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緣何一次次走向戰爭？
上至世界頂尖的優秀人才，下至普通的日本百姓，為何認定“唯有戰爭才是出路”？
這些問題或許沉重，但每到像紀念“九一八”事變這樣的日子，我們總會為此陷入沉思。
近日，一本暢銷日本10年的歷史書《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簡體中文版首次面世。作者加藤陽子是日本東京大學歷史學教授、戰爭問題研究專家，書中內容源於她面向日本中學生所做的為期5天的講座。
《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作者：【日】加藤陽子，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說到為什麼要寫這樣一本書來揭露日本過去發動戰爭時所利用的種種說辭？
加藤陽子直言自己一直抱有這樣的疑問：如果自己也生活在那個時代，是否同樣會被國家的那些說辭所欺騙，很怕自己可能也看不穿那些冠冕堂皇的話。
過去，日本利用日俄戰爭的回憶，將“九一八”事變正當化。利用過去戰爭的觀念與歷史，為新的戰爭進行背書，她認為，這種行為，值得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警惕。
文 | 加藤陽子
選摘自《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
“人為”發動的“九一八”事變，
“偶然”爆發的中日戰爭
大家好。今天的話題關於“ 九一八” 事變與中日戰爭。“九一八”事變是在1931 年（昭和六年） 9 月18 日，按照關東軍參謀的計劃發動的事件；中日全面戰爭則是以1937 年7 月7 日的小規模武力衝突為導火索而爆發的。
請注意，“九一八”事變是“人為”發動的，而中日戰爭在某種意義上是“偶然”爆發的。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等人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年之前的1929 年就已經開始策劃有關行動。關東軍是指日俄戰爭之後，為了守衛在戰爭中從俄國手中奪取的關東州租借地（以旅順、大連為中心的區域）和中東鐵路南部支線（日本稱之為南滿洲鐵道）而設置的部隊。“九一八”事變中，關東軍自行炸燬了一段南滿鐵路，並誣陷是中國軍隊所為，然後對位於遼寧省奉天（瀋陽）的張學良的軍事據點發動了進攻，並在短時間內就佔領了東北的諸多要地。
當時，張學良是東三省的政治和軍事統治者，作為一名年輕的地方領導人，他也和南京國民政府的蔣介石建立了不錯的關係。9月18日晚上，張學良並不在東北，而是在北平（今北京，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後對北京的稱呼）。這也是日本一手策劃的，日本的特務機構通過在華北發起反張學良的動亂，使得張學良前往鎮壓，離開了東北。張學良還帶走了11 萬東北軍的精銳，越過萬里長城進入關內。
關東軍為什麼要在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前策劃這樣複雜的陰謀呢？原因在於雙方兵力懸殊。關東軍由兩年輪換一次的日本內地派來的師團和獨立守備隊組成，總兵力不過1 萬人，而張學良麾下的東北軍兵力達到了19 萬人。戰後，石原莞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為人證進行了陳述，他講述了為對抗裝備完善的20 萬東北軍，只有1 萬人、裝備並不佔優的關東軍是如何仔細規劃作戰的，但是對於如何策劃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卻絕口不提。石原所說的兵力差距，除了把19 萬東北軍說成20 萬人以外，大體上是客觀的。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東北軍中有11 萬人並不在東北，這一點石原卻沒有說出來。
相對於“九一八”事變的嚴密計劃，中日全面戰爭的導火索——盧溝橋事變，卻是“偶然”發生的。不過，盧溝橋事變的發生有著結構性的原因，而且中日之間的矛盾積累已久，最終引起質變，爆發戰爭並不奇怪。盧溝橋始建於12 世紀，橫跨北京郊外的永定河，馬可· 波羅曾在《馬可· 波羅遊記》中盛讚這座橋的美麗。1937 年7 月7 日，當時被稱為中國駐屯軍的日軍在盧溝橋北側的河道附近進行夜間演習時，與中國第二十九軍發生了小規模衝突。
提到結構性原因，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之後，清政府與列強簽署了《辛丑條約》。根據這一條約，日本與英、法、德、俄等列強一樣，能夠以保護在中國的本國人為理由，在天津附近派駐軍隊，中國駐屯軍就是以此為根據被派駐到盧溝橋附近的。這從條約上看倒是沒有問題。
