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權投資領域，融資方所編制的財務預測是投資決策最重要的依據之一，很多情況下也是融資交易估值的直接來源。會計師在提供財務盡職調查服務時，除了研究融資方過往的業務情況和財務數據外，也經常被投資人要求“看一下”公司提供的財務預測。而這種“看”的要求，伴隨著融資輪次的差別、交易目的的差別、融資方所處的發展節點的差別，又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方法路徑。
對一家成熟的企業、或者對一個偏後輪次的投資交易（通常指 D 輪以後，包括 pre-IPO 以及 M&A 的交易），財務預測與交易估值的關聯顯然更直接一些。很多情況下，投資人直接拿著預測數據來搭估值模型、算現金流貼現結果，然後作為和融資方討價還價的參考。雖然並不會單純依據 DCF 結果來確定估值，但一定會作為標尺之一，且很多時候會力求與其他估值方法的結果貼近（沒錯，是“力求”，換句話說這個現金流貼現估值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人為調節的餘地，不過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對絕大部分早期的初創企業而言，財務預測則更像是一種數字遊戲。我和很多投資人聊過這個話題，普遍結論是從來沒有一家初創企業在融資後會沿著當初預測的軌跡成長 —— 90%的企業比預測情況要差得多，10%則遠遠好於預測結果。這充分說明了早期投資的高風險和不可控，但並不意味著這些事前的預測毫無意義。相反，即使預測數字本身不靠譜，編制預測的過程仍然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觀察入口：投資者可以通過財務預測的編制邏輯、編制方式、維度構成、細化程度等方方面面，以及和融資方就預測結果的溝通問詢，來評估創業者對自己這門生意的真正想法、對市場和產品的構想、對未來發展節奏的判斷等。換而言之，在這些早期項目中，財務預測的最終結果可能是第二位的，如何產出這份預測的過程才是第一位的。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預測中的數字就可以丟在一邊。預測結果雖然不可能有多準確，但至少還是在一個比較寬鬆的範圍內讓投融資雙方能說到一塊兒去：明年的收入是1000萬還是1個億，是盈利500萬還是虧損5000萬，這種數量級上的差別是不應該在基本看法一致的預測中出現的；同時財務預測的結果往往也會成為雙方未來業績對賭的參考標準；更進一步，財務預測的結果還能幫助投資人判斷企業的燒錢速度、以及這一輪的投資金額是否能夠支撐企業堅持到下一輪融資的時點。也因為如此，才會需要會計師在盡職調查中介入預測的環節並給出自己的判斷。
那麼在這些早期投資交易中，會計師去分析一份財務預測，“看點”究竟是那些呢？概括來說，大約總逃不出以下這些方面：
- 修正預測中所使用的關鍵財務指標或假設；
- 變更預測所選用的會計核算方法；
- 模擬某些合規性成本（例如稅收、勞動用工等）對未來盈利能力的影響；
- 根據修正後的預測結果評估對現金流的壓力和融資規模的要求；
……
以下會借用一個簡單的模擬案例來給各位一些直觀的認知。案例中的融資方是一家從事遊戲開發與運營的企業。下表的左側是管理層提供給投資方和會計師的財務預測結果，右側是經會計師修正後的預測結果，可以看到兩者的差異是挺大的。差異從何而來呢？在對照表的下方，會計師列示了構成財務預測差異的主要元素及影響金額，其中就涵蓋了上文所提到的各大“看點”。
以“關鍵財務指標的修正”為例，我們來看看投資人和會計師的思路。這家公司目前已經有一個遊戲上線運營，每月人均內購金額（ARPU）是42元。公司預計明後年還有兩款新遊戲會上線併產生收入。在編制預測時，公司把這兩款新遊戲的人均月消費水平設定為60元，比歷史消費情況高出了43%。公司方面的理由是，這兩款新遊戲面向的玩家群體年齡層次、性別構成都和前一款遊戲不同，玩家的消費能力也隨之有區別，因此預期的收入水平將會高於老遊戲。
