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九一八
让我们缅怀每一位抗战先烈，历史将永远铭记，曾经的苦难不会被忘记。
历史线：勿忘九一八
1931年9月18日深夜，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一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来到沈阳市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仅800米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在那里引爆炸药炸毁小段铁路。并将三具身穿东北军制服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即所谓"柳条湖事件"。
这是以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一伙军国主义分子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们无中生有伪造现场，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然后以自己制造的事端为借口，发起侵略战争。
事发后，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即以"关东军司令官代理"的名义，命令驻扎在沈阳城附近的日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 旅毫无防备——旅长王以哲及3个团长均不在岗，仅参谋长赵振藩在位，被日军打得措手不及。东北军政最高长官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汉卿当时正在北平，沈阳方面一时联系不到张本人，于是根据事前预案，留守沈阳的主要负责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给北大营："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因此守军遵命未进行反击，任由日军冲入营区砍杀。第7旅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团长王铁汉事发后赶回指挥，但已无力回天只能突围撤走。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近万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击溃。
在日军独立守备队进攻北大营同时，关东军第2师团第29联队也开始炮击沈阳城。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部下令：驻辽阳的第2师团主力增援对沈阳方向；其余各部分别进攻长春等地。
19日晨，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下令打开城门，放日军进入沈阳。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沈阳、四平、营口铁路沿线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满清皇族）率部投敌，日军占领吉林市。至此，辽宁、吉林主要城镇均已沦陷。
10 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叛变投敌，随即奉日军命令进攻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10月16日，张部伪军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马占山指挥3个旅，共1.6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 11月18 日，守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黑龙江大部分城镇沦陷——日军怕引发苏联干涉，暂时不敢进攻哈尔滨。
关东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主力转向辽西地区。12月15日，日军进攻锦州。12月17 日，日本军部由本土和朝鲜调大批部队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团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932年1月3日，驻锦州的东北军奉命撤退，日军占领锦州。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团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团增援。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后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至此，东北三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完全沦陷。