但是，在盧溝橋事變發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36 年6 月，日本在事先未與中國協商的情況下，單方面將駐軍從1771 人增加到5774 人，兵力一下子變成了原來的3 倍，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新增的軍隊需要新的駐地，於是就新建了兵營。這時候新建的豐臺兵營就與盧溝橋事變直接相關。豐臺位於北京西南郊區的鐵路交會處，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中國軍隊的駐地也在豐臺附近。日軍就是在這樣的地方射擊空包彈進行夜間演習的。而且在事變發生當晚，日軍是配發了實彈的。在這種情況下，反倒是不出事才會讓人覺得奇怪。
當時的日本人，如何看待“九一八”事變？
高達88%的東大學生同意為了滿蒙地區使用武力
在說明“九一八”事變和中日戰爭的原因及發展過程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當時的人們是如何看待“九一八”事變和中日戰爭的，以及人們在那種情況下的感受。下面引用的是長期在京都大學講授教育學的竹內洋教授在其著作《丸山真男的時代》裡介紹的一個故事。
1931 年7 月，恰好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前的兩個月，對現在的東京大學，當時被稱為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進行過一次意見調查。在那次調查中，首先向學生們提問：“為了滿蒙地區（滿洲南部和內蒙古東部地區）而使用武力，是否正當？”
滿蒙到底是什麼？今天我們講課的重點之一，就是要弄清楚這個地區的情況，稍後我會進行更詳細的說明，在這裡大家可以先簡單地認為，滿蒙是日本在日俄戰爭以後所獲得的權益的集中地。
對於這個問題，用“是”或者“不是”來回答，大家認為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呢？
——……不太確定，因為那是“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前，回答是“正當”的人大概會有六成吧。（加藤陽子講座上學生的回答）
認為會超過一半，是吧？實際上是更多，高達88% 的東大學生回答了“是”。這個結果挺讓我感到意外的。再仔細研究調查的內容，就會發現，其中有52% 血氣方剛、性情急躁的男生認為“應該立即使用武力”。“九一八”事變以後，報紙和廣播肯定會積極報道事變的消息，所以如果是在事變發生以後，這樣的調查結果倒是還能理解。
順便一提，日本的廣播是從1925 年（大正十四年）開始放送的。從1932 年2 月開始，日本有了對廣播簽約收聽者的準確統計，那時候收聽家庭已經超過100 萬戶。太平洋戰爭時，這個數字達到了600 萬戶。換句話說，當時全國45% 的家庭有了收音機。雖然我們現在覺得房間裡的聲音大到讓別人聽見挺難為情的，但是過去的人就喜歡開著很大的音量聽廣播。所以近半數的家庭擁有收音機的話，全國人民大概都可以聽廣播了吧。在這樣的環境下爆發“九一八”事變，坊間又充斥著支持軍部的報道，確實容易產生“也許確實需要使用武力”這樣的想法。但是，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的問卷調查中，就已經有那麼多的東大學生支持動武了。
當然，在回答“是”的學生中，也有36% 的人認為，“應該在外交手段用盡之後，再使用武力”；還有12% 的學生回答，“不能使用武力”。但是，這依然不能改變有近九成的學生認為可以開戰的事實。一般而言，接受過學術訓練、擁有社會科學知識的人，對外國的偏見會比較少，看法也會更為寬容。擁有知識的理智頭腦應該具有同理心，理應會認為“中國因為自己的國情而有自身的問題，日本也一樣”。但是在經過了大量學習，擁有各種知識的東大生裡，卻有88% 的學生對於使用武力回答了“是”，這一點讓我深感詫異。
書中插圖，【日】牧野伊三夫 繪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同樣也以東大學生為對象進行了問卷調查。不論是現在還是過去，人們總是對東大學生的舉動充滿關注。這次的調查是由憲兵進行的，憲兵司令官在9月30 日將調查結果提交給陸軍大臣。這麼珍貴的史料能留下來真是不容易。對了，大家知道什麼是憲兵嗎？
——軍隊裡的警察。（加藤陽子講座上學生的回答）
