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地球上，人類的文明史上，總會發生一些讓人驚奇和感嘆的事情。下面講述的這七個故事，就是屬於這一類的。20世紀初，中國人為了民族的危亡和生存，焦慮、奮爭、尋找出路。最後，不得不面對一場8年的戰爭。其間還伴隨著一段轉移國寶的艱辛歷程。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總會在某個時刻提起的故事。1945年，抗戰結束了，但國寶顛沛的故事並沒有結束。很快，國共內戰，使這批珍寶繼續流離。
我們今天很難用過去那個時代的是與非、功與過，來評價這個故事。我想當年那些前輩們，冒著生命危險，千辛萬苦地轉移這些國寶，不僅僅是因為它們價值連城、精美、好看。在這些寶物身上，是不是也包含著中國人的一份情感寄託、文化寄託。或許他們通過這樣的行為，試圖保護和傳承，中國人數千年來創造出來的那種生活方式和態度。在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中，有太多太豐富的、無形的精神遺產，需要我們去琢磨傳承。今天，中國人依然面臨著心靈的文化顛沛和危機，還會有不少故事繼續發生著。我們期待這些珍寶所傳遞出的優美、寧靜、高遠之人文精神，能在當代中國人的內心，真正的安家落戶。
1925年1月5日，初冬的蕭索之氣已經開始在北平蔓延。就在這天，中國最後一位皇帝溥儀被馮玉祥的軍隊趕出了紫禁城。去時倉皇，宣統帝手裡的蘋果還沒吃完。“清室善後委員會”的事務員後來清點文物時，在儲秀宮的地上發現了這半個蘋果。
宣統帝沒能帶走他的蘋果，帶走的是紫禁城裡的一些皇室寶藏，卻留下了故宮裡的藝術珍藏，從此人人都有機會親眼目睹這些國寶。但是由於戰爭，中國有了兩座故宮博物院，一座在臺北，一座在北京，各自懷著曾經相聚在一起的珍寶，隔海相望。
南遷避戰火
1931年，“九一八”爆發，離東北只有200多公里的北平處於危險之中。如果這座文化古城淪陷，不僅人民受難，許多文物也將遭受不可估量的損失。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為此制定了周密的搶運計劃，決定轉移故宮文物至內地保存。
搶運計劃不可謂不好，然而就算在這樣的危急關頭，人與人之間的爭鬥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國寶的遷移牽扯到太多人的利益，搶運計劃一經提出，便引起各方爭議。國民黨元老張繼主張遷往西安，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主張轉至上海。而北平各階層及普通市民則反對國寶南遷，他們認為文物固然重要，卻比不上國土和人民，這時遷走文物，無疑會動搖人心，而且古物一散不可複合，南遷會造成文物失散。當時不僅有以周肇祥為首的“北平市民眾保護古物協會”公開表示將以武力阻止南遷，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還經常接到恐嚇電話:“你是不是要擔任押運古物的工作？當心你的命!
這中間還發生過一件更為荒唐的事情。1932年8月，北平政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原本是為研究如何保護故宮國寶一事，沒想到與會人員不僅不對如何更好地保護國寶提出建議，反而形成了拍賣文物以購買500架飛機抗敵的荒謬決議。各界人士竭力阻止，這一風波才平息下來。
文物搶運計劃直至1933年初仍未能正式實施。期間，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一直在進行整理、挑選、裝箱的工作。為防止文物途中破損，裝箱是個相當重要的技術活。古籍文獻好裝，瓷器、玉器、青銅器等易碎易變形文物就更需要特別小心了。後來，整個南遷歷時10餘年，數十萬件國寶曆經波折但受損者幾乎沒有。這些文物，在陸顛沛流離了15年之後，又被運去了臺灣。
從大陸到臺灣
1947年12月，文物回到南京，存放在朝天宮庫房。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辦公處也設置在那裡。朝天宮旁邊有一座治山，山下平坦處修建了工作人員的宿舍。宿舍都是鐵皮的活動房子，底下打樁，鐵皮屋就立在木樁上，既可通風，人也可以彎腰鑽進去，頗得孩子們的喜歡。鐵皮屋冬冷夏熱，並不適宜長期居住。條件雖艱苦，但在南京的這一年，倒是文物和人都相對比較安穩的一年。
這年的春天，中央博物院第一期工程在南京中山門內半山園竣工。中央博物院是1933年由蔡元培先生倡議成立的，還未正式開始運行，抗戰爆發，中博的文物與故宮文物一道四處漂泊，又一道東歸南京，並於5月29日至6月8日，聯合故宮博物院一起在中博新館內舉辦了兩院聯合展覽。故宮展出歷代名畫和名窯瓷器，中博展出殷周銅器、漢代文物、歷代帝王像、邊疆民族標本和印度名畫等。
徐蚌會戰，解放軍取得了勝利。文物戰略性大轉移的負責人杭立武更加開始憂心故宮國寶。
翁文灝，1889年出生於浙江瑾縣，中國近代地質學奠基人之一，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比利時魯凡大學)，第一個撰寫《中國礦產志》編成第一張全國地質圖的人，他主導發現及開採了中國第一個油田玉門油田。
翁文灝此時正處於他人生中最焦頭爛額的時候。這位在國內、國際學術界均享有極高聲望的學者，不知怎麼回事，在1948年5月，居然被蔣介石拉進了國民政府行政院，成為“行憲”後的第一任行政院長，當然按慣例，也就同時兼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的理事長。知識分子就是知識分子，翁文灝在任上僅6個月，“八一九”幣制改革便遭到失敗，金圓券大幅貶值，他的內閣也因此而解散。
翁文灝一開始不同意杭立武提出的遷臺計劃。內閣是11月3日提出計劃的，杭立武找他商議轉移文物時，他還是內閣的行政長官。作為行政長官，翁文灝必然要從全局出發考慮問題。當時徐蚌前線戰事激烈，如果這時將大批國寶轉移至臺灣，消息傳出去，民心軍心勢必動搖這個觀點，與當初“九一八”之後北平市民反對文物南遷相似。
為慎重起見，正式開會之前，翁文灝把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當時中國文化學術界中最具權威的幾位人物請到了自己家中，請他們與自己一起來決定文物的最終命運。
1948年11月10日，翁文灝、朱家驊、王世傑、傅斯年、徐鴻寶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外交部5家單位各出一人組成“五機關聯合辦事處”，全權負責搶運兩院文物赴臺事宜，同時，國立北平圖書館珍藏的明清繪本和軍用地圖18箱，國民政府外交部的重要檔案和國際條約文本也隨同故宮和中博的文物一起運臺。
杭立武為這次文物轉移申請了運輸費金圓券28000元。若在平時，這錢也就夠了。但這是戰時，本身物價就極不穩定，兼之幣制改革失敗，金圓券隨時都在貶值。金圓券由1948年8月開始發行，兩個月後的1948年10月11日，北平《益世報》上便有一條消息稱:幣制改革以來，物價上漲10倍，北大教師飢寒所迫，不得已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進行借貸，以維持生計。到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價格就要4億多金園券，等到1949年7月金圓券停止流通時，武真是紋盡了腦汁。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終於下定決心轉移文物，文物搶運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