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圖文來源：黃健亮先生
特別聲明：本課程提及的考古材料與圖片都是各文博單位、考古專業人員的辛勤成果，才能讓世人有機會探索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感謝他們無私的奉獻，謹此致敬。
本文所引用的考古圖片均為已經出版或公開展示者，不便公開的研究資料則僅做文字描述。本文為課程講義，圖片解說請在線聆聽。
前言
近十數年來，各類紫砂考古的研究材料大量湧現，整體研究環境遠非1937年張虹、李景康編《陽羨砂壺圖考》時的貧乏閉塞可比，甚至也要比1982年詹勳華編寫《宜興陶器圖譜》時，信息更豐富太多了。現下的優勢是時代科技發達與信息傳播的迅捷，也是各文博、考古專家的努力成果，吾人既有心於紫砂，切莫辜負了這些研究材料。以下茲將紫砂相關考古所見，擇其犖犖大者彙整於後，並與傳世著錄相互印對佐證，作為研究參考。
明代至早清的紫砂考古發現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與宜興紫砂有關的考古材料都是以1984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宜興羊角山古窯址調查簡報〉為主。1976年宜興紅旗陶瓷廠在移山整基時，發現了蠡墅村羊角山早期紫砂窯址，這是涉及宜興紫砂起源的重要發現。據載，此一小型龍窯，長十餘公尺，寬一公尺多，在其廢品堆中發現了大量早期紫砂器廢品，以各式壺類為主，有大量的壺身、壺嘴、提樑、把手和器蓋出土。
當時的學者依其堆積層分佈，發現部分壺嘴上的捏塑龍頭裝飾，與宋代南方流行的龍虎瓶風格一致，並有宋代小磚一起出土，乃推斷其「上限不早於北宋中期，盛於南宋，下限延至明代早期。」
然而，多年來學界對此亦有不同的觀點，認為羊角山的出土殘器並不充分，如南博宋伯胤便質疑：「僅僅依靠少數造型和北宋墓葬出土物的相似，某種形式不見於『南宋以後』，或者磚垛上的磚的尺寸較小，或者它和北宋磚相似等等，都是極其不夠的。」因此宋伯胤建議還應對羊角山附近再進行一次全面勘察和科學發掘，才是獲得真正答案的唯一途徑。
安徽考古專家李廣寧更具體地指出：「羊角山古窯址並沒有經過科學地考古發掘過，……是不能當考古證據來引用的。……其時代上限很難突破嘉靖時期。」此外「全國發掘的宋代墓葬已不下數千座，至今沒有在任何宋墓中出土過一件紫砂壺！」
然而，或許是中國土地埋藏的歷代文物太多、太古老了，宜興紫砂區區數百年的淺短歷史，只不過是個小老弟，中國文博考古專家只怕無暇於此。直到羊角山考古將近三十年後，在臺北成陽基金會的贊助下，自2005年下半年起，南京博物院、無錫市博物館與宜興當地文博單位的考古人員，聯合對位於宜興丁蜀鎮的蜀山西南片的兩個遺址，進行了約700平方米的發掘。
經過二年的努力，考古人員發現十處各期窯床遺蹟，並在各堆積層發現了大量從明末到民國等不同時期的紫砂、均陶和其它日用陶器殘片三萬餘件。在2008年九月於南京博物院舉行的「紫玉暗香—2008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中，重點展出了羊角山與蜀山考古的若干殘片。
南博「紫玉暗香」同步展出的還有江蘇金壇金沙廣場所發掘的古井出土物，該井出土的瓷片最早至正德，最晚至崇禎，同時伴出了幾把提樑壺和十幾個燒水的匜口罐，其形態和工藝也與蜀山明晚期陶器相同，
其中的提樑壺與江蘇省南京市南郊馬家山，明嘉靖12年（1533）吳經墓出土的「柿蒂紋提樑壺」，不論形制、工藝、泥料或窯燒，都較為接近，可互為印證。
明代正德嘉靖期的出土紫砂器，尚有1991年無錫南禪寺出土的一把鼓墩形「四系紫砂壺」，此壺胎體呈紫褐色，胎體粗砂含量較多，近似缸胎，顯得較為厚重。壺體制作方法與吳經墓提樑壺相類，均由上下合起，壺內可見明顯接痕。其燒成並未使用匣缽，火疵較多，推測當時應是用來煮水或煎茶。同時出土的還有不少同時代的民窯青花瓷器與匜口罐。