沒錯。憲兵原本是為了打擊軍隊內部的犯罪而設置的，直屬於陸軍大臣，但是對一般國民也能行使超越警察的權力。因為憲兵不僅在軍隊內部擁有司法警察權，對於一般人也可以行使這項權力，所以憲兵也會接受司法大臣的領導，根據《治安警察法》和《治安維持法》來約束國民的思想。憲兵的存在，讓昭和時期的言論空間變得更加狹小。所以一說起戰爭時期的狂熱，一般都會提到憲兵。
這次調查是在由陸軍軍人主講的“國防思想普及演講會”上舉行的。一般而言，在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軍人會被認為是些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傢伙，是被討厭的角色。 當時的學校裡有軍事訓練課，大概是因為以前在這樣的課上被軍隊的教官整得厲害，所以也引起了大家對軍人的反感吧。陸軍省對這一點倒也心知肚明，所以派往東大這樣的學校的講師，一般都是陸軍選派到東大經濟學部等地方進修過的優秀軍人。因此也就不會出現因為講話非常無聊，被學生喝倒彩趕下臺去的情況。
陸軍軍人在充分說明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理由之後，對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問卷上有兩個問題：“第一，你們認為滿蒙地區是日本的生命線嗎？”“第二，你們覺得應該通過軍事行動來解決滿蒙地區的問題嗎？”雖然我也說不上明確的理由，但是總覺得這種問卷已經預設好了答案。果然，在被調查的854 名學生中，有九成的學生對兩個問題都回答了“是”。
把剛才提到的大學意見調查和憲兵的調查放在一起思考的話，會發現很有趣的一點，“九一八”事變前後的調查結果幾乎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即使是在那些被認為應該對國家的行為具有批判精神的群體中間，也已經存在著戰爭一觸即發的情緒。 從這一點就可以知道，在當時的日本國民中間，存在著關於滿蒙問題的某種理解，並且這種理解具有相當高的一致性。而關於這種具有一致性的理解是如何在國民的意識中積累起來的問題，也是今天講座的主題之一。
而對於中日戰爭，
當時的日本人根本不認為這是一場“戰爭”
我們已經瞭解了人們對於“九一八”事變的看法，接下來再瞭解一下當時人們對中日戰爭的看法吧。有趣的是，與其說當時的人認為中日戰爭是好還是壞，支持還是不支持，倒不如說日本人根本就不認為這是一場“戰爭”。我們曾經提到過華中派遣軍司令部和近衛文麿首相的智囊們的看法。當時曾經出現過“報復”和“剿匪戰”的觀點，大家還記得嗎？
——明明是一場戰爭，卻不把對方視作戰爭的對手，以及當時的日本與現代美國之間相似的地方，這些都令人感到意外。（加藤陽子講座上學生的回答）
確實如此。不把戰爭視作戰爭，這一點很有衝擊性。再舉一個例子，當時在大藏省預金部擔任課長的精英官員毛裡英於菟，曾在1938 年11 月發表探討中日戰爭的文章，題目是《作為“東亞一體”的政治力量》。他認為，“ 日支事變”（當時對中日戰爭的稱呼）是日本等“東亞”各國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統治下的世界發起的“革命”。毛裡所說的東亞，是指日本以及處於日本統治之下的中國臺灣、朝鮮，1932 年由關東軍支持建立的所謂“滿洲國”，此外，恐怕還要加上處在日本佔領下的中國。由上述這些區域組成的東亞，面對以英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國家，正在嘗試進行革命。中日戰爭就是這場革命的組成部分，所以中日戰爭並不是戰爭，而是革命，相當奇妙的想法吧。
——當時的日本人沒有把中日戰爭視作為一場戰爭，這種看法好像一直延續到了現代，而且人們在今天似乎仍然繼續著這種錯誤的認識。（加藤陽子講座上學生的回答）
那就讓我們來思考一下，為什麼當時的人們會產生這種奇妙的感覺和奇怪的看法。從毛裡的言論中可知，當時日本的精英官員們並不認為戰爭是破壞，而是一種更有積極意義的行動。
“九一八”事變為何發生？
因為“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
解釋林肯的演說時，曾經提到盧梭的《戰爭與戰爭狀態》。所謂戰爭，是指對關乎敵國主權的重大問題，或是對構成敵國社會的基本原理進行挑戰和攻擊的行動。關於這一部分，請大家務必讀一讀在東大法學部講授憲法的長谷部恭男教授的著作《何謂憲法》（巖波新書）。總之，當一國的國民對另一個國家抱著類似“那個國家的舉動已經威脅到我們的生存”，或者“那個國家要否定我們國家的歷史”之類的想法時，就已經有了發動戰爭的傾向。
書中插圖，【日】牧野伊三夫 繪
“九一八”事變之前，近九成的東京帝國大學學生贊成為了滿蒙問題而使用武力，這是不是就意味著當時的日本人普遍認為滿蒙問題已經威脅到了日本的主權，或是對構築起日本社會的基本原理形成了挑戰呢？
