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祖籍在大唐河東郡，出生著名的河東三著姓的大家族中（河東柳氏與河東薛氏、河東裴氏並稱“河東三著姓”），祖上世代為官。
公元773年，柳宗元出生於京城長安，幼年在長安度過，九歲時遭遇建中之亂，因此對朝廷的腐敗無能、社會的危機與動盪有所見聞和感受。
793年，21歲的柳宗元進士及第，名聲大振。柳宗元25歲時已是“文章稱首”的長安才子，剛考中了博學弘辭科，又與禮部郎中楊憑之女新婚，逐步成為文壇領袖，政壇新銳。
作為一名在青年時代就立下雄心壯志，仰慕“古之夫大有為者”，嚮往於“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的有志之士，柳宗元意氣風發的參加了改革派的政治革新-史稱“永貞革新”。可惜的是永貞革新很快宣告失敗，前後只進行了共180多天。
永貞革新失敗後，9月，柳宗元被貶為邵州刺史，11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貶為永州司馬。
永州在唐朝時還是一個未經多少開發的地區，相對於大唐首都長安，永州是那麼的僻遠，那麼的荒涼是當時的“南蠻”之地。
而州司馬的官職只是安置流放官員的一種名義上的職務。柳宗元作為一名有著遠大政治抱負的革新家，其心情之抑鬱苦悶可以想見。
而這樣的心情伴隨他在永州度過了十年。可以說在永州的這十年裡，是柳宗元生平最為困厄，最為艱難，心情也最為孤寂鬱憤的十年，但正所謂禍兮福所伏，福兮禍所倚，這孤寂鬱憤的十年，居然真正造就了一個古文大家的絕世風範。
這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和心情下，柳宗元的驚人才華得到了強烈的激發，寓言、山水遊記以及散文都取得了整個一生中最光輝最傑出的成就。《永州八記》，《捕蛇者說》等等這些代表柳宗元最高成就散文史上赫赫有名的篇章都莫不是在永州的山水人情之中誕生。
可以說永州的山水寄託了柳宗元的孤寂鬱憤，也填補了柳宗元內心的失落。
他在《始得西山宴遊記》中寫到：“引觴（shāng）滿酌，頹（tuí）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譯文：我於是拿起酒壺,斟滿酒杯，暢懷痛飲，醉倒在地，不覺間日薄西山。蒼茫暮色，自遠而近，慢慢地天黑得什麼也看不見了，而我卻了無歸意。
人們都說一醉解千愁，柳宗元卻被永州的山水迷醉了借酒助興解千愁。
雖然被貶離長安，但柳宗元依然不忘朝堂，《捕蛇者說》就是柳宗元謫居永州時寫的。
柳宗元被貶之後，仍然堅持他革新政治的主張，因此仍極不滿於唐王朝的重賦繁稅，希望減輕人民負擔。
“餘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譯文：蔣氏的訴說我越聽越悲傷。
孔子說：“苛酷的統治比老虎還要兇暴啊!”我曾經懷疑過這句話，現在根據蔣氏的遭遇來看這句話，還真是可信的。唉！誰知道苛捐雜稅的毒害比這種毒蛇的毒害更厲害呢！所以我寫了這篇文章，以期待那些朝廷派遣的來考察民情的人得到它。
柳宗元的遭遇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可能在歷史上出名的政治家，但是又得到了一位與下層人民有所接觸，對民間疾苦有所瞭解的文學家。
所以柳宗元的這十年雖然是失意的十年，但對中國文學史它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