宜興紫砂壺的初始用途應是由煮水器或煮茶器，再逐步走離炭爐火炙，轉向泡茶器，並趨於精緻化。前述幾件提樑壺或匜口罐大多有火炙痕，也說明了此一情形。
在2005年江蘇省徐州市大同路南側的明代徐州衛所遺址考古中，又見到了一種明代萬曆至崇禎期煮水用的紫砂穿心銚，蓋面裝飾柿蒂紋，其外觀形制與橫把砂壺相似，但壺底卻另設一中空陶管的煙道，高出壺口，與壺蓋相貫，此一科學設計增加了壺體受熱面積，使水能夠更快煮沸。
此外，在蜀山考古明末至清中期地層中，也有穿心銚殘器出土，但形制結構稍有差異，煙道由壺側穿出的，顯見此類紫砂穿心銚亦是當時的日用器物，惟今已罕見。
前文曾提及明嘉靖吳經墓出土的「柿蒂紋提樑壺」，吳經是明武宗朱厚照寵信的宦官，且「有宰相之實」，但因恃寵而驕，多行不義，嘉靖皇帝即位後，便被「執送都察院鞠治」（俱見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最後被髮孝陵衛充軍。雖然吳經晚年被髮配充軍，但死後的隨葬品並不寒傖，同墓出土的還有各類陶罐、瓷碟、銅鏡等，甚至還有儀仗陶俑200餘件，顯見此件「柿蒂紋提樑壺」仍有一定的來歷。
無獨有偶的是，就在2002年，年代僅次於「吳經墓提樑壺」的絕對紀年紫砂壺出土了！巧的是這也是個太監墓。據北京文物局發佈的資料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出版的《北京工商大學明代太監墓》可知，在該大學基建施工中發現了三座明代御用太監墓，「發掘出土了紫砂壺、紫砂杯、玉帶板等大量文物。」
其中出土紫砂壺的是葬於明萬曆壬午年（十年，1582）的明代御用太監趙西漳墓，據其棺床前放置的墓誌記載，墓主人生前為御用太監趙芬，字蘭谷，別號西漳，生於1508年，7歲入宮，侍奉過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皇帝。這對出自趙西漳墓西側壁龕的紫砂壺基本形制一致，均為直口，斜折肩，直腹，平底，矮圈足。帶鈕子母口蓋，頂面略鼓。曲狀短流，流口高於壺口。耳形柄，截面呈圓形。製法為壺底、腹、流、柄均系單制後接在一起，其中壺腹是用一長方形泥片圍成的。整個器物均可觀察到細小云母顆粒，可能顯示燒成溫度稍低一些。
與兩件紫砂壺伴出的尚有4只紫砂杯，均為紅褐色，壁厚僅0.11至0.15釐米。杯子底面各印有一字，依杯子從大到小排列分別印的是「禮」「樂」「射」「御」，呈方形印章狀，陽文。四隻杯子漸次變小，套在一起後杯口齊平，形成套杯。這是迄今出土紫砂器中，年代最早的款識，背後的意涵值得學界深入探討。
2004年九月，中國十四家文博單位共襄盛舉的「砂壺匯賞——全國出土紫砂茗壺、南博藏紫砂茗壺、成陽藏紫砂茗壺聯展」與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博物院舉行。該展集聚了江蘇、福建、浙江、四川、陝西、山西、河北等七個省份所出土的明清時期29件出土紫砂器，引起紫砂界的高度矚目。將有明確年代可考、有出土紀年的明清紫砂標準器集中起來匯展，可謂空前，無疑是紫砂研究極其難得的機會。
尤其該展的七件出土「大彬」款紫砂壺，不論精粗，件件都是充滿研究意義的好題材，例如業已被公認為時大彬真品的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盧維禎墓出土「時大彬制款鼎足蓋圓壺」。該壺與趙西漳墓紫砂壺相距不過28年，墓主盧維禎（1543-1610）於萬曆年間任戶部、工部二部侍郎。此大彬壺中裝滿了武夷炒青綠茶，由此可知墓主生前有飲茶習慣。
