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拥有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过去的这几千年时间里，社会不断地发展，有的国家因为适应了社会的要求所以兴起，有的国家因为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而倾覆，国家发展是否跟上了社会的发展该如何判断？经济税收制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漫长的先秦时期里，九州大地上所实施的税收政策较是较为简单的人头税。武王建立周朝之后将天下划分为诸多小的诸侯国，将可以耕种的土地像一个"井"字一样分为九个部分，中间那一块属于天子的公田，诸侯国需要派人先耕种这一块土地，当公田耕种完毕，诸侯的人民就可以返回剩下八块当中属于诸侯的田地，耕种那一块土地。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人产生疑问，这样怎么可以说是人头税，不是把土地分成了九个部分吗？在当时的时代，农耕的工具极为简单，关于耕种的知识也极为有限，一些产量较大易于生存的粮食也未曾传入中国，简而言之就是生产力十分的低下，这个时候人力的因素就在食物的产量方面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先秦时期，一个国家人口的多少决定了这个国家国力是否强大。
鲁哀公曾经向孔子的一位学生有若请教：因为气候不好所以这一年国家的收成不好，都不够我的吃穿用度了，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若给出的答案是让他减少对于人民的赋税。鲁哀公很是惊讶：现在这点税收我都已经不够用了，再少那我岂不是更加不够？有若说只有百姓先富足了，你才能富足。
这一则记载于论语中的小故事，就告诉了我们在当时的税收制度之下，人口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可见当时的土地资源并不短缺，缺的只不过是去利用土地资源，把土地资源变成粮食的劳动力而已。
“商鞅变法”
春盛行百年的井田制度开始瓦解。面对国家财政的危机，许多的国家陆续开始变法。秋战国时期，周武王所建立的礼乐制度逐渐瓦解，强大的诸侯国逐渐崛起，百姓的分布不再平均，许多的人民愿意衣服强大的诸侯。
所以鲁国是第一个提出改革想法的国家，之所以是第一个，是因为鲁国的经济情况最为糟糕。鲁嘻公二十六年, 齐孝公曾经评论鲁国的情况 , 说是鲁国的房子里没有粮食贮存，鲁国的田地里面长满了野草。如果说仅仅是没有粮食贮存那可以理解，可为什么既没有粮食，又没有人在田中耕作？原因是鲁国以三桓为代表的贵族势力强大，甚至可以欺压鲁王，历史上昭公就曾经因为不堪忍受三桓的欺辱而跑到了别的国家。人民都跑去了他们的田地上，属于鲁王的公田因而就无人耕种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东门氏为首的王室贵族提出了改革：不再以单纯征收公田上的粮食为税，而是整合所有的土地，每年统计所有的收成之后取其中的十分之一作为王室要征收的税粮。这是后来实施了将近千年的"初税亩"首次出现。
虽然因为三桓的势力过于强大，鲁国的这一次变法以东门氏被驱逐而失败了。但是再往后百年，与这场变法拥有相同内核的变法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上，其中最为我们熟悉的就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这是秦国走向统一的重要一步，秦国地处关中，与太行山以东的国家相比较，它处于一个文化的边缘地带，在耕种土地的质量和文化方面都弱后于山东诸国。春秋晚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他虽然获得了东进的机会，但是依旧属于弱势地位，商鞅提倡的变法使得秦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地提升，这才有了后来秦王扫六合一统天下的壮举。
“轻徭薄赋”
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不断地增多，以秦国时期为基准的税法逐渐产生了弊端，早期思想家们简单的“轻徭薄赋”逐渐无法再解决国内的流民问题，农民的问题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秦王朝的覆灭给之后的汉帝国带来了深刻的反思，汉祚初立时期，汉高祖出行，偌大的长安城内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萧何平时上朝做的更是简陋的牛车。面对这样的局面，汉初的执政者们统一定下了减轻税收的政策。上文所说的初税亩，税率大概是在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到了秦朝末期，税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三分之二，汉初的税收一减再减：汉高祖时期税率是十五分之一，创下了历来的最低，文帝时期的税收取消了十三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多来自于民间有钱人家为获得爵位的捐赠。到了景帝时期恢复了税收更是低到了三十分之一。
但这只是处于秦汉早期的政策，越是往后，简单的放低税率就越行不通，因为土地开始被大的家族或者商人兼并，农民失去了土地，税率再低也无济于事。有能力的皇帝们为此大多颁布了平均土地的政策。
但是即使这样也只是使得危及的情况得到了缓和，中央和地主的关系一直无法得到彻底的解决。唐朝一开始所实施的便是均田制度和"租庸调"相互配合的税收制度，均田就是尽量让所有农民获得土地，租是上缴粮食，庸是可以用布匹等东西代替服役，调是非常时期临时增加每年去服役的时间。
但是到了安史之乱后，关陇地区的藩镇进一步崛起，大肆兼并土地，民间不少豪族也借机吞并了许多的土地，流民增多，中央财政再一次陷入危机，于是在唐德宗的时期，颁布了一条划分时代的税法：两税法。
顾名思义，就是将税收分为两部分，变成了一年在春秋两个季度收取两次税款，并且中央再退一步，将一部分本该属于中央的收入划给了地方的藩镇。
“摊丁入亩”
两税法是一次中央对于地方的妥协，但是时间线往后推，生产力人口不断上升，等到了明朝，这种类型的税法在此被时代所抛弃，于是便有了万历时期的张居正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制度。
张居正的想法是将原来分开征收的人头税以及土地税一起征收，雍正时期国家所推行的“摊丁入亩”，便是将户籍上所登记的人口要征收的税款并入土地税当中，最后交税的时候直接征收土地税。
二者的内核其实是一致的，这一制度的实行，使得许多丢失土地的农民减轻了经济负担，因为人头税的减轻，所以百姓愿意生育，人口提升后生产力增强；收税的标准再一次得到明细，征收税款的官员也因此失去了许多贪污的机会，综合下来，国家再一次变得繁荣。
结语：
几千年来中国的税收制度不断地变迁，但是主要都是在协调中央和地方，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所做的工作的目的不出防止土地兼并，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防止地方壮大威胁中央这三点。贤明有为的君主之所以能够被称贤明，大多是抱着以民为本的心态，投入精力去达到上述的三点。可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只有人民有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国家才能有所发展，关于税收的几次改革，也都是为了改善农民生活所进行的。
参考文献
《史记》
《资治通鉴》
《新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