九一八拉开了日本大规模侵华序幕，随后，日军步步紧逼。
1932年1月，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军制造上海"1·28"事变。
1933年1月，日军进犯长城喜峰口；同年3月，日军攻占热河。
1935年，日本特务机关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1936年8月，日军进犯绥远。
1937年7月，"7·7"事变，全面抗战爆发。
平行线：我的九一八
一、雾锁：穿越时刻
因为某种未知神秘力量，作为反日愤青的我，得到机会穿越至九一八的……
等我搞清楚状况，发现我穿越到一个小军官张某身上，此人曾任张汉卿副官，因为系张胡帅族人很受信任，曾代张传达命令。此时张某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部作战参谋，正随荣臻留守沈阳。
我的运气一如既往的差劲，没能穿越到张汉卿或荣臻身上——通过"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及关东军、朝鲜军不寻常的调动，东北军方面已觉察到日军可能挑衅，不管是张汉卿还是荣臻，只要能预见到日军行动肯定会加强沈阳防务；关东军的阴谋是建立在东北军没有准备的前提上的，鬼子再疯狂也不会故意去送死，那九一八就搞不起来了。
作为区区一个作战参谋，我终究是人微言轻，哪怕知道鬼子想干什么，也没有权力进行针对部署。
我知道鬼子头目坂垣征四郎性格坚毅，石原莞尔精于算计而敢于冒险，他们构成一个优秀组合。比我的老板强得太多。
张汉卿上位源自父荫，并不具备统帅素质。此人是典型的"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就拿1929年"中东路事件"来说，小张开始轻率撕毁条约搞单边行动，当苏联强力反弹大举反攻，他就怂了。其实当时老毛子内外交困，不愿节外生枝，如果东北军拼命硬扛，斯大林忌惮日本插手，未必敢坚持到底。
九一八前东北军并非没有应对日军挑衅的预案，总体态度是抵抗无益。姑且不论不抵抗政策本身对错，小张显然没有另一手应变准备，只知一棵树上吊死，非常没有远见。
留守沈阳的参谋长荣臻，号称东北军智囊，实际好谋无断——既然被主帅委以重任，关键时刻就应该担起责任，及时决断，而不是手足无措，满世界去找张汉卿。即使当时情形确实不允许抵抗，再怎么说也该拿出个可以让部下执行的方略，"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的荒谬命令，只能说明此人根本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
二、雨前：谋事在人
此时已经入夜，距事变不过几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内，我根本不可能说动这几位暮气沉沉的大佬，让他们按我的意志行事。
我很沮丧，但我不甘心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我只能先分析形势，估算一下可以应变的力量，先做一个未必用得上的计划，尽人事听天命。
我知道，1931 年正值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欧美列强都深陷其中，尽管它们并不情愿看到日本势力扩张，但无意直接干预。只有北方老毛子。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尚未显现，对经济危机有较强的抵御力，国力还在上升。他们长期控制中东铁路，有能力干预东北局势。但因为之前的"中东路事件"，中苏关系处于历史的最低点，老毛子主动帮助中国的可能性甚小。
我还知道，这时的东北军只能孤军奋战——常凯申本来就不是靠得住的盟友，更何况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自己内部还有一堆烂事要摆平，哪怕他愿意支援，也是有心无力。
根据张某的记忆：东北边防军总兵力大约28万人，其中较精锐的部分约15万人（包括东北军仅有的3个炮兵旅），已随张汉卿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守部队分散各地，部署在沈阳周边的不过一万余人；其中驻沈阳北大营的第7旅装备精良，号称精锐。但我心中有数，东北军本质上是一支未经近代化组织的半巡防营半土匪武装，没打赢过一次堂堂正正的会战，战斗力相当可疑——过去的将来1935年，东北军在直罗镇碰上了师老兵疲几个人用一条步枪的红军，绝对优势下却被打成灰孙子，还折了一员师长牛元峰，从此畏红如虎。
