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王安石變法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宋神宗四年曾有一段著名的對話被記錄在《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中：
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
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
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時任樞密使的文彥博為了勸說宋神宗取消變法，用祖宗之法和民心為藉口試圖給宋神宗施加壓力，在宋神宗看來變法儘管招致一部分士大夫的不滿，但是百姓未必覺得不方便或者不好，針對宋神宗的這種說法，文彥博提出非常著名的觀點：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文彥博就是小學課文“灌水取球”中的主角
這話說的很微妙，能夠反映出宋朝政治上的一種矛盾——宋代皇帝自稱官家，其說法來源於“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宋朝皇帝“兼三無之德，故曰官家”，這表明宋代皇帝自己要天下為公的決心。但在文彥博這種士大夫看來，真正和皇帝一起治理天下的是士大夫，而不是百姓。
這裡可能存在一個誤區：好像宋朝以前的皇帝都不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實在任何朝代都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只不過宋朝更加依賴和看重士大夫的力量。而文彥博說這番話的意思是希望宋神宗能夠偏重維護士大夫階層的利益，此外還牽扯到和王安石的黨派之爭，這裡不做過多闡述。
那麼在“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皇帝是怎麼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兩個方面：①擴大寒士的錄用和士大夫階級的利益；②提高士大夫的議政權力；
宋代共治：寒士的錄用和士大夫利益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一句很經典的話：一個統治階級越能把被統治階級中最傑出的人物吸收進來，它的統治就越鞏固。陳橋兵變以後趙匡胤為了鞏固自己的皇權，同時限制五代以來武將權勢過大的弊端，所以他開始擴大文官集團的統治權力。這是眾所周知的歷史橋段。
如何擴大文官集團的力量呢？首先是維護和提高士大夫階層的利益，其手段就是“恩蔭”，自趙匡胤開始不僅提高了文官集團在政治中的議政地位，維護其利益最好的表現就是恩蔭。從太師到開府儀同三司等官員，宋朝皇帝為他們大開方便之門，規定每個級別的官僚都可以按照一定的數量將自己的直系親屬和門客推薦到朝廷任職。
曾任宰相及見任三少、使相：五人。曾任執政官、見任節度使：四人。太中大夫以上：一人。諸衛上將軍、承宣使：四人。觀察使：三人——《宋史·職官志》
通常情況下，大臣在退休的時候可以推薦一次，去世的時候可以推薦一次。此外，國家舉行大型祭祀禮儀活動時，或遇皇帝誕辰的時候也會恩蔭官僚後代，最後形成“不限才愚，盡居祿位，未離襁褓，已列簪紳”的特殊現象，很多官僚的後代還是嬰兒的時候，就已經在政府擔任職位。而這就是造成宋代“冗員”的根本原因之一。
王安石變法
范仲淹變法和王安石變法中都有裁減官員的計劃，也正因為這樣招來士大夫階層的強烈反對。而這即也是宋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原則，它首先建立在對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維護之上。但過於龐大的機構也造成宋朝政府在開支上的巨大壓力，包拯曾對此現象批評說：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
另一方面就是對下層寒士擴大錄用規模，宋代時科舉制度已經日趨完善和嚴格。下層寒士想要入仕的有效途徑就是參加科舉，宋代時取士規模已經是唐朝時期的數十倍，宋太宗在位期間錄用的進士高達近萬人，到宋仁宗時對進士的名額有所裁減，但也有四五千人之多，“仁宗之朝十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
宋朝政府加大力度錄取社會人才，以至於吸引了大批的讀書人參加科舉，到宋徽宗六年時，光去競爭進士名額就有一萬五千多人，“六年，禮部試進士萬五千人”，可謂一時盛舉。此外宋代的科舉制度除了正常的參加考試以外，如果屢次不中，沒有得到朝廷的錄用，宋朝也會以“特奏名”的方式對這些人重新補用。
所謂“特奏名”是針對那些考進士屢次不中的人，將他們的名字重新匯成一張名單呈遞到皇帝那裡，允許他們重新附試，然後賜予本科出身。
凡士貢於鄉而屢絀於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徑許附試，故曰特奏名。又賜河北進士、諸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既下第，願試武藝及量才錄用者，又五百餘人，悉賜裝錢慰遣之，命禮部敘為一舉。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宋史·職官志》
這也是屬於皇帝開後門的恩科，如柳永屢考不中，最後是因為宋仁宗開恩科才把他錄取。通過擴大取士規模，宋代吸納了一大批非常出色的知識分子，如王安石、歐陽修、晏殊、范仲淹、呂蒙正和蘇軾兄弟都是科舉出身，從而踏入政壇的代表。雖然宋代科舉制度還存在一些漏洞和弊端，但是宋代名臣彙集卻都得益於科舉制度。
范仲淹是寒門苦讀，科舉取士的代表
