻又有國際視野，既具歷史厚度又富時代氣息，既表達出絲路的豪情與風骨，又展現著時代的開放與古老中華民族的騰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