大家還記得松岡洋右嗎？他在巴黎和會後辭去了外交官職務，成了隸屬於立憲政友會的眾議院議員。在1930 年（昭和五年）12月開始的第59 次帝國議會期間，松岡第一次以議員的身份發表了演說，就是在這次議會上，他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號：“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松岡進行這一演說的目的在於，抨擊濱口雄幸內閣的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所推行的“協調外交”。
松岡的主張有兩點：第一，不論是經濟上還是國防上，滿蒙地區都是日本的生命線；第二，日本國民的要求在於“作為生物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權”。把滿蒙的土地比作生命線，還用了“作為生物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權”這樣的說法，松岡試圖用這樣的論述，說明滿蒙問題確實關乎日本國家的生存和主權。
一般來說，滿蒙是指滿洲南部與內蒙古東部這兩塊區域，大致相當於1932 年建立的“滿洲國”的南半部分。明治時期，爆發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那時候對日本來說，朝鮮半島最為重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大正時期，日本關注的焦點則在山東半島，還沒有多少人對滿洲抱有興趣。那麼為什麼到了1930 年左右，這個區域會變成對日本來說無法割捨的存在呢？
剛剛說滿蒙是指滿洲南部與內蒙古東部，那麼滿洲又是指哪裡呢？滿洲其實是個音譯詞，被稱作“Manju”的民族原本居住在這片土地上，日本人將這個名字配上日語中讀音相近的漢字，於
是就寫作“滿洲”。在戰後的日本，“洲”字不再常用，所以有時候也寫作“滿州”。不過，在松岡等人拋出滿蒙問題的“昭和戰前期”，報紙等出版物肯定全部是用“滿洲”這樣的寫法的。
在清朝的地方制度下，滿洲大致相當於東三省（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所在的地區。所以，滿洲在日本也經常被稱作中國東北部，或者東三省。日俄戰爭以後，這個區域的北部被俄國控制，南部則成了日本的勢力範圍。在戰爭結束之後，俄國和日本倒是能坐下來好好商量了。1907 年第一次西園寺公望內閣時期，雙方商討了如何劃分滿洲的鐵路和電信事業。在第一次日俄協約的秘密條款中，正式確定了雙方在滿洲的勢力範圍，北部歸俄國，南部歸日本。
那個時代可真是野蠻啊，明明是主權屬於清朝的土地，就這樣被俄國和日本任意地瓜分了。
書中插圖，【日】牧野伊三夫 繪
大家可以去地圖上看看琿春所在的位置，這個地方現在屬於中國吉林省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想象一下自己握著筆，從這裡出發向左畫一條線，通過吉林後再進一步向左前進，一直畫到蒙古國與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的國界線為止。這樣形成的一條線，就是俄國與日本勢力範圍之間的分界線。這條分界線以下的部分，或者說地圖上的南半部，就是南滿洲。
那麼，滿蒙地區的另外一個部分——內蒙古東部又是指哪裡呢？ 1912 年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時，日俄兩國締結了第三次日俄協約。這次協約中的秘密條款規定，以東經116°27′線（中國首都北京就在這條線上）為界，該線以東的內蒙古部分為日本勢力範圍，以西則是俄羅斯勢力範圍。用一條經過北京的經線，就簡單地決定了各自的勢力範圍，同剛剛提到的滿洲南北分界線的確定一樣，都是非常野蠻的行為。從當時日本的認識來說，大概是認為如果不與俄國達成這些協議，內蒙古東部、西部還有今天的蒙古國，都會被俄國收入囊中。
當時的中國正處在清朝滅亡、新國家誕生的時期，對於這個新誕生的國家，今後應該如何投資呢？英國一邊邀請美、德、法三國商討對策，一邊企圖維持自己強有力的領導地位。對於英國的行動，日本與俄國並不贊同。儘管日本與俄國鄰近中國，但是不同於英、美、德、法等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個國家不論在資本還是技術方面都明顯落後。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共同點，所以日本和俄國才會在日俄戰爭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互相承認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保持了某種程度上的協調關係。
