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一部借宋朝故事來全面反映我國明代晚期中下層民眾生活的社會風俗畫卷。它以京杭大運河與黃河交匯地區社會生活為背景，展示了我國晚明社會豐富多彩的生活內容與民俗萬象。
《金瓶梅》是我國一部優秀的文人世情長篇小說，魯迅先生稱其開啟了"世情小說"的先河。因為是"世情小說"，所以它直言不諱地描寫了人們的種種慾望。在這種種慾望中，"食慾"佔據了很大的比重。小說的每個回目中幾乎都有飲食場面的描寫，全書中描寫宴飲、進餐、 飲茶等場面多達200餘處，出現的各類食品有200餘種。它所展示的都是大眾的、民間的、 市並的飲食文化，但越是民俗的、越是大眾的，就越是真實的。這就使得《金瓶梅》的飲食文化具有了不同尋常的價值和意義。
《金瓶梅》劇照
明代山東的飲食文化
《金瓶梅》故事發生地處於黃河中下游與京杭大運交匯的山東地區，粗獷、雄渾、豁達、壯美是山東人民的特點。在這種環境下，《金瓶梅》中顯示出來的飲食文化也與山東地區的審美保持了一致，方桌高椅、高杯粗盞、大碗酒肉屢見不鮮，餚撰豐滿實在，整個的燒豬頭、 燉豬蹄，整隻的雞鴨，成壇的美酒 ，無不具有豪放雄壯的風格。
大運河是古代南北溝通的大動脈，它不僅把南方的商品運到了北方，也把南方江浙一帶的精美細膩之風帶到了北方。處於運河邊上的山東地區飲食文化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南方的影響。 《金瓶梅》中出現的烹飪方法中，既有魯菜的煎、炒、 拌、炸、餾等手段，也有南方菜系的臘、 釀、扒、白切等手法。《金瓶梅》中的描述的山東地區，兼南北之地利，飲食文化在北方雄壯粗獷風格的基礎上，又吸收了江南的細緻優美，具南北交匯融合之美。
《金瓶梅》的環境背景是山東清河縣，歷史背景雖然被作者放到了北宋，但史學界一致認為其時代背景是萬曆年間。明代的山東是南來北往、東進西傳的紐帶，百貨雲集，各地餐飲雲集山東，經濟十分繁榮，也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明代社會
《金瓶梅》中的食品來自全國各地。有湖南的燻牛肉、四川的糟鵝肫、江蘇泰州的鴨蛋、江 浙一帶的冬筍、遼東的金蝦，甚至還有少數民族的羊灌腸和羊肉菜等等，種類繁多。書中還提到駝蹄、熊掌、猩唇、豹胎等山珍海味，令人眩目。就拿西門慶常用於宴請賓朋的鰣魚來說，它是"長江三鮮"之一，是明朝應天府的貢品。《金瓶梅》為我們展現了明代山東的飲食文化，也讓我們領略到了明代飲食的豐富多彩。
以西門慶為代表的商人飲食文化
《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從政近 30年，一生走南闖北，南北飲食習俗對他來說，無疑是順手拈來的小菜一碟。
小說第一回便描寫玉皇廟內西門慶等10人結拜兄弟時的酒席: "叫人把豬羊卸開，雞魚果品之類整理停當，俱是大碗大盤擺下兩桌。西門慶居於首席，其餘依此而坐，吳道官 側席相陪。。。在廟留連痛飲，散時也有二更多天氣"。書中的山東臨清縣，是當時全國十一個大鈔關之一，"由嘉靖中葉以抵於今，流風愈趨愈下，慣習驕吝，互尚荒佚，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珠豔色為盛禮" 。明代這裡經濟繁榮，人們消費慾望提高，對飲食方面也是更為講究。
《金瓶梅》劇照
西門慶家是一個集不法商人與小官宦於一體的家庭，並非世代簪纓之家。因此他家的宴飲帶著一定的市井普通人家風格。西門慶家的主食多以包子、饅頭、燒餅、麵條、餛飩、米粥為主，這都當時普通人家的常見主食。但是西門慶常與官府以及大商人打交道，所以在宴請這些人時，又極盡奢侈鋪張之風格。這些宴請中，不僅有美味佳餚、瓊槳玉液，還有伶人歌舞相伴，桌上也擺置一些插花裝飾，
"一筵之費，多至數十金；飾一時之現，須臾盡為棄物。"雖然自古就有"食色性也"之說，但明代自朱元璋始，一直是把理學奉為教化民眾的正統，並不提倡奢侈之風。《金瓶梅》以明代後期坊間閭巷的生活實際，向人們闡明正常的飲食之慾是人之本性，不僅不能滅，而且也不應滅；另一方面又通過對奢侈驕逸的描寫，批判過渡追求口腹之慾的可恥，揭示過渡縱慾必然會滅亡的深刻道理。