但站在投資人和會計師的立場，這是一個無法驗證的假設：新的遊戲尚在開發中，連雛形都還沒能見到，完全無從知曉其未來的市場定位和吸金能力是否能如公司描述得那樣樂觀。但如果把新產品的市場前景設定得太悲觀，融資方恐怕也不願意接受。那麼對雙方來說一個相對公平的、能夠達成妥協的計算口徑，就是參照已經實現的收入水平來預計未來的收入。會計師將財務預測中的 ARPU 調整為與歷史數據一致的42元單價，並修正與此相關的各項其他數據。而這也不是唯一的方法，如果投資方和融資方對 ARPU 能達成其他共識（比如大家都認可每年可以達到10%的增長率），那麼會計師同樣能根據這樣的共識來修正財務預測。
又比如前述的“變更預測所選用的會計核算方法”，最常見的情況莫過於融資方在財務預測中對收入或成本的核算不符合會計要求。這個案例中，融資方以每個月的收款金額作為預測中的收入計量口徑；而這些收款來源於售賣遊戲中的虛擬道具，道具本身又有特定的有效期限，依照會計準則的要求必須把這些收款在一定的期限內分攤確認為收入。在盡職調查報告中，會計師已經對歷史年度的收入數據進行了調整，在評估財務預測時自然也會做同樣的處理。
值得注意的是，並不見得每個案例中，都需要會計師對錯誤的會計核算方法加以修改，這取決於投資者是如何來考察商業模式、以什麼指標來建立估值模型的。同樣是遊戲行業，如果投資方關注的就是這家公司的“流水”進賬，在對歷史數據的驗證和分析中也是以“流水”（而非會計意義的收入）為主要對象，那麼融資方同樣以此口徑來編制財務預測、保證預測數據與歷史數據的可比性，就成為一件順理成章的事，並不需要會計師再來畫蛇添足。
有些投資案例中，投資方和會計師對於融資方在財務預測中所使用的某些核心指標是否靠譜，其實也沒有很大的把握。這有可能是投融資雙方信息不對等造成的，也可能是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造成的。此時會計師也許會考慮採用敏感性測試的方法，對預測數據的上下限推定一個大致的範圍。所謂敏感性測試，也就是分別考慮最樂觀和最悲觀情形下，這個關鍵指標可能達到的水平，然後據此推斷整體財務狀況會在什麼區間裡波動；或者是選擇一個相對摺中的結果作為預測中所使用的指標，然後考慮這個指標在發生一定程度變化的情況下，對整體預測結果會帶來多少影響。在下圖中，會計師就分別推測了最好和最糟的市場環境下，公司所能實現的收入，以及由此產生的盈利結果。當然這種“最好”和“最壞”往往並不是會計師所能定義的，需要投融資雙方充分溝通後達成對未來的共同認識，再由會計師來做下一步工作。敏感性分析給出的上下限範圍，常常也是投融資雙方博弈的主戰場，最終的估值可能就落在這一區間內（具體落在哪個點則要看雙方的供需關係、議價能力等諸多因素）。
還有些情況下，我們也許並不需要對整體的財務情況做一份面面俱到的預測，但會希望對某些關鍵問題或特定環節有所判斷。下圖中是另一個模擬案例，融資方是一家電商企業，在該次融資輪次的時點上，還處在典型的“燒錢搶市場”的發展階段，無論會計利潤還是現金流都是負向的。投資方雖然並不會要求此時此刻就扭虧為盈，但也希望知道當業務達到何等規模時，企業能有機會實現盈虧平衡。此時就需要融資方對盈虧平衡點進行預測，而會計師同樣要考察這一預測中所使用的各種條件是否合理：比如對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結構的拆分；固定成本適用的有效區間；收入單價以及單位變動成本的金額和變化趨勢；等等。如果認為某個假設的合理性或可靠性存在疑問，會計師同樣會用更可信/謹慎/有支持依據的結果進行替代，並修正整個預測。同樣的，當無法準確判斷某個條件的可靠度時，也可以藉由敏感性分析的方法對這一特定環節來做範圍性框定。
歸根結底，財務預測作為連接過去現實與創業者未來“夢境”的橋樑，對投資人而言很多時候處於一個“不能不看，但也不知道如何細看”的略尷尬地位。能否“自圓其說”往往就成為了評價一份預測是否有質量、是否可信賴的重要標杆 —— 在分秒變化的商業環境裡，即使做到盡善盡美也不能保證一切都按著預想來發展；但如果連必要的邏輯性也不具備，那恐怕生存的機率就更低了。作為提供盡職調查服務的會計師，對財務預測的工作也需要順著邏輯性這條脈絡來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