1917 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政治體制居然一下子從帝制變成了共產主義。於是，新建立的蘇聯政府不僅披露了沙皇俄國與日本締結的秘密條約，而且連同沙俄與其他列強之間的秘密條約也全部一一向全世界做了揭發。承認滿洲南部與內蒙古東部是日本勢力範圍的國家就這麼消失了。
當然，國際法在慣例上依然承認通過戰爭簽署的條約效力。所以《樸次茅斯和約》以及日本與清政府之間基於《樸次茅斯和約》簽署的《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中，日本得到的各種利權在沙俄滅亡後仍然得以延續。但是，長期以來與日本在中國問題上共進退的國家滅亡了，這一點的影響是很大的。
不僅如此，中國的政治體制也發生了改變，清王朝滅亡後，建立起了中華民國。在國際情勢轉變如此激烈的情況下，先前條約所規定的利權之中最重要的部分，諸如旅順、大連的租借權，中東鐵路南部支線（即南滿鐵路）的經營等，因為在條約中有明確的規定，所以不會出現問題。但是，中日雙方在締結條約的時候，還存在沒有談攏的內容，雙方對於這些內容的解釋並不一致，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其中的灰色地帶就會漸漸擴大，引起問題。
條約的灰色地帶
關於滿蒙問題的條約灰色地帶，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在中東鐵路南部支線，也就是南滿洲鐵路沿線派駐鐵路守備兵的權利；另一方面，則是中方不能鋪設可能與南滿鐵路平行的幹線和支線鐵路。
鐵路守備兵是關東軍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對日本來說，在鐵路沿線駐兵的權利非常重要。
但是，在日俄戰爭後不久，清政府主張因為之前並沒有將這種權利給予俄國，所以俄國把這種權利讓給日本的做法根本沒有根據。日本則認為，因為俄國與日本已經締結條約，互相承認了派兵守衛鐵路的權利，所以中國無權提出異議。就這樣，日本與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對立。另外，關於禁止南滿鐵路平行線的條款，日本主張該問題已在《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的秘密協定書中寫明。但是實際上，這些內容只是被記錄在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會議記錄當中，而並沒有寫成秘密協定書。
這種經常出現在兩國條約裡的灰色地帶，在儘可能不損害雙方利益的基礎上，大部分通過兩國政府圍繞條約的解釋所進行的磋商對話來解決。通過磋商來填補條約中的灰色地帶，是專業外交官的職責之一，同時也是外交工作中不為常人所知的樂趣之一吧。
關東軍策劃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政府內部以外交官為中心的一部分官員，對於滿蒙問題還是有著相當清醒認識的。他們明白，對於日本所主張的滿蒙特殊權益，西方列強並沒有像日本想象的那樣予以承認。1928 年（昭和三年） 7 月，外務省亞洲局主管對負責中國外交事務的有田八郎局長寫信說道：
關於日本在東三省擁有特殊權益這一點，各國曆來多有爭論。至今為止，各國都沒有對此予以承認。最近，英國外交大臣在下議院回答勞動黨議員的質詢時，也表示英國不承認日本在滿洲擁有任何特殊權益。
有田直白地承認，日本雖然主張自己在滿蒙地區擁有特殊權益，但是實際上並沒有獲得列強的認可。當時，英國外交大臣在回答下議院議員的質詢時，就表示自己不認為日本在滿蒙地區擁有特殊權益。在這樣的分析之後，有田主張通過和平的經濟方式，對實際控制著東三省的張學良施加影響，從而守住日本一直以來在滿蒙擁有的權益。
同一時期，因為張學良正在接近南京國民政府，所以日本陸軍中已經有人計劃推翻張學良政權，從而在國民政府控制滿蒙之前，搶先將滿蒙分離出去。有田很有可能就是針對軍部的這種滿蒙分離論而寫下了上面的言論。
1931年3月3日，即松岡洋右在議會上口若懸河，提出“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之後不久，參謀本部第二部（掌管情報的部門）部長建川美次發表了一次演講，其中部分內容是這樣的：
明治三十八年（1905 年）十二月日清條約的秘密議定書已經規定，與滿鐵平行的鐵路會損害滿鐵利益，故而禁止鋪設，但是（中國方面）卻無視這一決議，我國雖然一再抗議，但中國仍在建設平行的鐵路線。