壺以紅棕泥為胎，調砂稍細，滿布天然的雲母亮點，通體栗色帶黃調。燒結程度適中，已使用匣缽，胎體基本純淨，除泥料偶見小黑點熔砂外，未見燒成時的飛釉射火。器蓋盎起呈圓弧形，上倒立三個扁鼎足，呈半個如意雲式，線面甚工，這是此壺形制上的最大特色，顯然是借鑑自青銅器的鼎足概念。口蓋嚴密，壺蓋可以倒過來兼作茶杯用，蓋面雖不深，但加上蓋牆，倒也容量適中。不設壺鈕，以鼎足替代；既作杯用，故不設氣孔，茶壺無孔出水難流暢，但大彬此壺旨在自斟自酌，既已取蓋作杯，何勞氣孔？妙哉！
明人馮可賓《茶箋》曰：「茶壺以小為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方為得趣。何也？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閣。」由此可知大彬此式，不只是「其妙在造」，更是響應茶人的茶事主張，將茶具向個人化、實用化努力的創新者。
壺流的中線有一條稜線，從流孔可看到流嘴根部內亦有一條折線，可知整個流嘴應是左右合模而成。這條模線工整嚴謹，含蓄流暢，化缺點為特點，讓壺嘴更顯精神，展現大彬優異的工藝審美觀。
壺的底足異於常制，內圈以脂泥塑為弧形，和壺蓋的鼎足弧角遙相呼應。筆者於「2004年砂壺匯賞學術研討會」上，亦親見由南博張浦生先生展示的另兩件胎質一致的木印「時大彬」款壺底足殘片，其造工與形制，相類於此件鼎足蓋圓壺，此外傳世亦有「時大彬款直頸圓壺」其底足也是這種形式，這些茶壺間是否有某種關連？抑或僅是反映著明末時期的某些工藝風尚？值得再作深入思索。
另一件受到矚目的是江蘇錫山市明崇禎2年華涵莪墓出土的「大彬款柿蒂紋三足壺」。此壺壺胎呈淺絳色，表面滿布細密顆粒。造型古樸，壺腹圓渾似鬲，三彎流，三足小巧飽滿，環底。蓋面以壺鈕為中心，堆貼四合如意雲紋。柄下方和一足之間刻「大彬」楷書橫款。
從這件三足壺的胎泥、造型、裝飾和工藝等方面，可以寬見紫砂壺從明代後期到清代前期的過渡軌跡。它的胎泥錘鍊到位，造型和裝飾傳統而有藝術性，較嘉靖12年吳經墓提樑壺和揚州明萬曆44年曹氏墓出土的六方壺更為精到成熟。
「鼎足蓋圓壺」和「柿蒂紋三足壺」是目前公認的時大彬真跡，但仔細比對兩壺的若干神韻與工藝細節，其實是有些微妙的差異，前者古穆，後者文巧。雖然不排除是大彬不同時期的創作，但我認為還存在一種可能就是「柿蒂紋三足壺」或許是出自大彬嫡傳的李仲芳或徐友泉之手。明‧周高起《陽羨茗壺系‧名家》︰「今世所傳大彬壺，亦有仲芳作之，大彬見賞而自署款識者，時人語曰︰『李大缾，時大名』。」並說「李仲芳……為高足第一。制度漸趨文巧，其父督以敦古，……。後入金壇，卒以文巧相競。」並稱三大的徐友泉則晚年恆自嘆曰︰「吾之精終不及時之粗。」顯然李、徐二人的陶藝風格較為文巧精雅，而大彬則是敦古靜穆。當然，關於藝術風格的探討並非今日主題，此處暫且按下。
「大彬壺」一直是紫砂界的第一線課題，應該另闢專章，今天限於時間，我們只做淺論。「砂壺匯賞」展出的「丁未夏日時大彬制款圓壺」1987年5月出土于山西晉城明崇禎5年張光奎墓出土。
此壺為紫泥夾砂胎,胎色紫褐，手感溫潤。造型為溜肩，圓腹，三彎流，平底內凹。蓋面作略成凹弧形的二層臺式，算珠形蓋紐，從上方俯視，形成一道道漣漪般的同心圓。壺蓋與壺身和逢嚴密，壺的流、口部中線和執把成一線。壺底陰刻豎排雙行楷書款“丁未夏日，時大彬制”，刻款刀法遒勁，筆劃流暢。丁未年應該為明萬曆35年（1607）。文博學者認為明萬曆丁未年與墓主人去世的明崇禎5年（1632）僅相距25年，以墓主人的身份與經歷推斷，該壺制於明萬曆時期，有條件被認為是時大彬壺的傳世真品。出土時，壺內尚存茶葉。
除了「砂壺匯賞」的幾件出土大彬壺外，另有一件常被忽略的出土「大彬」款紫砂壺，即柳州市博物館藏的「大彬款菊花飾瓜稜形紫砂壺」（圖15），該壺質地褐中泛紫，夾粗砂，腹扁圓，呈菊瓣形，蓋與底均作菊花，蓋頂飾寶珠形花蕾鈕。近三彎流，流下刻「大彬」兩字豎行款。經耿寶昌先生主持的國家文物鑑定組定為「一級藏品」。
