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地球上，人类的文明史上，总会发生一些让人惊奇和感叹的事情。下面讲述的这七个故事，就是属于这一类的。20世纪初，中国人为了民族的危亡和生存，焦虑、奋争、寻找出路。最后，不得不面对一场8年的战争。其间还伴随着一段转移国宝的艰辛历程。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总会在某个时刻提起的故事。1945年，抗战结束了，但国宝颠沛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很快，国共内战，使这批珍宝继续流离。
我们今天很难用过去那个时代的是与非、功与过，来评价这个故事。我想当年那些前辈们，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地转移这些国宝，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价值连城、精美、好看。在这些宝物身上，是不是也包含着中国人的一份情感寄托、文化寄托。或许他们通过这样的行为，试图保护和传承，中国人数千年来创造出来的那种生活方式和态度。在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太多太丰富的、无形的精神遗产，需要我们去琢磨传承。今天，中国人依然面临着心灵的文化颠沛和危机，还会有不少故事继续发生着。我们期待这些珍宝所传递出的优美、宁静、高远之人文精神，能在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真正的安家落户。
1925年1月5日，初冬的萧索之气已经开始在北平蔓延。就在这天，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冯玉祥的军队赶出了紫禁城。去时仓皇，宣统帝手里的苹果还没吃完。“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事务员后来清点文物时，在储秀宫的地上发现了这半个苹果。
宣统帝没能带走他的苹果，带走的是紫禁城里的一些皇室宝藏，却留下了故宫里的艺术珍藏，从此人人都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些国宝。但是由于战争，中国有了两座故宫博物院，一座在台北，一座在北京，各自怀着曾经相聚在一起的珍宝，隔海相望。
南迁避战火
1931年，“九一八”爆发，离东北只有200多公里的北平处于危险之中。如果这座文化古城沦陷，不仅人民受难，许多文物也将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此制定了周密的抢运计划，决定转移故宫文物至内地保存。
抢运计划不可谓不好，然而就算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宝的迁移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抢运计划一经提出，便引起各方争议。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迁往西安，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主张转至上海。而北平各阶层及普通市民则反对国宝南迁，他们认为文物固然重要，却比不上国土和人民，这时迁走文物，无疑会动摇人心，而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南迁会造成文物失散。当时不仅有以周肇祥为首的“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公开表示将以武力阻止南迁，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还经常接到恐吓电话:“你是不是要担任押运古物的工作？当心你的命!
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件更为荒唐的事情。1932年8月，北平政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原本是为研究如何保护故宫国宝一事，没想到与会人员不仅不对如何更好地保护国宝提出建议，反而形成了拍卖文物以购买500架飞机抗敌的荒谬决议。各界人士竭力阻止，这一风波才平息下来。
文物抢运计划直至1933年初仍未能正式实施。期间，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进行整理、挑选、装箱的工作。为防止文物途中破损，装箱是个相当重要的技术活。古籍文献好装，瓷器、玉器、青铜器等易碎易变形文物就更需要特别小心了。后来，整个南迁历时10余年，数十万件国宝历经波折但受损者几乎没有。这些文物，在陆颠沛流离了15年之后，又被运去了台湾。
从大陆到台湾
1947年12月，文物回到南京，存放在朝天宫库房。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办公处也设置在那里。朝天宫旁边有一座治山，山下平坦处修建了工作人员的宿舍。宿舍都是铁皮的活动房子，底下打桩，铁皮屋就立在木桩上，既可通风，人也可以弯腰钻进去，颇得孩子们的喜欢。铁皮屋冬冷夏热，并不适宜长期居住。条件虽艰苦，但在南京的这一年，倒是文物和人都相对比较安稳的一年。
这年的春天，中央博物院第一期工程在南京中山门内半山园竣工。中央博物院是1933年由蔡元培先生倡议成立的，还未正式开始运行，抗战爆发，中博的文物与故宫文物一道四处漂泊，又一道东归南京，并于5月29日至6月8日，联合故宫博物院一起在中博新馆内举办了两院联合展览。故宫展出历代名画和名窑瓷器，中博展出殷周铜器、汉代文物、历代帝王像、边疆民族标本和印度名画等。
徐蚌会战，解放军取得了胜利。文物战略性大转移的负责人杭立武更加开始忧心故宫国宝。
翁文灏，1889年出生于浙江瑾县，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比利时鲁凡大学)，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志》编成第一张全国地质图的人，他主导发现及开采了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
翁文灏此时正处于他人生中最焦头烂额的时候。这位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均享有极高声望的学者，不知怎么回事，在1948年5月，居然被蒋介石拉进了国民政府行政院，成为“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当然按惯例，也就同时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理事长。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翁文灏在任上仅6个月，“八一九”币制改革便遭到失败，金圆券大幅贬值，他的内阁也因此而解散。
翁文灏一开始不同意杭立武提出的迁台计划。内阁是11月3日提出计划的，杭立武找他商议转移文物时，他还是内阁的行政长官。作为行政长官，翁文灏必然要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当时徐蚌前线战事激烈，如果这时将大批国宝转移至台湾，消息传出去，民心军心势必动摇这个观点，与当初“九一八”之后北平市民反对文物南迁相似。
为慎重起见，正式开会之前，翁文灏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当时中国文化学术界中最具权威的几位人物请到了自己家中，请他们与自己一起来决定文物的最终命运。
1948年11月10日，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鸿宝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外交部5家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五机关联合办事处”，全权负责抢运两院文物赴台事宜，同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的明清绘本和军用地图18箱，国民政府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同故宫和中博的文物一起运台。
杭立武为这次文物转移申请了运输费金圆券28000元。若在平时，这钱也就够了。但这是战时，本身物价就极不稳定，兼之币制改革失败，金圆券随时都在贬值。金圆券由1948年8月开始发行，两个月后的1948年10月11日，北平《益世报》上便有一条消息称:币制改革以来，物价上涨10倍，北大教师饥寒所迫，不得已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到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就要4亿多金园券，等到1949年7月金圆券停止流通时，武真是纹尽了脑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终于下定决心转移文物，文物抢运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