建川因為中國沒有遵守條約規定，建設滿鐵平行線路而大發脾氣。這種對於條約灰色地帶的解釋，並不是基於雙方的磋商，而是單純認為自身毫無過錯，對方才是條約的破壞者。這種解釋要將灰色的部分明確區分開，形成非黑即白的局面。當時，陸軍的在鄉軍人（非現役的預備役、後備役軍人）正在全國各地舉行國防思想普及演講會，全力對國民進行煽動。 建川的講稿也被作為這些演講會的參考模板之一，廣為流傳。
陸軍對於舉辦這樣的演講會有著異常的熱情。美國優秀的研究者路易絲· 楊（Louise Young）在她的著作《總動員帝國》（Japan’s Total Empire）一書中列出了這樣的數據：
根據憲兵的記錄，“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全國6500 萬人口之中，有1655410 人參加了1866 次演講會。
這些演講會上的言論基本都主張，中國侵害了日本在條約上獲得的權利。軍方煽動說，因為中國這種破壞條約的舉動，讓日本的生存權受到了威脅。這就形成了盧梭所說的，原理上的對立。
書中插圖，【日】牧野伊三夫 繪
日本有著這樣的強烈信念，即在以前的戰爭中，日本在付出了很多士兵的生命以及金錢的代價以後才終於獲勝，所以簽訂條約所獲得的權益無論如何不能放手。只要閱讀一下關東廳（日本在關東州租借地與滿鐵附屬地實行統治的機構）出版的書籍，就可以明確地感受到這種信念。這本名為《滿蒙權益要錄》的書，由關東廳在1931 年12 月編纂完成，也就是“九一八”事變爆發3 個月之後，國際聯盟選出李頓調查團成員的時候。
當政府需要的時候，人們就會按照政府的希望去行動
剛剛說到的日本最低限度的生存權受到了威脅，以及生命線、生存權之類的說法，有人覺得好像有點太誇張了吧。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分析一下日本所主張的滿蒙特殊權益的特徵，或許可以看出日本在這個問題上都有什麼特點。
1926 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的詳細統計資料被完整地保留下來了，所以就以此為基礎展開討論吧。日本在滿蒙地區進行的投資有兩種形式，即通過借款給目標區域的公共機關與私人企業來進行貸款，以及創辦企業。1926 年，日本通過上述兩種形式對滿蒙地區進行的投資金額，達到了1402034685 日元。
從投資者的投資比例來看，滿鐵（即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佔54%，日本政府的借款佔7%，民間借款佔1%，法人企業佔31%，個人企業則是7%。滿鐵與日本政府一共佔了61% 的比重。如果更進一步分析這些數據，還會發現，雖然法人企業的佔比為31%，但是這個數字中實際包含了滿鐵出資的3 億7 千多萬日元，如果把這部分也歸入滿鐵的份額，那麼滿鐵及其相關企業，以及日本政府在對滿蒙地區投資中所佔的比重，實際達到了大約85%。
在這裡，我想再對滿鐵這個企業做一些說明。現代人聽到滿鐵這個名字，可能會在頭腦中浮現一個負責鐵路管理的小公司的形象，那可就錯了。滿鐵誕生於1906 年（明治三十九年） 6 月，最初確實是為了經營鐵路運輸業而成立的。但是在同年8 月，除了運輸業，滿鐵還被政府委託經營礦業（尤其是撫順和煙臺的煤礦）、水運、電力、倉儲以及鐵路附屬地上的房地產。
國家投資佔對滿蒙投資的絕對優勢的狀況，使得民眾難以對滿蒙的相關問題進行批評。如果像英國或者美國那樣，大量的投資都由私人企業進行，那麼具有批判精神的企業家就會成為制衡政府領導層的力量。
但是實際上，日本對滿蒙85% 的投資都是由滿鐵和政府進行的。不難想象，在這種情況下，當政府需要的時候，人們就會按照政府的希望去行動。計劃事件的主體
石原莞爾的最終戰爭論
在這裡，我們讓石原莞爾再次登場吧。1923 年（大正十二年），石原莞爾受命前往德國留學，他在德國停留了大約兩年半的時間。石原果然和平常人不太一樣，他有一張在德國穿著帶家徽的袴大搖大擺上街閒逛的照片。德國是明治時期日本學習的對象，石原在留學期間潛心研究了德國在一戰中戰敗的原因。20 世紀20 年代，德國經濟狀況糟糕，馬克大幅貶值，這就使得日元在德國變得更有購買力，拿著日元去德國的人們可以在德國一下子購入很多書籍和資料。想來石原也不例外。
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德國戰敗的原因是未能通過短期決戰將敵軍主力全部包圍殲滅。石原卻不這麼認為。他認為，原因在於德國沒能清楚地認識到，一戰並不是一場能夠通過短期決戰來決定勝負的殲滅戰，而是一場長期持久的消耗戰。所以最重要的是，為了不輸給敵人的消耗戰略，就要承受住經濟封鎖，堅持作戰。
回到日本以後，石原參加了永田鐵山、鈴木貞一、根本博等陸軍中堅幕僚創立的小團體木曜會。木曜會於1927 年（昭和二年）11 月在東京成立，通過研究未來可能會發生的戰爭，從而為制定國策和國防方針提供參考。永田、鈴木、根本三人在“九一八”事變時，都曾擔任陸軍的重要職務。永田當時是陸軍省軍務局的軍事課長，鈴木是陸軍省軍務局中國班長，根本是參謀本部的中國班長，石原則是身處事變第一線的關東軍參謀。軍事課長永田可以掌握預算，其他兩人分別在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掌握著與中國相關的職位，再加上身處事變現場的參謀，簡直就是策動陰謀的完美佈局。