受到佛教傳入中國的影響，陶瓷形制中以蓮花為代表的筋紋器形出現甚早，而從宜陶文獻來看，筋紋形的紫砂壺也在宜壺伊始的明代中晚期就出現了，如明末周高起《陽羨茗壺系．正始》載：「董翰，號後溪，始造菱花式，已殫工巧。」稍後的時大彬、徐友泉等名手皆有所制，如張燕昌．《陽羨陶說》：「先府君性嗜茶，嘗得時大彬小壺如菱花八角，側有款字，隨手合蓋舉之，能翕起全壺。」筆者以為，此件「大彬款瓜稜紫砂壺」形制不俗，頗具進一步考證的研究價值。
除了大彬壺之外，「砂壺匯賞」的其他展品中也透露出不少耐人尋思的信息， 諸如這件1989年泰州市基建工地出土的缺蓋「絞胎圓壺」。造型為直口，溜肩，圓鼓腹。壺在出土時破為幾塊，修復完整，故而可以從剖面看到製作工藝。壺的製作工藝是，先分別做好口沿、腹部、流、把手、圈足，流的內口為單孔，腹部和流的內胎是磚紅色的紫砂泥，外部再貼上一層赭紅、淺黃二色相間的薄絞胎泥，壺把、口沿和圈足部位未貼絞胎泥，外層罩透明釉，壺腹部施釉至三分之二處，入窯燒成。未貼絞胎泥的部位，胎土中有銀光閃閃的細小石英顆粒，在圈足外壁比較明顯。
絞胎陶瓷器始燒於唐代，產地主要在山西、河南和陝西一帶，唐代以後幾乎不見。明代的絞胎紫砂器很少，清代幾乎沒有發現。這件紫砂壺的出土，豐富了明代紫砂壺的品種。
河北省正定縣清順治七年(1650) 梁維本墓出土的「陳用卿制款圓壺」。此壺以紫泥為胎，練泥甚精，呈色紫褐帶黃調，燒結適中，毫無射釉火疵，器表顆粒隱現，呈輕微石榴皮效果，胎中摻有黃、褐深淺細粒熟料。造工極精，使用工具繁多，與今日宜興紫砂名家之作庶幾無異，無疑地，此壺展現了晚明清初制壺工藝的極高水平。壺底陰刻「陳用卿制」四字二行楷書款，佈局大方，字體工整，刀法遒勁有力，稜角分明。
周高起《陽羨茗壺系．雅流》載陳用卿：「式尚工緻，如蓮子、湯婆、缽盂、圓珠諸制，不規而圓，已極妍飾，款仿鐘太傅帖意。落墨拙，用刀工。」
又吳梅鼎《陽羨茗壺賦》：「尚彼渾成，僉曰用卿醇飾」，據此描述，用卿擅制圓器「不規而圓」，工藝精緻，渾然天成，「已極妍飾」，加上此壺款字的確頗有鍾繇《宣示表》帖意，「落墨拙，用刀工」，由上述條件看來，這件梁維本墓出土的圓壺應可確認為陳用卿晚期的標準器。
由此，筆者益加肯定了紫砂工藝在明代晚期已達到成熟階段，當時的時大彬、陳用卿等名陶巨匠，其工藝水平確已不遜於今日陶人。這也意謂著，以工藝水平作為宜興紫砂發展的參考，固然符合手工藝發展的歷史軌跡，但也應思考到，個別名家的巧手匠心會有出類拔萃，超前了整體制壺工藝水平的發展進程。
明代至清初的考古材料十分多元，限於時間，今天只能先介紹到此。下圖是幾本關於出土紫砂材料的專著，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自行研究，謝謝各位。
► 注：本文原發表於《紫泥藏珍——明清宜興窯器之美》 （臺北.唐人工藝.2008）並略作補充。
本期主講
黃健亮 (古谿)，1963年生於臺灣嘉義。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碩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徵集評審委員，臺北成陽基金會特聘研究員，江蘇宜興市陶瓷(紫砂)文化研究院學術顧問，唐人工藝出版社、《紫玉金砂》雜誌總編輯。
【主要著作】
《荊溪朱泥—明清宜興朱泥壺研究》《紫泥藏珍—明清宜興窯器之美》《紫砂名品》《明清紫砂藝術》等十餘冊。
【主要論文】
〈由考古材料略談紫砂研究的新啟示〉〈晚明紫砂工藝最重要的百年〉〈晚明至清初紫砂壺題刻初探〉〈南海沉船中的茶事訊息〉〈17-18世紀外銷歐洲紫砂壺的風格與特徵〉〈茶文化視野下的宜興貿易壺〉〈孟臣壺在清代工夫茶區的地位考述〉〈荊溪惠孟臣及其作坊再探—兼論孟臣家族成員工藝風格與作品特徵〉等十餘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