1931年日本关东军，下辖第2师团5000余人，分驻大连、沈阳、辽阳等城市；南满铁路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5000余人，部署在南满铁路沿线。另有旅顺要塞守备部队2000余人，以及沈阳、长春、抚顺、辽阳等城市的宪兵队约2000人。日本在东北地区还有大批所谓"在乡军人"，约一万余人，这些人都受过正规训练，征召入伍后可以很快形成战斗力，九一八前夕，这些人遵照密令集结到沈阳、长春等几个大城市待命。鬼子可用兵力达20000余人，其中约一半能够在一两天内投放到沈阳战场。此外，朝鲜军的19、20两个师团已集结在图们江畔，可视为关东军的预备队。
我越计算心越凉，东北军人数不少但驻扎分散，对关东军没有优势，而鬼子战斗力显然高于我军——我甚至觉得，在野战条件下，关东军有能力击败装备相当的且有3倍数量优势的东北军。
三、风起：机不可失
正当我几乎绝望时，时间已经到了23时左右，值班参谋突然接到第7旅参谋长赵振藩紧急电话：日军正在进攻在北大营。参谋长荣臻闻报大惊，心脏病突然发作，不省人事。
正在荣臻身边的我意识到机会降临，一面命人找医生急救，一面封锁消息，以荣臻名义召集长官公署留守各部负责人紧急开会商讨对策。由于一时联系不到主帅，众人不知所措，我争取到反日倾向明显的公署卫队团团长的支持，强迫他们服从我的命令——我申明将单独承担责任。
23：30，我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的名义，向赵振藩下令：允许自卫还击，具体战术安排由赵临机决断。
由于通信线路很快被破坏，我在下达命令后不久即与北大营失去联系。因时间太晚，派出的斥候侦察效果不佳，根据北大营方向枪炮声密集程度，众参谋判断日军至少出动大队规模，事态严重性已大大超出一般挑衅。鉴于北大营有近万兵力，大家估计可以支持，而沈阳城内只有长官公署卫队团不到2000人，显然不敷使用。于是我一边下令卫队团进入戒备状态，一边派人知会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希望能调动省防军支援。
匆匆赶到司令部的臧式毅，并没有答应我的请求，而是要求面见荣臻。当他得知荣病重不能理事，目前局势是我在自作主张，勃然大怒。他坚决拒绝我调用省防军的要求，并强烈敦促我收回抵抗命令，由他与日本领事馆交涉，在得到回复以前，我应该主动表示善意，放弃部队戒备，并打开城门放日军进城。
我震惊于臧的荒谬想法，无奈之下，只得将臧暂时扣押，以免他将想法付诸实施。然而我没能取得省防军的指挥权，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将卫队团收缩到长官公署附近，控制要点。出于谨慎的考虑，我命令火车站、机场、兵工厂等要点守备部队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
19日凌晨，我先后接到日军进攻四平、营口、抚顺、本溪、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城镇的报告，参谋们分析认为：日军不是挑衅，而是大规模入侵，随时可能进攻沈阳城。
为此，我再次同臧式毅面谈，向他阐明事态严重性，希望他能给予支持；无奈臧顽固不化，抱定既定方针，坚决不肯配合。
由于北大营战况一直不明，我的担心越来越大。天亮以后，沈阳城忽然遭到重炮轰击，这时斥候报称北大营方向枪声渐趋稀疏，参谋判断，日军已经攻陷北大营，即将转攻沈阳。
清晨5时，我电话联系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直到6时才找到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我告知熙洽目前的严峻形势，要求他尽快收拢部队，做好战斗准备。然而，熙洽断然拒绝了我的命令，他声称这与张副司令既定方针不符，不能执行。他还要求与荣臻直接通话，被我拒绝。
上午8时，日军约一个大队开始进攻沈阳，与卫队团交火。
上午9 时，我终于见到了第7旅的信使，这才知道具体战况：一开始，赵振藩凭借兵力优势，压制住突入北大营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随后日军从南北两路来援（第5大队和第29联队），并伴有间歇性重炮支援（事前秘密部署在虎石台军营的两门240毫米榴弹炮），两军在北大营内形成巷战。大约凌晨4时，又一路日军来援，击破防线，突入营区深处，参谋长赵振藩不幸被流弹击中阵亡，事发后及时赶回的620团团长王铁汉接替指挥，但大势已去，被迫突围撤走。第7旅目前撤至东大营待命，所部除620团建制比较完整，619团、621团均损失过半，已丧失战斗力。日军一部尾随监视，未投入战斗。
北大营战败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我意识到败势已成，沈阳已不可守。于是我安排信使迅速返回传达命令：确认王铁汉的指挥权，迅速整理部队，相机撤离。随后，我又向火车站、机场、兵工厂等要点守备部队下令，做好撤退准备，一旦接到撤退命令即破坏所有不能带走的物资设备，以免资敌。
上午10时，我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名义，向东北各地驻军发出明码电令：日军无视国际公法，无故进攻沈阳，命令各部发起自卫反击，授权各部长官自行决定战术。
11时，我接到了张汉卿的电话，张在得知荣臻病重不能理事后，严厉痛斥我轻率应战，勒令我立即交出非法窃取的指挥权，由卫队团拘押，听候处理；沈阳事务全权委托臧式毅。
