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朝以圓形方孔半兩錢作為標準貨幣，在全國流通，統一混亂的幣制之後，貨幣一直都是中國封建王朝最為關切的問題。但是，西晉、東晉二朝在政權建立後，卻沒有推行新的貨幣，而是沿用前朝使用的"舊錢"，甚至還有過"廢錢"的瘋狂想法。這種不同於前代的特異獨行的貨幣政策是為何呢？僅僅是因為統治者對金融不熟悉或是他們自身太懶惰嗎？
不鑄新錢的說法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每至王朝更迭，都會在前代制度的基礎上，吸取前朝衰敗的教訓，在經濟、軍事、政治等領域推出自己的新政策，以示新朝氣象。就金融領域而言，王朝統治者也會推行新政策，如統一貨幣，鑄新錢取代前朝的貨幣等，對貨幣對統一既能彰顯王朝權威，也能使經濟更快恢復，促進社會穩定。
但是在晉朝，從建立一直到王朝覆滅，始終沒有采取新的貨幣政策，而是沿用舊幣。如《晉書 食貨志》曾記載，曹魏時期通行的五銖錢到西晉仍然在社會中流通。到了東晉，漢人南渡，東吳孫權時期使用的舊錢就成了社會流通的貨幣。這些史料紛紛證明，晉朝在貨幣領域都是沿用三國時期曹魏、東吳的貨幣，自己並未新創。
此外，考古發現也證明了這一結論。學者將現有出土的兩晉時期的貨幣進行統計，可以從中清晰的發現，這裡面不僅有少量春秋戰國時期的刀幣，還有大量漢代流通的五銖錢以及三國時期發行的貨幣，這在兩晉出土貨幣總量中佔有95%以上，但是獨獨不見兩晉時期發行的自己的"新錢"。
文學作品中提到的兩晉時期的錢幣也從側面證明了這一情況。如唐代詩人王建的詩："素奈花開西子面，綠榆枝散沈郎錢。"或是李賀在詩中所寫："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這些詩句中所提的"沈郎錢"，其實是東晉大將軍王敦的手下—沈充鑄造的錢幣，但是這種東晉時期出現的自己的貨幣卻主要流通於江浙地區，並未在全國範圍內發行，可見這只是地方個人私鑄錢幣，而非官方發行的錢幣。
現代金融學認為，鑄幣權既能體現國家主權，還能獲得收益，即鑄幣稅。但是兩晉時期的統治者卻沒有發行出能在全國流通的新貨幣，而是仍然使用兩漢三國時期的舊幣，其中原因如何呢？是什麼使得晉朝統治者放棄了這一權力？
現在比較流行的一種看法是，西晉建朝之初，統治者晉武帝司馬炎在平定東吳後沉溺美色，意志消沉，在朝政之事上缺少雄才大略，多沿襲曹魏時期的規章制度，再加上晉初社會動盪，經濟蕭條，商品流通滯後，社會對於發行新的貨幣的需求不迫切，因此，晉朝並沒有鑄造貨幣。
金融混亂
不鑄新錢給晉朝帶來的弊端顯而易見。因為兩漢三國時期的舊幣鑄造於不同的時期，種類繁多，並未統一，不利於交換。而且，推行於漢代的五銖錢，它本身的重量是其自身最重要的價值，五銖不僅是重量也是面值。但是到了東漢末年，戰亂紛爭，沒有統一的王朝維護幣值統一，三國時期，蜀漢/東吳等割據政權為了解決經濟危機，紛紛推行許多面值與重量不符的錢幣，如東吳的"大泉五百"/"大泉當千"等，這些貨幣雖然鑄造著官方規定的"面值"，但是在使用中則是根據它所標示的面值，如"大泉當千"就是一枚當一千枚銅錢使用，這顯示了當時社會通貨膨脹的情況。但是當政權統一後，這些面值與重量不符的"大錢"又要如何處理呢？
如果按照這些錢幣標示的"面值"進入流通環節，顯然是不合理的，而且百姓也不能接受。如"大泉當千"，雖然它比五銖錢重，但是據考古發現，一枚"大泉當千"的重量只是7枚五銖錢的重量，遠不是一千枚。若是用一枚"大泉當千'當一千枚五銖錢使用，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合理的應該是相當於7枚五銖錢。
在晉朝，貨幣在流通領域的情況事實上也是如此。 如《晉書 食貨志》所記，當時市場上各種雜亂的錢幣被百姓分為了好幾類，"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這種分法就是以貨幣的重量為區分依據，而"大泉當千"這種錢幣則被列為"比輪錢"。在當時，南方的一些少數民族部落需要鑄造銅鼓，就常常購買市場上流通的"比輪錢'，用來鑄造銅鼓。因為這種"大泉當千"在市場上以重量為依據進行交易，比五銖錢更為划算。