在1928 年1 月19 日召開的第三次木曜會會議上，擔任陸軍大學校教官的石原做了題為《我的國防方針》的報告。為了在同志們面前做報告，石原確實是非常認真地進行了準備。
日美為兩大橫綱，其餘的小角色則緊隨其後，雙方使用飛機進行決戰，這就是世界的最終戰爭。……必須在不從日本國內拿出一分一毫資金的方針下進行戰爭。對俄作戰，僅需數個師團。只要能以整個中國為根據地並完全地加以利用，就可以堅持進行二十年或三十年的戰爭。
石原的報告有兩個主要的觀點：一是日本與美國分別領導各自的陣營，以飛機作為決戰武器，進行世界決戰；二是隻要將中國作為根據地，利用中國的資源，那麼對蘇戰爭即使打上20 年甚至30年的時間也沒有問題。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都認為，戰爭需要花費鉅額資金並進行長期的總動員，否則根本沒法打。當負責財政的人為此煩惱以至於面有菜色之際，石原的這種野蠻觀點，像消除了壓在他們心口的巨石一般，令人興奮。
另外，石原在陸軍大學校的授課筆記中也表示，持久戰就像是拿破崙曾說過的“以戰養戰”，即通過在佔領區徵稅、徵收物資和兵器來供養軍隊，讓軍隊在當地“自我生存”，說白了就是掠奪當地百姓。
書中插圖，【日】牧野伊三夫 繪
查閱鈴木貞一留下的會議速記，我們可以得知，在木曜會的參加者中，只有永田冷靜地表示：“不一定非得打仗。沒有戰爭的話，還需要奪取滿蒙嗎？”1935 年8 月，也就是陸軍內部的派系鬥爭達到白熱化之際，永田鐵山因為是統制派（支持者多為陸軍省及參謀本部等中央機關的精英）的核心人物，在陸軍省軍務局長室（自己的辦公室）被擅長劍道的皇道派（在地區連隊進行士兵教育的將校大多支持這一派）軍人相澤三郎中佐殺害了，可以說是個悲劇人物。
再回到木曜會。不同於永田鐵山，根本博甚至氣勢洶洶地揚言：“不僅要取得滿蒙，還要拿下西伯利亞。”鈴木貞一也神氣地說：“在1930 年前拿下滿蒙。”由此可見，身居適合發動事變職位的木曜會課長級別的中堅軍人們，正在企圖把滿蒙地區從中國國民政府的統治下分離出去。
錯位的意圖
講了這麼多，大家有沒有發現，對於滿蒙，木曜會軍人之間討論的內容與軍方對民眾宣傳的內容，有很大的不同。
——……？（加藤陽子講座上學生的回答）
完全沒注意到嗎？那我們稍微回顧一下之前的內容，整理一下思路吧。軍方當時是怎麼煽動民眾的呢？
——……煽動民眾，是說軍隊搞了很多演講會的事情吧？（加藤陽子講座上學生的回答）
對，像國防思想普及演講會之類的。
——他們宣稱中國沒有遵守過去簽訂的戰後條約。（加藤陽子講座上學生的回答）
是的。中國違反了條約，日本是受害者，因此必須從無法無天的中國手中保護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的言論，簡直可以說是條約“原教旨主義”了。但是，石原等人的言論卻完全不同。
——取得滿蒙是為了將來的戰爭。（加藤陽子講座上學生的回答）
是的，就是這樣。軍人們主要著眼於應對可能爆發的對蘇戰爭，因而需要滿蒙作為基地。而且對蘇作戰時，美國很可能會進行干涉，更需要滿蒙作為對美持久戰的資源供應地，所以才要策劃把滿蒙從中國國民政府手中分離出去。至於那些國際法和條約規定的日本權益，到底有沒有被中國侵害，事實上和軍人的真正目的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是，參謀本部的情報部部長建川美次卻煽動民眾說：“這在條約中有明確規定，但是如今卻沒有一條真正得到遵守。”對滿蒙地區的意圖出現錯位這一點，軍人們作為發動事變的政治主體，早就心知肚明。雖然軍方用條約和法律問題不斷煽動民眾對中國的不滿，但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把滿蒙地區作為對美蘇戰爭的基地。
1929 年10 月，以紐約股市的暴跌為起點，大蕭條在全球範圍內蔓延。大蕭條徹底點燃了民眾的不滿情緒，使得這種意圖的錯位一下子就得到了解決。根據農林省所做的農家經濟調查，1929 年農家的年均收入為1326 日元，而到了1931 年，收入居然下跌了大半，僅有650 日元。
農家在大蕭條中收入減半，原因當然不是因為日本採取了協調外交方針，但是民眾的苦難還是成了在野黨攻擊政府外交政策的藉口。1931 年7 月，松岡洋右在政友會總部演講時，就抨擊了當時若槻禮次郎內閣所採取的“幣原外交”。他表示，雖然現在的外交正在進行國際事務的交涉，卻沒有“以國民生活，也就是經濟問題為基調，確立執行我國國民生存所需的大方針”。這種批評對於陷入生活困境的民眾來說，顯然相當受用。