正因為擴大了對下層知識分子的錄用規模，所以宋朝的士大夫階層力量變得十分龐大，而宋朝皇帝也通過把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吸收到朝廷中來，在實現鞏固皇權的同時，也初步實現了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雛形。
宋代共治：士大夫階層的話語權和議政權力
然而，僅僅只是擴大對知識分子的錄用並不能夠體現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本質，在宋高宗看來“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這話的意思自然是說所謂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並不單純是指與士大夫階層一起共治天下，而是和賢人共治天下。
既然是共治，什麼才叫共治呢？宋以前的士大夫階層難道都不算共治嗎？《魏鄭公諫錄》中有一篇叫《對為政之要務全其本》的文章記載了唐太宗對群臣說的一句話，道：
朕與公輩共理天下，令中夏乂安，四方靜肅，並由公等鹹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致耳……公等輔朕，功績已成，唯當慎以守之，自致長保，並宜勉力，事有不可，則須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
這裡的“理”指的是治理的理，唐太宗的共理是指自己在群臣的輔佐下，“君臣同心，何得不理”，只要君臣同心，君王有遠大抱負，群臣“鹹盡忠誠”輔佐皇帝，天下就太平了。唐太宗這番話大體道出了宋以前那些士大夫的角色定位，其實他們並不是議政的主體，雖然他們是政治的主要構成，但在議政權力中，他們屬於輔佐、參謀和幕僚的身份。
但在宋代情況不同了，宋代士大夫的“共治”表現為他們和皇帝一樣成為了議政的主體，每一條政令和政策並不全然都是皇帝的決定，也是官僚們共同商議出來的結果，士大夫們的意志也決定了國家的方向。而這就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核心，即宋代士大夫階層的議政權力提高了。
但實際上自趙匡胤開始為了限制文臣、武將、女後、外戚、宗室、宦官這六類人專權的可能，對宋代的官制進行了許多次改革，目的就是為了防範權臣出現的可能。由此可見，從本質上來說，宋代皇帝也並不是那麼信任官僚集團。
真正體現他們權力的是文官們的話語權得到了提升，如軍事機構樞密院的長官樞密使往往都是由文官來擔任，武將往往只負責帶兵打仗，軍事調度則全由文官集團來決策。如岳飛時期，當時的最高軍事長官是宰相張浚，再如主持開禧北伐的總指揮韓侂冑也是以宰相身份總攬軍政大權。
宋朝的士大夫話語權是伴隨著議政權力的提升而提升的，在話語權方面主要表現為臺諫力量，所謂的臺諫是指以專門負責糾彈的御史為臺官，而負責建言的給事中、諫議大夫為諫官，正是這群人的存在構成了宋代黨派之爭的主要群體。
如蘇軾“烏臺詩案”就是由御史們發起的針對保守派的一場政治清洗，臺諫力量在朝廷上往往會因為各自的立場和黨派不同而相互攻擊彈劾，此外針對皇帝的權力和政令也做出了諸多的限制，他們往往通過糾彈建言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如宋神宗在推動變法時表現的過於專斷，便招來群臣的反對說
“內外之事，多出陛下親批，恐喜怒任情，善惡無準，此乃致亂之道”。也就是說皇帝一言九鼎的權力正在失去效力，“多出陛下親批”反而容易成為“致亂之道”。
及至宋孝宗時因為決策多由他來決策，由此引起士大夫階層的恐慌，徐誼站出來便站出來提醒宋孝宗不要和臣子們爭權。
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宋史·徐誼傳》
呂祖謙也站出來提醒宋孝宗說：
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曏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宋史》
意思讓宋孝宗各盡其職，宋孝宗當好自己的皇帝就行了，不要過度去插手大臣們的事情，這就是所謂“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宋寧宗在位時期也有這種大權獨攬的跡象，朱熹便上奏說：
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治世之體。
朱熹所說的“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體現出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核心：即宋朝的士大夫們不再是單純的輔佐皇帝的工具，而是成為和皇帝平起平坐的議政主體，皇帝可以決策政令，士大夫階層也可以。而這就是他們的議政權力的提高帶來的話語權，宋朝士大夫們的話語權提高了，皇帝自然也就不能隨便決策，甚至連插手政務的權力都沒有了。
宋神宗早年想要處死一個犯了錯誤的官員，但是在宰相和門下侍郎章惇的反對下，宋神宗最終只能作罷，面對這種處處被束縛和限制的現狀，宋神宗不滿的說“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由此可見在“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皇帝的權力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並非猶如人們想象中的生殺予奪，盡在皇帝之手，很多事情都不再是皇帝一個人說了算，士大夫們的態度也成為了重要的決策因素，綜上述所，這就是宋朝的士大夫們和皇帝共治天下的方式以及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