失去卫队团支持后，我遵命释放了臧，并向他移交了指挥权，随后被逮捕，转送锦州，我的九一八结束了……
四、云变：牺牲价值
不出我所料，获得自由的臧式毅马上联系日军，并主动解除了武装。下午1时，日军开始进城；下午3时，从辽阳来援第2师团主力完全控制了沈阳；入夜时分，关东军司令部进驻沈阳。
值得庆幸的是，东大营部队、机场、兵工厂守备部队执行了我的命令——王铁汉率第7 旅残部严整撤离，尾随日军摄于其势不敢追击。在第7旅掩护下，沈阳机场放飞了大约80架飞机，携带大量重要物资人员避往北平，当日军逼近时，守备部队毅然炸毁了剩余100余架飞机，并破坏了机场设施；兵工厂守备部队也作了同样选择，他们炸毁了工厂设备，并将大批库存军火付诸一炬……
由于日军在北大营一战损失惨重——伤亡近700人，其中战死200余人，主要是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该部几乎丧失战斗力，为应对可能胶着的战事，原定进攻长春的骑兵第2联队被调往沈阳方向，第2师团第3旅团主力也放慢了进军长春的脚步。
19 日晨，独立守备第1大队600余人试探进攻长春外围，遭到优势守军抵抗后，即回撤待援。19日午夜，以第3旅团主力编成的日军长春支队赶到，随即进攻长春外围要点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守军不习夜战，很快被击溃。日军于20日拂晓开始进攻长春，当时大部分守军服从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的命令撤离，一部（守军1个团及收拢的外围溃军共4000余人）遵照我的电令坚持抵抗，激战至午夜，守军伤亡过半，于次日凌晨被迫投降——大部分于事后被杀害。
日军在长春休整两天，于23 日进犯吉林市，东北军驻吉林省负责人熙洽率主力主动撤离（不久后投敌），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拒绝执行熙洽命令，率部抵抗，由于力量悬殊，交战不利，于当日夜间主动撤退。其后该部渡过松花江，与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所部会合，共同编成吉林自卫军，继续抗战……
日军在9月的一系列作战中损失了近1500人，数支部队丧失战斗力，急需整补。且辽吉数十个重要城镇需要占领，日军不得不一再分兵，关东军机动兵力迅速下降到3000人以下。因此，日军不得不暂停攻势，一面巩固占领区，一面向国内求援，积极筹划北进。
10月1日，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动下，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叛变投敌，随即奉日军命令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张海鹏部伪军被黑龙江省防军击败，伤亡惨重。
10 月26日，整补完毕的关东军第2师团主力占领四洮铁路（四平--洮南）沿线主要城镇，完成了进犯黑龙江的准备。11月4日，关东军以第2师团第2 旅团主力6000人加以伪军熙洽、张海鹏各一部，编成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率军进行江桥抗战。战至11月15日，李杜、冯占海率吉林自卫军2万余人自哈尔滨方向来援，另以骑兵一部突袭张海鹏老巢洮南，张部伪军闻讯溃退，暴露了日军侧翼，缺乏准备的熙洽部伪军大败，几近全军覆没；日军也伤亡惨重，全线动摇，被迫撤退。中国军队赢得了第一次江桥抗战的胜利。
日本军部接到败报，随即增派本土混成第8 旅团，并将朝鲜军精锐编成混成第38旅团，由第20师团司令部指挥，增援北满战场。12月11日，重整旗鼓的关东军主力1.3万人再攻嫩江桥，激战五日，吉林自卫军不支败退，嫩江桥守军伤亡惨重，马占山被迫弃守省城齐齐哈尔，率部撤往克山、海伦。12月18日，日军兵临齐齐哈尔，忽然被日本政府制止前进。
此前，12 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照会日本政府，苏联在中东铁路利益不容侵犯。15日，远东苏军开始集结；18日苏军先遣队进占满洲里和绥芬河，形成东西对进态势。面对苏联干涉，关东军无奈放弃黑龙江攻势，将主力撤回松花江以南。马占山乘势返回齐齐哈尔，重建黑龙江省政府，随后马被迫接受苏军入境，在中东铁路沿线部署。
日军暂停黑龙江攻势后，将主力转向辽西地区。1932 年1月5日，关东军第2师团主力大举进攻锦州，第20师团司令部、混成第8旅团、混成第38旅团，均调往锦州方向，紧急调来的重轰炸飞行中队也猛烈轰炸锦州。1月16日，第2师团主力渡过辽河；1月22日，混成第8旅团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经过3天战斗，驻锦州的东北军第 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1月29日，第20师团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团占领锦州。至此，东北地区主要战事基本结束。
五、余波：蝴蝶翅膀