軍方當然也沒有放過這個時機，於是在1931 年9 月18 日，醞釀已久的形勢達到了燃點，“九一八”事變爆發了。被陸軍口號迷惑的國民
我們終於要講到中日戰爭了。“九一八”事變發生在1931 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則是在1937 年。那麼，這6 年間發生了什麼呢？我們接下來就梳理一下這期間的歷史進程。
首先請大家想一想，當時社會是如何看待軍部的？軍隊通過各種各樣的危險舉動，可以說是用物理性的方法介入了政治之中。這在一個立憲制的社會中顯然是不恰當的甚至是錯誤的舉動。然而，這種錯誤同時又顯得有些誘人，因為軍隊這個本來不能干涉政治的集團，現在似乎要去實現那些民眾所要求的，卻無法通過現存的政治體制實現的願望。從“九一八”事變到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6 年間，這種誘惑不斷地引誘著當時的日本民眾。
按照產業人口劃分，1930 年，日本的就業人口中，46.8% 是農業人口，也就是說，農民佔了大約一半的就業人口。 1928 年起，在政黨內閣的統治下，25 歲以上的男子都有選舉權，當時所謂的普選已經進行了3 次。但是，農民所期望的政策，即使在普選下也未能實現。例如，儘管所有農民都期盼著保障佃農權利的《小作法》，但是這類法律卻仍然沒有得到帝國議會的通過。
書中插圖，【日】牧野伊三夫 繪
而且，從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同樣波及了日本，而受到最大沖擊的就是農村。然而，在這樣的時候，不論是政友會還是民政黨，都對農民的負債和借款狀況不聞不問。
當時的農村有不少農家以養蠶為業，在蠶的食物來源桑田毀於蟲害的情況下，如果能獲得低息貸款，農家還有可能渡過難關。但是如果向高利貸伸手借錢的話，恐怕就永遠無法翻身了。儘管如此，政友會和民政黨卻都沒有提出要求銀行等金融機構給予農民低息貸款的相關政策。只有軍部喊出了這樣的口號，“最重要的政策就是拯救農山漁村的蕭條”，為農民發聲。前面引用的口號，是陸軍統制派在1934年10 月出版的宣傳冊《國防之本義與其強化提倡》中提出的。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當時的農村是入伍軍人最重要的來源。雖然當時也對就讀於舊制中等學校、高等學校以及大學的男性實施徵兵檢查，但實際上學生可以不用入伍服役。此外，在大企業、重工工廠工作的熟練勞動者，也在徵召範圍之外。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生活在農村地區的農民子弟，因為周邊缺少可供就職的工廠，在義務教育結束後也沒能順利升學，就會被徵召入伍。
先前我們曾提到，當時陸軍中存在皇道派和統制派兩個派系。皇道派中有許多被稱作隊付將校的軍官，在部隊裡，這些軍官會與那些出生農村的士兵一同生活起居；統制派則大多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或是陸軍大學校，在陸軍省、參謀本部這樣的陸軍中央機關任職。
剛剛說到的陸軍宣傳冊，就是我們之前介紹過的最典型的統制派軍人、悲劇人物永田鐵山在擔任陸軍省軍務局局長時編寫的。讓我們來看看這本冊子吧。它首先說明了“戰爭的定義”：“戰爭是創造之父、文化之母。”一直以來，統制派一心只想著增強軍備，只要軍事預算能夠在帝國議會得到通過就滿足了。但是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統制派的立場出現了變化，他們開始宣稱國防不僅僅是增強軍備，而是將國防定義為“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活力”。因此，對於國防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國民生活：“必須尋求國民生活的安定，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勞動人民的生活，拯救農山漁村的蕭條。”這樣的用語和今天政黨的選舉口號有點像。
在陸軍統制派於1934 年1 月完成的計劃書《緊急政治事變發生時的處理對策綱要》裡，對農民的救濟計劃佔據了很大的篇幅。相對於政友會選舉口號中救濟農民、國民保健和勞動政策等內容的缺位，陸軍則準備充分。單就救濟農民這一項，陸軍就提出了由國庫負擔義務教育費用、肥料販賣國營化、穩定農產品價格以及保護租地耕作權等諸多目標。 對於勞動問題，陸軍則提出了制定工會法、設置適當的勞動爭議調解機構等措施。雖然一旦戰爭開始，陸軍所描繪的這些看似美好的藍圖就會化為泡影，勞動人民的生活會首先惡化，但是，當時的人們對於可能為自己推進政治和社會改革的陸軍，確實抱有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