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國及全球蔓延給我國“穩存量、促增量”的外資工作帶來較大挑戰，當前要善於化“危”為“機”，努力爭取在疫情背景下“穩外資”工作的主動。
疫情對我國穩外資形成一定衝擊，主要表現在：一是疫情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制約了跨國公司對華投資。標準普爾全球評級預計，全球經濟恐驚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疫情讓多數跨國企業選擇減少資本支出並推遲新投資，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將進一步下降。聯合國貿發會議預測，今年全球FDI將下降30%-40%，僅為2007年的45%左右，這意味著我國利用外資面臨全球直接投資供給大幅萎縮的嚴峻環境。二是外需市場萎縮對出口導向型外資企業對華投資形成壓力。中美貿易摩擦以來，我國出口的外部環境不斷惡化。疫情的全球蔓延又導致全球流動性受阻，外需市場明顯萎縮，除疫情防控等特定領域外，我國出口導向型外資企業面臨的環境將進一步惡化。三是疫情引發的我國內需市場疲軟導致市場型外資企業對華投資悲觀。穆迪預測，2020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降至3.5%，再創歷史新低。1-2月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3.7%。疫情將導致相關外資企業在短期內延遲、減少甚至取消對華投資。四是疫情短期對我國利用外資的負面影響已顯現，2月份下降25.6%。疫情對外資的負面影響已顯現，預計今年我國利用外資會有較大降幅。五是對餐飲住宿等傳統服務領域外資衝擊明顯。聯合國貿發會議的調查顯示，疫情將導致2020年消費服務企業平均利潤下調24%，其中航空運輸下調116%、酒店餐飲及娛樂下調41%；汽車和能源行業分別下降47%和208%。全球範圍內消費服務、汽車以及能源等領域直接投資供給明顯下降。疫情對我國交通運輸、住宿餐飲、房地產、批發零售等外資主導的傳統服務領域造成重大沖擊，汽車製造及能源行業受供應鏈斷裂的影響和油價衝擊，外資形勢也不容樂觀。
目前，國內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國內生產和消費也在逐漸恢復，而國外疫情還處於上升期和快速發展期，因此我國很可能成為外資的避險地。
與此同時，疫情發生也給部分領域利用外資帶來新機遇。主要表現在：一是對於疫情中暴露出的我國處於短板的服務領域，如醫療健康、研發（包括醫療研發）、信息服務、公共服務和公共治理等，我國應會加大力度推進發展，給外資更多機會；二是疫情阻礙了人員流動，依託互聯網等數字服務領域以及新技術帶來的新業態和新模式，如線上文化娛樂、線上購物、線上教育培訓等都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三是與疫情物資生產相關的製造領域，如口罩、呼吸機、醫藥以及相關的電力、智能製造等。
中長期看，我國利用外資的綜合優勢，如穩定的宏觀經濟增長、巨大的中高端消費市場等並未因疫情而出現量的減少或質的降低。相反，我國重新審視政府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務能力的不足，圍繞“放管服”，簡化及優化政府審批程序，加強“一對一”的服務，提高政府服務效率，同時，疫情催生了新業態和新模式，我國不斷放開市場準入，完善營商環境，為穩外資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穩外資工作，可從四個方面入手：
一是做好利用外資下降的預期和準備。各級政府應系統分析外資下降將對全國及地方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風險和問題，如對就業、投資、稅收、進出口、產業發展等的負面影響，做好措施儲備並適時出臺託底政策。
二是全面調研外資企業困難並解決實際問題。全面評估不同規模、不同行業、不同區域外資企業由於疫情產生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加大政策精準支持力度，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對中小外資企業尤其是衝擊力度大如消費服務類領域的中小企業進行救助式支持，以防出現大規模倒閉。對大中型外資建立“一對一”服務機制，及時有效解決企業面臨的各類難題。各級政府還應從根本上樹立企業優先、企業為主的意識，以服務企業為出發點來優化、簡化或取消政府審批的各類程序和流程，建立更加透明、穩定及可預期的監管環境。
三是修煉內功營造良好制度環境。依託《外商投資法》的實施，全面梳理我國現有與開放有關的法律法規及行業規章制度，推動系統廢改立工作，為下一階段引資營造更好的制度環境。
四是做好進一步開放措施儲備。各級政府要努力創造後疫情時代的開放新紅利，包括持續儲備一批自貿試驗區開放政策、自由貿易港開放政策，繼續搭建更多各具特色的開放發展平臺，為我國中長期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的經貿規則，釋放更大改革開放紅利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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