即使进行了抵抗，中国方面仍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几乎丧失了整个东北地区，辽吉两省被日军完全占领，黑龙江则实际沦为苏联的"保护地"——马占山、李杜、冯占海等不仅仅是存在的部队，作为"飞地"的黑龙江根本不具备养兵能力，除非他们决意投靠苏联，否则等待着他们的必然是大军溃散。
而日本人却不得不面对尴尬的局面：他们没有赢得全胜，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严重迟滞预定计划步骤，他们没能赶在苏联介入前控制局势。为此，他们不得不将主力调回，沿松花江一线布防，关东军已有兵力明显不足，必须再从国内动员。更糟糕的是，溥仪对一个残缺的满洲充满了疑虑，不愿意出面组织伪政府；没有这块政治遮羞布，"满洲国"显然就搞不起来，不得已退求其次，建立一个"自治政府"。而这意味着仍要同中国方面谈判，这是在真实历史中中国方面所没能得到的待遇，即使中国没能收回任何实质权益，谈判本身就意味着日本失分。
苏联自然是大赢家，但斯大林的目光仍然更多投在西方，这次干预，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力量展示，提醒日本人适可而止。毕竟，苏联的战略核心利益在欧洲，日本的威胁并非生死攸关——苏日对抗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失去海参崴和太平洋舰队，这一幕在1919年就发生过，最终以日军为主力的协约国军仍然灰溜的撤退了。
按后来的表现（1935年出卖中东铁路，1941年张鼓峰、坎门诺二役胜利后与日本媾和），苏联不会把日本人逼得太狠，最终仍将选择妥协，"满州国"还是会建立起来的。当然，斯大林也不会轻易放手，他也不可能把一个完整的黑龙江留给日本，尽量搜刮财富当是应有之意；而且苏联可能进行漫长的外交扯皮，以尽量延迟交付期限，直到勒索到相应的回报。
评估：两条路线
即使有我先知先觉的参与，九一八悲剧还是不可避免，因为战前中国就注定了败局——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中国在东北保留象征意义存在，"满洲国"被推迟，而这还是建立在苏联干预的基础上的。对中国来说，被苏联或是被日本占领，并没有本质区别。
然而，这只是静态的看待中国方面的直接利益损失，从另一个角度看，日本的损失何尝不是中国的收获——如果能在早期进行有组织抵抗，至少能推迟关东军掌控全局的时间；如果再加以有计划的坚壁清野，日本人可能要花大力气重建；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拖到苏联干预到来。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无疑将给日本控制东北带来很大麻烦，他们很可能需要比真实历史上长得多的时间来巩固占领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是不是还能马不停蹄、咄咄逼人谋夺华北，就两说了。按照某些人的说法，不抵抗是在韬光养晦，那么多休养生息几年岂不更好？
事实上，坂垣和石原的冒险给后来者树立了榜样，随后的几年中，跃跃欲试的日本中下级军官一再制造事端，意图扩大侵略——挑起"7·7事变"的直接责任人森田彻、一木清直之流就是在前辈成功的鼓舞下，将日本带入全面侵华的。如果当时坂垣和石原没有取得全胜，甚至像河本大作那样受到处罚，这些后来者就未必有胆量依样画葫芦。
也许有人会说，没被日本占了，被苏联占了更坏。老毛子确实不是善良之辈，干的坏事也不比日本人少到哪去，问题在于此一时彼一时——乔大叔不会在30年代和日本人较真，插一脚进来多是搅局。更何况在当时，日本的威胁远大于苏联——苏联同样打算从中国身上"割一块"，而日本的野心不止于此，意在吞并全中国。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说法，至少也该建立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态势上，如果一方已经岌岌可危，当然是火烧眉毛先顾眼前，先解决眼前危机再说。
综上所述，适当的抵抗至少不会将局面弄得更坏。
写在后面的话
记得有一个朋友曾就九一八的不抵抗政策打过一个比方——一个人手上长了毒疮，去除的方法有多种，最笨的就是将整支手臂砍掉，不抵抗正是最笨的方法。
开始我对他的看法颇以为然，后来我觉得这个比方还是有些不到之处的——将整支手臂砍掉未必不是可行之策，所谓"毒蛇啮臂，壮士断腕"，毒疮严重到危及生命的地步，切除手臂也是一个解决办法（总比坐视不管好）。
问题在于，"断腕"决不是把手臂一砍了事那么简单，如果没有有效的后续处理（包扎、消毒等），等待这位"壮士"的，必然是流血过多或伤口感染，最终一命呜呼……
九一八既成事实之后，中国当权者们作了什么"后续处理"吗？积极接应撤退？妥善安置难民？还是厉兵秣马，防范敌人得寸进尺？都不是，就是一个撤字，继续不抵抗，听任敌人扩大侵略。对此我好有一比——
一个人被一头恶狼咬住了手臂，此人既没有力量打跑恶狼，也没有办法摆脱攻击，而是听任恶狼嘶咬，直到整条手臂被咬断——断臂之后，此人并不止血消毒，而是坐等恶狼继续嘶咬身体其他部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