《金瓶梅》的可貴，就在作者敢於挑戰世俗，大膽將"色"與"食"交織起來，形象地詮釋"食色性也"。書中多次出現"香茶"一詞，這裡的香茶是指放置了春藥的茶。西門慶天天要吃"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潘金蓮給西門慶煮的茶，是用芝麻、鹽筍、慄絲、瓜仁、核桃仁煮成的，號稱"海青拿天鵝"。西門慶宴請朋友，最後總會有一道"聞著噴鼻香，吃了到口，猶如飴蜜，細 甜美味，不知甚物"的衣梅，這是將多種藥料和蜜煉製後滾在楊梅上，外用薄荷、橘葉包裹製成的美食。
書中還有很多帶著挑逗性的食物。王婆向西門慶推薦的"拖煎河漏子"、"軟巴子肉"都跟性有關，作者看似隨意，其實用心良苦。蘭陵笑笑生以"縱慾"嘲弄程朱理學，也以"縱慾"傷身勸誡世人。
明代魯菜與徽菜
山東菜又稱魯菜，講究食具、食禮、食法、食趣，是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全方位的立體的享受。《金瓶梅》可稱得上是明代山東市井食譜大全。
《金瓶梅》中，既有海參、鮑魚、對蝦、黃河鯉等魚菜常見食材，又有以爆、炒、燒、燴、 扒、拔絲等為特徵的魯菜烹飪手法。西門慶食用過的"螃蟹鮮"，是由"四十個大螃蟹，都是剔剝淨了的，裡邊釀著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兒、糰粉裹就，香油煠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 脆好食。"這道菜運用了剔、剝、釀、裹、煠、造等手法，巧妙別緻，層次多元，技法絕妙。小說中宋蕙蓮做的豬頭，只用一根柴禾，"那消一個時辰，把個豬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 五味俱全。"
《金瓶梅》中還出現過各種麵食點心，蒸餅、捲餅、 燒賣、包子、酥皮、烙餅、饅頭、餛飩、水餃應有盡有，各種茶飲也是極盡周全，既有綠茶、紅茶，也有各種果味茶、蔬菜茶，茶裡還可放鹽、芝麻、果子、芫荽、芝蔴，都體現了明代人對茶的創新。
《金瓶梅》的故事發生地在山東，但裡面的城鎮佈局、方言口語、建築園林、商業文化和飲食文化，都是以徽州為藍本的。所以《金瓶梅》不僅是山東飲食文化的反映，也是徽州飲食文化的代表。
中國地大物博，南北飲食習慣有著很大的差異。北方以麵食為主，南方以大米為主。西門家日常以大米為主食，且不在產糧的當地購買，而是要從千里迢迢之外的杭州用船運回來，作者用這種隱晦的描寫，反映的是明代徽州富商大賈奢侈的飲食文化。
徽州飲食文化中，禮儀繁瑣。拿壽筵來說，除了必備的壽麵、壽桃外，還要從頭到腳置辦新衣，每位來賓也要向主人送上包括壽酒和鞭炮在內的"四色禮"。西門慶為李瓶兒祝壽時，置辦的就是壽麵、壽桃、壽酒、織金新衣，"許多親朋都要來遞果盒酒、鞭炮紅服"，這些都與徽州的習俗一致。
在徽州飲食文化裡，酒宴分 "吃看桌席"和 "吃平頭席"。 "吃看桌席"規格較高，菜餚既能吃又能觀賞，席上的糕點鋪都製作成山水樓臺、壽星人物等景物。《金瓶梅》中，西門慶為了拍宋巡按、蔡御史的馬屁，"預備大桌面酒 席，擺二張吃看桌席，高頂方糖，定勝簇盤，十分齊整。"
西門慶家食用的大米都是"白生生的軟香稻粳米" ，愛吃的是"綠荳白米水飯"， 這是徽州地區用流行的用冷飯加綠豆加水煮成的稀飯。
在《金瓶梅》中，徽州的土特產出現頻率極高。《金瓶梅》第 52回寫到: "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尾冰湃的大鰣魚，一盒枇杷果。"這些都不是山東的出產，而是山谷眾多，溪流縱橫的徽州的特產。就其中的枇杷來說，萬曆年間徽州的三潭枇杷聞名全國，但枇杷不能長期保存，能運到山東非常不易，所以西門慶周圍的人對這種枇杷感到十分稀奇。鰣魚更是長江三大名魚之一，屬於海產魚類，春季到長江、珠江、錢塘江產卵。徽州處錢塘江上游，故出產鰣魚。但鰣魚產量低，出水即死，也極易變質，所以書中應伯爵說: "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
飲食文化與理教的關係
晚明是一個放縱的時代，"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糜相高"。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贄公開宣稱: "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是真邇言也。"