五銖錢出現的最大有利條件在於它能夠使貨幣的標準統一，人們可以通過"面值"完成交易，不需要對錢幣進行稱重。 但是由於晉朝不鑄新錢，導致幣制混亂，人們不得不重新對錢幣進行稱重來完成交易。此外，不鑄新錢帶來的更為嚴重的問題在於，兩漢三國時期的舊錢是有限的，但是隨著錢幣在市場上的流通，人們有的將錢幣重新熔鑄造成銅鼓，或是將錢幣跟隨主人陪葬，再加上錢幣在流通中自身的損耗，導致了在市場流通中的錢幣逐漸變少，甚至是不夠用了，這就出現了"錢荒"現象。
利益之爭
"錢荒"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少見，唐朝中後期和宋朝就曾鬧過"錢荒"，只不過和兩晉不鑄新錢的人為因素不同，唐朝和宋朝則是由於鑄造的新錢滿足不了經濟發展速度過快，帶來的上漲的錢幣需求所致。
面對不鑄新錢帶來的種種問題，尤其是這種問題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統治者開始尋求解決辦法，但是晉朝的統治者們並沒有意識到儘快統一貨幣的重要性，他們不是通過投放更過的貨幣來滿足逐漸增加的商品交換需求，而是想要通過廢除錢幣，重新回來"物物交換"的時代來解決問題。
這種做法雖然在曹魏時期出現過，但是曹魏統治者是不得已才想出用穀物等媒介代替五銖錢進行商品交易的，當時三國對峙，蜀漢和東吳已經推行出"大錢"，如"大泉當千"等錢幣。面對這場貨幣戰爭，曹魏不想跟隨，但是流通的貨幣五銖錢不堪重負，堅持不了，所以統治者才想出"廢錢"的舉措，只是這種做法只是暫時的，當經濟好轉之後，五銖錢立馬恢復，開始在市場上流通。晉朝統治者不顧經濟情況的不同，盲目的學習曹魏，希望通過"廢錢"解決問題，顯然是無法實行的。
因此，晉朝官員孔琳之等人對"廢錢"的想法提出了反對，他指出"致富之道，實假於錢"，即致富應該憑藉錢幣，離開了錢幣這個中介，經濟很難得到快速發展。而且，孔琳之還認為如果廢掉錢幣，那麼那些有錢無糧食的人，則會陷入飢困之中。因此，孔琳之強烈反對"廢錢"，認為解決貨幣問題的方法，並不在於"廢錢"與否。
在這場"廢錢"與否的爭論中，孔琳之等人獲得了勝利，但是"錢荒"的問題並未得到徹底解決，落後的貨幣政策依然阻礙著經濟的發展，甚至是影響著社會的穩定。那麼，兩晉統治者的不作為真的是因為不通金融之道嗎？
眾所周知，兩晉時期門閥士族盛行，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些世家大族們憑藉自身的政治權勢，在經濟方面佔有一定優勢。晉朝實行租調製，即朝廷向百姓收取賦稅，將百姓手中的一部分錢聚到統治者手中，統治者又通過俸祿等方式分法給世家大族等貴族階級手中。貨幣的這種分法與收取，使得鑄造的錢幣逐漸流向世家貴族手中，市場上流通的貨幣越來越少。所以，統治者不鑄新錢可能不是因為他們缺乏金融知識，而是要維持一部分人的利益，畢竟在發行的貨幣總量固定的情況下，錢少才能貴，貴族手中的錢才能更加值錢。
但是，在不鑄新錢的貨幣政策製造出大批"富可敵國"的世家大族的情況下，桓玄作為貴族中的一員，卻提出了"廢錢"的做法。究其原因，並不是他對下層人民的同情，而是出於打壓士族的需要。桓玄作為東晉大司馬桓溫的兒子，因為想要建立桓楚政權，所以才提出"廢錢"，希望以此為手段，打壓東晉時期盤根錯節的世家貴族，但是這一做法牽扯到了許多人的利益，所以只能不了了之。
結語
由此可見，"廢錢"與否的爭論歸根到底是晉朝的門閥士族間的爭鬥，其本質依舊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他們並不是為了解決貨幣問題，因此爭論到最後，也沒有切實可行的措施來解決滯留已久的問題。這就導致了兩晉時期經濟發展的緩慢，以及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社會矛盾層出不窮，最終危及晉朝政權，使得兩晉一共存活一百多年就覆滅。顯然，王朝的迅速覆滅與他們採取的消極的金融和貨幣政策密切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