在所有的慾望中，食與色聯繫最為密切。《金瓶梅》中總是把飲食與放縱緊密相連，西門慶玩弄女性時，常伴有美酒佳餚。西門慶與潘金蓮勾搭成奸，便是"三鍾酒下肚，烘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 ；勾搭李瓶兒 也是"安排一桌齊整酒餚果菜，壺內滿貯香醪，你一杯，我一盞吃來吃去，吃的婦人眉黛低橫，秋波斜視。"
《金瓶梅》開頭便議論了"酒色財氣"四者之間的關係，在《金瓶梅》中，無論是行賄受賄，還是經商買賣，都離不開吃喝。在"西門慶枉法受贓"這一回中，西門慶收了苗青一千兩銀子幫其脫罪，於是將夏提刑請到家中，
"擺下各樣雞、蹄、鵝、鴨、鮮魚，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鐘兒，銀臺盤 兒，慢慢斟勸。飲酒中間，西門慶方提起苗青的事來"。晚明社會的現實與小說中是一致的。飲食與權力、財色通過慾望自然而然地聯繫在一起。當時的商品經濟雖然有所發展，但在權力面前，商人的地位還是較低的。晚明社會的許多方面雖然已經發生了變 化，但像飲食禮儀這樣一些由來已久的行為規範， 卻還繼續為人們所遵循，即使如西門慶之流也不 能例外。
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從禁慾到節制、又從節制到縱慾的演進過程。以"縱慾"的描寫去批判"縱慾"的《金瓶梅》，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代人生哲學的演進和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的變化，其中也包含了對理學深刻的批判。封建文人的飲食文化，不僅重視食物的色香味形，而且強調禮制法度，在飲食過程中體現文人的審美情趣、道德觀念、價值標準。
《紅樓夢》中也有大量的"色"與"食"並寫，但的目的並不是對"縱慾"津津樂道，而是辛辣嘲諷腐朽的封建貴族寡廉鮮恥，預示著他們的必然滅亡。《紅樓夢》中的宴飲是用來顯示人物性格、表達作者的愛憎，通過"四大家族"的餐飲文化，表現賈府盛極而衰的巨大反差。《紅樓夢》是愛情的夢，也是飲食的夢。
飲食文化中"欲與理"的矛盾衝突
《金瓶梅》的成書時間不晚於萬曆中期，此時正是王學左派思潮盛行的時期。我們不難發現王學左派所給予《金瓶梅》的影響。《金瓶梅》立意是"獨罪財色"，但又流露出對人的主體意識的肯定和讚賞，這正是王學左派思想的具體具體表現。
“王學”強調人的主體意識，主體意識便包括了人的慾望。《金瓶梅》受到王學左派的影響，看到了人的主體意識、人的慾望的強盛，展示了"欲與理"的矛盾，這是文學創作中的一種突破，因為它赤裸裸地將人們本性中的原始慾望挖掘了出來。但對這種慾望如何認識和處理，《金瓶梅》又退回到了傳統倫理道德的樊籬之中，顯示出了很大的侷限性。
王學思想強調人的個體人格平等、尊嚴和獨立，提出了"尊身立本"之說: "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須道尊身尊，才是至善。"王學對人的價值高度重視，維護個人生存的權利、人格的尊嚴，認為"人之好貪財色，皆自性生。其一時之所為，實是天機所發，不可壅閼之。" 這種思想肯定人的自然性情，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看成是平等，主張把人們從嚴酷的傳統和名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也就是"不必矯情，不必違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是為真佛。酒色財氣，一切不礙。"
蘭陵笑笑生寫作《金瓶梅》的前後，正是中國飲食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金瓶梅》描述的明末廣大中下層市民的飲食狀況，是蘭陵笑笑生用來託物寄情的道具，它肯定了慾望的合理性，表現出獨特的美學風格，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也具有一定的時代積極意義。
